袁方 安凡所

[摘 要]基于广东省2014年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示范效应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民工消费水平。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示范效应对消费水平较低和消费水平较高农民工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消费水平的农民工影响有限。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包括：正确引导示范效应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农民工消费。此外，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升受教育水平和增加进城务工年数对农民工消费的促进效应值得关注。

[关键词]示范效应;农民工;消费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解释中国农民工消费行为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农民工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0; 胡秋阳， 2012）。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数据，2017年农民工总人数达到28652万人，收入和消费也保持平稳增长。农民工正凭借自身实力成为拉动消费的生力军，成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引擎。

农民工因身处于城乡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其消费行为较农民或市民更为复杂。城市的消费观念和方式对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农民工通过不断学习、模仿城市人的消费方式和习惯，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外表，淡化自己与城里人的社会差异，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自我认同”。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他们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更容易受到城市同龄人示范性消费的影响（闫超， 2012）。参照群体的示范作用传递了某种认同框架（Merton， 1968），最终表现为新的消费行为。因此，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研究农民工消费行为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将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示范效应对农民工消费行为有何影响？第二，对不同消费层次农民工消费的边际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2 文献回顾

示范效应的定义可以追溯到杜森贝里的消费理论（Duesenberry， 1949）。杜森贝里指出，消费高品质商品成为个体获得自尊感（self-esteem）的重要途径。个体会试图和富裕邻居保持同等的生活方式或生活品质。因此，个体如果与以前相比进入一个新的社区，开始频繁接触更高品质的商品，会导致个体消费支出的增加。杜森贝里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消费的“示范效应”。之后的国外经济学者对示范效应的含义和成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主要从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地位寻求（status seeking）来解释为何个体消费会受周围群体消费的影响。其中，以R. Easterlin为代表的学者从社会比较理论出发，探讨相对收入或相对消费对个体效用的影响。Easterlin （1974）和Kahneman et al. （1999）认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与他们的相对经济地位（而非绝对经济地位）联系更紧密。Solnick and Hemenway （1998） 研究发现，受调查者愿意接受降低个人收入作为代价，以换取他们在全社会收入分布中排名的上升。Brekke and Howarth （2002）认为人们对相对消费的关心与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象征互动理论（Dittmar， 1992）有着紧密联系，根据象征互动理论，商品引发的满意度取决于个体所生活的社区附加给它们的意义。特别是在一个富裕社会，需要更高的消费水平来达到一个有利的自我形象或者融入周围的人群。以F. Hirsch和R. Frank为代表的学者从地位寻求的角度出发，研究消费的示范效应。Hirsch（1976）认为，随着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大的消费比重是用于社会方面。Hirsch所关心的社会方面的消费是用于地位寻求的消费，人们使用消费作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Frank（1999）收集了多种奢侈消费的例子，发现在美国越来越大的消费比重流向高端商品和服务。随着社会整体收入的提升，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关心程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贫穷社会，急迫的需求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随着物质商品越来越丰富，基本需要满足了，人们开始相对更多地在意他们的社会位置和相对经济地位。人们渴望高的社会地位，地位只有通过物质财富的展示被加强，因此低階层的人有动力通过效仿高阶层实现更高的社会地位（Bagwell and Bernheim， 1996）。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一方面为了与他人进行比较时获得更有利的自我形象，会努力提高自身与他人的相对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会主动效仿高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因此可以推断城市示范效应对农民工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在现实中，示范效应具有不同的维度，比理论模型中的情况更加复杂。Knell（1999）指出，根据比较的对象不同，示范效应可以划分为“阶层内部的比较”“向上的比较”“全社会的比较”。阶层内部的比较是和同等阶层的人进行比较，向上的比较是和更高阶层的人进行比较，而全社会的比较是和社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消费的示范效应进行了研究。周建和杨秀祯（2009）利用1981-2006年农村消费支出结构数据，通过结构突变诊断发现，农村消费行为中存在显著的城乡联动机制，城镇对农村消费行为存在显著的示范性影响。易行健等（2012）利用2000-2010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农村总消费受到的来自城市的示范效应相当显著，城市收入差距对总消费水平的示范效应起反向作用。郭亚帆和曹景林（2015）利用2002-2012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外部示范效应，地区间农村居民在消费方面存在内部示范效应，且高收入地区的内外部示范效应最大。

3 数据和模型

3.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数据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在2014年假期间调查完成，调查共涉及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汕头、中山、惠州、梅州等12个城市。每个城市的调查样本数根据2013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各城市人口数按比例确定。调查主要在受访者的居住处、工作地点、火车站或汽车站等地点进行，采取随机偶遇的方式进行抽样。最终获得765份有效农民工调查样本。

表1是描述性统计数据，可发现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有： （1）从个人特征来看，农民工中男性偏多，占62%，平均年龄为29.31岁，其中47%已婚。（2）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为初中水平。拥有中级和高级技能比例较低，平均进城打工年数为7.61年。（3）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3594.05元，月平均消费为1639.36元。（4）预防性保障方面较差，其中仅有55%的农民工享受带薪休假，74%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3.2 模型建立与变量设置

建立计量方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lnCi表示第i个农民工月均消费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Demonstration表示示范效应，本文借鉴Knell（1999）的思想，采用市民消费度量对农民工的示范效应，即本文采用农民工所在市的城镇居民的月均消费的对数来度量。此外本文还设置了收入、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进城年数、劳动合同以及带薪休假等一系列控制变量，用Control表示。ε是随机扰动项。

4 回归分析

OLS回归结果见表2的第（1）列。从系数显著性看，模型选定的核心解释变量“示范效应”的系数为0.364，且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市民消费习惯将有效促进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进城务工年数均对农民工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受教育水平和增加进城务工年数均会促进农民工消费。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示范效应对消费的边际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升，先减少后上升。这表明，示范效应对消费水平较低和消费水平较高农民工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消费水平的农民工影响有限。我们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差距较大，通过学习或模仿城市居民消费以缩小差距。消费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往往拥有较高的收入，有能力也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受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更大。

在控制变量方面，随着消费分位点的提升，收入对农民工消费的边际影响逐渐增加，由10%分位点的0.141增加到50%分位点的0.423和90%分位点的0.577，这说明收入对消费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更大。进城年数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随着消费分位点的提升，进城年数对农民工消费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由10%分位点的0.039减少到50%分位点的0.027和90%分位点的0.022。这意味着在城市务工经验对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影响更大。

5 结论与评述

本文使用2014年广东省12个城市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示范效应对农民工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研究发现：示范效应有利于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升。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示范效应对消费水平较低和消费水平较高农民工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消费水平的农民工影响有限。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进城务工年数均对农民工消费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和启示：正确引导示范效应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农民工消费。此外，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升受教育水平和增加进城务工年数对农民工消费的促进效应也值得关注。

当然，本文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首先，本文采用的数据结构为横截面数据，未来将寻找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以期获得更稳健的结论。其次，本文主要研究示范效应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将探讨对各消费项目的影响及差异。最后，如果能够在更长的时间维度获取农民工在进城之前的消费数据，将有助于更准确深刻地理解其消费行为的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陈昌盛，许召元，等.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06）.

[2] 郭亚帆，曹景林.农村居民消费内外部示范效应研究[J].财贸研究，2015（03）.

[3] 胡秋阳.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基于浙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管理世界，2012（03）.

[4] 闫超.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炫耀性消费行为影响机理研究[D].吉林大学，2012.

[5] 易行健，吴庆源，杨碧云.收入差距与消费行为的城乡示范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06）.

[6] 周建，杨秀祯.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9（01）.

[7] B. Douglas Bernheim，Laurie Simon Hodrick. Veblen effects in a theory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86（3）， 349-373.

[8] Brekke， K. A.， and Howarth， R. B.， Status，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goods as symbols in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

[9] Dittmar， H. Perceived material wealth and first impression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2，31（4）， 379-391.

[10] FR.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by J. S. Duesenberg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11]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J].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1974， 89， 89-125.

[12] Frank， R.H.， Luxury fever， why money fails to satisfy in an era of exces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3] Hirsch， F.， Social Limits to Growth[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4] Kahneman， D.， Diener， E.， and Schwarz， N. （Eds.）， Well-being：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M].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15] Knell， M.， Social comparisons， inequalit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9， 664-695.

[16] Merton， R.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17] Solnick， S. J. and Hemenway， D.， 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8， 37（3）， 373-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