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志强

内容提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大暢，《莊子》作爲三玄之一，受到了空前的關注，爲其作注者不乏其人，同時集注《莊子》之作也開始出現。撰於東晉中期的徐邈《莊子集音》是今可知較早的集注《莊子》之作，惜其唐時已亡，所幸敦煌寫本中存有三個殘卷，可考知其體例。撰於陳隋之交的陸德明《莊子音義》是今可見唐前唯一一部完整的集注《莊子》之作，也是魏晉南北朝《莊子》注集大成之作。通過徐邈《莊子集音》與陸德明《莊子音義》文本的比對可發現，《莊子集音》在《莊子》注的選擇、體例、音注等方面對《莊子音義》影響很大，而《莊子音義》則在經文、注文、版本考訂等方面進行了較大的創新，最終替代《莊子集音》，成爲後世流傳的唯一一部唐前集注《莊子》之作。

關鍵詞 徐邈 陸德明 莊子集音 莊子音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風大暢，《莊子》作爲三玄之一，也受到了空前的關注，爲其作注者不乏其人。據《世説新語》記載，“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1)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6頁。，可知在向秀之前，爲《莊子》作注者已有數十家，然除崔譔外，其名均已不可考。向秀已降，注者日多，集注《莊子》之作也開始出現，撰於東晉初的李頤《莊子集解》是今可知最早的集注《莊子》之作，然該書亡於唐時，其體例全不可考。東晉中期，徐邈所撰《莊子集音》亦是集注《莊子》之作，然亦亡於唐時，所幸敦煌寫本中存有三個殘卷，可藉以考知該書之體例。入南朝之後，《莊子》注者日多，陳隋之交，陸德明所撰《莊子音義》集衆家音義之大成，從而流傳至今，許多今不傳之《莊子》注多賴此存有部分佚文。

徐邈(344—397)，字仙民，東莞姑幕(今山東莒縣)人，東晉著名經師，撰有《五經音》《春秋穀梁傳義》《論語音》《老子音》《莊子音》《莊子集音》等。徐邈《莊子集音》，《隋書·經籍志》曾著録，至《舊唐書·經籍志》已不著録，而《舊唐書·經籍志》乃删削唐開元十年(722)毋煚《古今書録》而成，《古今書録》又是删削唐開元九年成書的《群書四部録》而成，可見唐玄宗開元時期此書或已不存。所幸敦煌寫本中發現該書三個殘卷，即法藏敦煌寫本伯3602號、英藏敦煌寫本斯6256號、法藏敦煌寫本伯4058B號，後兩者均殘損嚴重，完整之行不多，故本文主要以伯3602號寫本爲據。伯3602號寫本存《馬蹄》《胠篋》篇全部、《駢拇》篇大部及《在宥》篇小部，共71行。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録》定其爲陸德明《莊子音義》(2)參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53～254頁。，然該書與《莊子音義》在體例上差别甚大，絶非陸氏《莊子音義》，後日本學者小島祐馬、寺岡龍含、阪井健一及我國學者許建平(3)參見[日] 小島祐馬《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録(一)》，載《支那學》第5卷第5號，1939年。[日] 阪井健一《敦煌出土莊子音義寫本殘卷(ペリオ三六二)と經典釋文音義との比較考察》，載日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紀要》十五號，1973年。許建平《伯三六二殘卷作者考》，載《文史》第40輯，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77～183頁。等先後獨立考證出其作者非陸德明，而是徐邈，所不同者乃日本學者小島祐馬先生認爲其乃徐邈《莊子音》，許建平先生認爲其乃《莊子集音》。考之殘卷乃集注《莊子》之作，《莊子集音》之説更爲符合實際，似可成爲定論。陸德明，字元朗，生卒年不詳，據《序文》可知《經典釋文》始撰於陳至德元年(583)，而成書時間則争議較大，然去始撰之年當不過遠。

同爲集注《莊子》之作，徐邈《莊子集音》(以下簡稱《集音》)撰於東晉中期，陸德明《莊子音義》(以下簡稱《音義》)撰於陳隋之際，前後相差二百餘年，那麽陸氏在創作《音義》時是否曾參考過《集音》呢？經考察，陸氏確實參考過《集音》，雖然其《經典釋文叙録》中只列徐邈《莊子音》，未列《集音》。陸氏《讓王》篇注云：

簒： 初患反。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於塵務之爲弊也；其次者雖復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道尚高，而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録之，於義無當也。”(4)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宋元遞修本，第1565頁。以下所引《莊子音義》皆出此本。

此舊《集音》當指徐邈《莊子集音》，也是今可知唐前唯一一部《莊子集音》，可知陸氏《經典釋文叙録》雖未列《集音》，然實參考了《集音》。

一、 《集音》對《音義》的影響

既然陸氏在創作《音義》時曾參考了《集音》，那麽同爲集注《莊子》之作，《集音》在哪些方面影響到了《音義》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通過把《集音》與《音義》進行文本的比對，筆者發現《集音》的確對《音義》有較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二者所徵引的《莊子》注大體相似。

徐邈創作《集音》之時，《莊子》注者尚少，據《經典釋文叙録》《隋書·經籍志》《晉書》等記載，今可知其能見到的《莊子》注有崔譔《莊子注》、司馬彪《莊子注》、向秀《莊子注》、郭象《莊子注》、張諶《莊子注》、盧諶《莊子注》、李軌《莊子音》、李頤《莊子集解》等(5)案，單篇注未計算在内，如支遁《逍遥遊注》等。，徐氏於其中只取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軌、李頤六家，其中李軌、李頤均屬時人，可知徐氏不薄古今。而陸氏創作《音義》之時，上據《集音》之作已曆二百餘年，此間《莊子》注者日多，見載於《隋書·經籍志》《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南史》等書的，除上述外還有王叔之《莊子義疏》、祖沖之《莊子義》、伏曼容《莊子義》、沈驎士《莊子内篇訓》、賀瑒《莊子講疏》、簡文帝《莊子義》、庾曼倩《莊老義疏》、周弘正《莊子疏》、張譏《莊子内篇義》《莊子外篇義》《莊子雜篇義》等。然而陸氏於其中只取王叔之、簡文帝二家，且二家之注僅有113條，在整本書中所占比重極小。

值得注意的是陸氏不取劉宋以來《莊子》注並非厚古薄今，從《經典釋文》全書來看，陸氏徵引南北朝各家經傳之注爲數不少，其中亦不乏時人，如由梁入北周的大儒沈重(500—583)，《經典釋文》徵引有其《詩音》《周禮音》《禮記音》，可見陸氏《經典釋文》亦不薄古今。另外陸氏就學於周弘正，周氏長於老莊之學，撰有《老子講疏》《莊子疏》，並以此教授弟子，其弟子借以成名者亦爲數不少，在當時影響很大，而陸氏《經典釋文叙録》只提及《老子講疏》，卻不及《莊子疏》。又自曹魏以迄陳隋，隨着漢語讀音的變化，聲韻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周祖謨先生《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云：“就韻部的分合而論，可以劃分爲兩個時期： 魏晉宋是一個時期，齊梁陳是一個時期。……這段時間内(指魏晉宋)，韻部的類别既不同於兩漢，也不同於齊梁，在音韻史上是一個承前啓後的時期。”(6)周祖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載羅常培、周祖謨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3頁。可見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讀音一直在變化，聲韻也一直在變化。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軌、李頤、徐邈都屬魏晉人，此時之音韻與陳隋時期之音韻均有較大的差别，而齊梁時期的音韻則基本同於陳隋時期。然而《音義》作爲審音之作，與其讀音接近的齊梁音注只取梁簡文帝一家，且數量極少，卻多取與其讀音差别較大的魏晉音注，這是没有絲毫道理的。反觀《經典釋文》的其他十三經，卻多有齊梁音注，可知《音義》在此一點上與其他衆經差别較大。爲何《音義》在這一點上與衆經差别較大呢？筆者以爲徐邈的《集音》的影響當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爲《集音》已集此前衆家之音義，陸氏便以此爲藍本，又參考衆家音義原本，重新審音，希望作出一個能代替《集音》的著作，故徐邈身後的齊梁時期的《莊子》注很少被采納進來。

(2) 二者都以郭象本《莊子》爲底本，並在體例上，均先列音，後注義，還往往把自己的音注置首，此後列别家的音注，最後列義注。

《經典釋文叙録》云“徐仙民、李弘範作音，皆依郭本。(今)以郭爲主”(7)陸德明《經典釋文》，第67頁。，可知二者所用版本皆是郭本，這也可從《集音》與《音義》的經文中得到證實。《集音》與《音義》的《駢拇》篇經文中均有“檮杌”、“鶉”、“禿”、“異號”、“欻”七字，此七字不見於今本《莊子》，卻見於郭象注。如郭注云：“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8)莊子撰，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注疏》，《中華國學文庫》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72頁。以下所引《莊子註疏》皆出此本。郭象此注本爲解釋“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9)莊子撰，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注疏》，第172頁。，故不存在此句原爲經文，後誤爲注文的可能性。那麽便只能有兩種解釋： 一是徐、陸二人所據之郭本均將此注文誤爲經文；二是此七字經文乃陸氏襲自《集音》。而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二者不僅所據版本相同，體例亦相似，即均先列己之音注，後列别家音注，最後列别家義注。如《集音》云：

曼： 武旦。郭武諫。李頤曰：“介倪猶俾倪也。闉，曲也。鷙，桎也。曼，突也。”司馬曰：“言曲於枙，以枑突也。”(1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

《音義》云：

曼： 武半反。郭“武諫反”。李云：“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崔云：“闉扼鷙曼，距扼頓遲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11)陸德明《經典釋文》，第1466頁。

對讀可知，二者均先列己之音注，後列郭象音注，最後列李頤與司馬彪的義注，只不過《音義》比《集音》多出一個崔注，一個無名氏注，其體例實際上是一致的。然而《集音》與《音義》並非所有的注文均是己之音注、别家音注、别家義注齊備，實際上這三者都有的例子是比較少的，大部分是缺其中的一個或兩個，但依然遵循先己之音注、後别家音注、最後别家義注的體例，如《集音》云：

鑠： 音藥。郭、李“詩灼反”。(12)《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册，第63頁。

《音義》云：

鑠絶： 郭、李“詩灼反”。向、徐音藥。崔云：“燒斷之也。”(13)陸德明《經典釋文》，第1469頁。

對於“鑠”之注釋，《集音》没有義注，《音義》没有己之音注，然二者體例未亂，所不同者僅在於二者徵引的繁簡、數量有差異。

(3) 在音注方面，徐音對陸氏影響很大。

《集音》雖爲集音而作，但從殘卷可知，其徵引各家音注較少，遠遠少於徐邈自己的音注。據統計，殘卷有音注的單詞爲163個，徐邈有165條音切，而僅徵引郭音24條，李軌音27條，崔、向、司馬、李頤之音則無一條引及。郭、李之音共51條，不及徐音三分之一，可知《集音》的重點仍是徐音。那麽陸德明是如何對待《集音》中這些爲數衆多的徐邈音切的呢？

首先，徐音在《音義》中的地位非常特殊，陸氏常常把徐音置於衆音之前。在《集音》中，徐音毫無疑問是位於衆家注之前，而在《音義》中，陸音也毫無疑問是位於衆家音注之前的，然除陸音外，絶大部分的徐音都是位於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軌(頤)音注之前的。據統計，在有徐音的432條注釋中，可分爲四種情況： 第一，先陸音，後徐音，然後衆家音義，共有195條，占比45.1%；第二，無陸音，僅有徐音，共有42條，占比9.7%；第三，無陸音，徐音位於衆家之前，共有124條，占比28.7%；第四，徐音分布没有規則，共有71條，占比16.5%。徐邈於衆人之中並非年代最早，然而卻在其音注出現的432個條目之中，有83.5%的音注是位於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軌(頤)音注之前的，可見陸氏是非常重視徐音的，故往往將其音注置於衆家之上，這其中《集音》的影響當是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陸音襲用徐音的比例非常的高。從徐邈到陸德明，期間已歷二百餘年，聲韻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陸氏已注意到了這種現象，故其在《條例》中云：“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餤’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爲‘猛’。”(14)同上，第5頁。因古今音韻有變，故需重新審定，然終有一些音韻屬於變化不大者，故陸氏《條例》中云：“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既遵承，標之於首。”(15)陸德明《經典釋文》，第4頁。若前儒有合理之音，陸氏便會遵循，並標之於首，故對於徐邈的音切，陸氏只要認爲是合理的便會遵循。經考察，殘卷共有音注之字163個(16)案，音注無法識别者或不完整者不計在内。，其中有41個字陸氏未有音注，雙方共有音注的字爲122個，其中陸音完全襲用徐音的有53條，占比43.4%，具體如下：

經文集音音義經文集音音義經文集音音義1. 黼甫音甫2. 黻弗音弗3. 煌音皇音皇4. 杌元①音兀5. 啼音提音提6. 呴況於反況於反7. 音墨音墨8. 索希各反希各反9. 撓而小反而小反10. 挾音協音協11. 策又作策12. 樂音洛音洛13. 羈居宜反居宜反14. 踶直氏反直氏反15. 跂五②氏反丘氏反16. 澶徒旦反徒旦反17. 摘勑反勑反18. 犧羲音羲19. 闉因因20. 滕徒登徒登反21. 緘古咸古減反③22. 罟古古23. 蹠之石之石反24. 邯寒音寒25. 殫丹音丹26. 倕垂音垂27. 贏盈音盈28. 糧良音良29. 削七妙七妙反30. 罘浮浮31. 解苦懈反苦懈反32. 隳許規許規反33. 耎耳轉耳轉反34. 肖消音消35. 鷙勑二反勑二反36. 跪其詭其詭反37. 女音汝音汝38. 攖於營反於營反39. 劌居衛反居衛反40. 股古音古41. 讙歡音歡42. 峗音危音危43. 施以智反以智反44. 鈐斤音斤45. 鋸據音據46. 椎直追反直追反47. 決苦穴反苦穴反48. 脊音藉音藉49. 嵁苦巌反苦巌反50. 枕之鳩④之鴆反51. 離力氏□力氏反52. 跂丘氏丘氏反53. 嗃許交反許交反①②③④案,“元”爲“兀”之誤。案,“五”爲“丘”之誤。案,“減”爲“咸”之誤,《天運》篇亦有“緘”字之陸注,作“古咸反”,可知此處之“減”原當爲“咸”。案,“鳩”爲“鴆”之誤。

據此可見，陸氏對徐音非常重視，竟有43. 4%的音乃是直接襲用徐音。

另外，古人早期反切用字都是非常隨意的，每個人由於用字習慣的不同，其音切所選擇的用字亦往往不同。陸氏除了直接襲用徐音外，還有24條屬於反切上字或下字襲用徐音，另一字稍有改造，然而聲韻完全没有差别者，這也可以看出徐音對陸音的影響，具體如下：

經文集音音義備 註經文集音音義備 註1. 累力彼劣彼反力、劣同爲來鈕2. 脛胡定反形定反胡、形同爲匣鈕3. 嚻許喬反許橋反喬、橋同爲宵韻4. 秃菟木反吐木反菟、吐同爲透鈕5. 馽丁立反丁邑反立、邑同爲緝韻6. 皁在老反才老反在、才同爲從鈕7. 窺去知反去規反知、規同爲支韻8. 蹩扶結反步結反扶、步同爲並鈕9. 薜蘇結反悉結反蘇、悉同爲心鈕10. 篋口協苦協反口、苦同爲溪鈕11. 匱巨位其位反巨、其同爲群鈕12. 耨奴豆反乃豆反奴、乃同爲泥鈕13. 矯己表居表反己、居同爲見鈕14. 擿治赤反持赤反治、持同爲澄鈕15. 頡胡結户結反胡、户同爲匣鈕16. 垢苦遘反苦豆反遘、豆同爲候韻17. 施始智始豉反智、豉同爲寘韻18. 瘁在遂反在季反遂、季同爲至韻19. 卓勑學敕角反學、角同爲覺韻20. 累力僞反劣僞反力、劣同爲來鈕21. 胈扶末反畔末反扶、畔同爲並鈕22. 兜都侯丁侯反都、丁同爲端鈕23. 桁胡剛户剛反胡、户同爲匣鈕24. 枘而鋭人鋭反而、人同爲日鈕

由以上兩表可看出，陸氏對徐音非常重視，在二者共有音注的122個字詞中，有53條直接襲用徐音，有24條屬於反切上字或下字用字不同，然聲韻卻没有任何差别，二者共77條，占比可達61.1%，可見徐音對陸音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綜上所述，同爲集注《莊子》之作，《集音》在前，陸氏在創作《音義》又曾參考了《集音》，二者均以郭本爲據，所徵引《莊子》注數量大體相似，體例上也有較多相似之處，而《音義》在音注上則大量襲用徐音，凡此種種都説明陸氏對《集音》非常重視，其《音義》也較多地受到了《集音》的影響。

二、 陸氏《音義》之新變

面對徐氏《集音》，陸氏在受其影響較大的情況下，必須在各方面有所創新，這樣才能突出《音義》的價值。陸氏對此有清晰的認識，他有意識地克服《集音》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點，增加一些《集音》不足的東西，同時仔細審定音義，大量徵引前代經、史、子等方面材料，從而使之資料詳實，成爲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注中集大成之作，也是今可見唐前唯一一部完整的集注《莊子》之作。《音義》的新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經文上的變化。

《集音》與《音義》都以郭本《莊子》爲據，所據底本應差别不大，然二者取捨原則不同，使得二者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第一，《集音》經文多録全句，而《音義》經文多爲單個字詞。《集音》經文多録全句，只要該句中有需要出注的字詞，則全録該句，如此經文中便多出了許多毋須出注的單詞；《音義》則非爲如此，陸氏《條例》云：“舊音皆録經文全句，徒煩翰墨，今則各標篇章於上，摘字爲音，慮有相亂，方復具録。”(17)陸德明《經典釋文》，第4頁。《集音》便是舊音之一，在陸氏看來，經文全句皆録的做法乃徒費翰墨，於是他便采用新的注釋方法，即摘字爲音的方法，只列需要出注的單詞，只有碰到有可能會混淆的單詞時，才會出現不需要出注的單詞。如《馬蹄》篇“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皂棧”(18)郭慶藩《莊子集釋》，《新編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38頁。，《集音》云：

連之以羈： 居宜反。馽： 丁立反，李音述。夫馬一歲曰馽，唯馬絆之曰馽，各有義，不可相亂。字有疑似，故具列之者也。編： 甫連反。之以皂： 在老反。棧： 在簡反。司(馬)曰：“皂，櫪也。偏木作欞床曰棧，以禦濕。”(19)《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册，第62頁。

《音義》云：

羈： 居宜反，《廣雅》云勒也。馽： 丁邑反。徐丁立反，絆也。李音述。本或作馵，非也，馵，之樹反。司馬、向、崔本並作，向云：“馬氏音竦。”崔云：“絆前兩足也。”編之： 必然反。皂： 才老反，櫪也。一云槽也。崔云：“馬閑也。”棧： 士板反，徐在簡反，又士諫反。編木作靈似床曰棧，以禦濕也。崔云：“木棚也。”(20)陸德明《經典釋文》，第1464頁。

對讀可知，對於《馬蹄》中的這句話，《集音》全録，即使是不需出注的連詞“連之”、“以”，而《音義》則只列需要出注的字詞，不需出注的字詞則不録。兩書之經文多如此，據統計，在《集音》保存比較完整的《馬蹄》《胠篋》兩篇中，《馬蹄》篇共有48個條目，其中能連接成17句話(21)案，本文所采用的統計方法是凡有連詞能把兩個及以上的詞語連接起來，便計一個句子，另有雖不符合條件，但在原文中可單獨成句的也記一句，如“子胥糜”，雖無連詞，然句意完整，可視爲一個句子。，共涉及條目38個，僅有10個條目不能連接成句；《胠篋》篇中共有79個條目，其中能連接成30句話，共涉及條目65個，僅有14個條目無法連接成句。據此可知，摘字爲音的做法，《集音》亦有，然所占比例不大，其仍以全録經文爲主。反觀《音義》，《馬蹄》篇共有88個條目，僅能組成3個句子，共涉及5個條目；《胠篋》篇共有131個條目，僅能組成12個句子，共涉及24個條目，可知《音義》亦有全録經文者，然亦所占比例甚小。據此可知，《集音》經文的確多録全句，其優點是可讀性較强，然亦有徒費翰墨的缺點，而《音義》經文則多摘字爲音，其優點是節省篇幅，然卻不便於閲讀。

第二，從整體上看，《集音》經文簡省，《音義》則繁瑣。《集音》經文簡省主要表現在經文的數量上，以《馬蹄》篇爲例，《集音》有48個字詞，而《音義》則有88個字詞，幾乎是《集音》的兩倍。其實《音義》的繁瑣是陸氏有意爲之，其《條例》云“至於《莊》《老》，讀學者稀，故於此書微爲詳悉”(22)陸德明《經典釋文》，第4頁。，故許多徐氏不注的單詞陸氏俱出注，甚至會出現同一個字在不同篇目中多次出注。據統計，“惡”字“音烏”的音注在《音義》中出現了38次，“烏路反”的音注出現了47次，“知”字“音智”的音注出現了68次，“好”字“呼報反”的音注出現了43次，“治”字“直吏反”的音注出現了37次，“爲”字“於僞反”的音注出現了58次。據此可知，《集音》經注原則是簡省，其好處是節省篇幅，其缺點是有些需要出注的經文卻常不出注，而《音義》經注的原則是不避繁瑣，故有些經文前後重複出現，這就使得《音義》篇幅巨大，同時容量也更大，但有時會在徵引前人注釋時爲了就其體例不得不割裂前人之注釋。

第三，《集音》經文俗字衆多，《音義》則審定字詞，以正體字代俗字。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字的隸變導致了衆多的俗字的産生，如黄征先生所説“在小篆中，一個字一般就只有一個字形，而隸變的發生卻使得一個字變成了兩個或多個異體字，有的甚至於變成十幾個、幾十個異體字”(23)黄征《敦煌俗字典·前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再加上此時戰亂頻繁，國家長期分裂，統一漢字的工作一直未能進行，故大量俗字在此一時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莊子》文本亦不例外，《音義》中保存的崔譔、向秀、司馬彪等版本的異文也大多爲俗字，今可見敦煌《莊子》寫本亦多俗字。《集音》亦俗字衆多，以《馬蹄》篇爲例，二者異文如下(《集音》在前，《音義》在後)：

(2) 注文上的變化。

注文是《集音》與《音義》的主體，這也是二者價值所在。《集音》已經徵引有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軌、李頤六人的《莊子》注，那麽《音義》在亦徵引這六人《莊子》注之時，如何出新才是特色所在。從效果來看，陸氏找到了新的出路，這才使得《音義》成爲魏晉六朝《莊子》注集大成之作。《音義》的新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己注方面，《集音》以音注爲主，罕有義注，《音義》中義注的比例大大提高，音義之注釋更爲完備。《集音》以音注爲主，據統計，殘卷共有音注之詞163個，有音注165條，然而徐邈的義注卻只有一條，即“三苗，國名。三峗山，屬於秦州”(26)《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册，第63頁。。《音義》本爲審音而作，故音注仍是其重點，然義注的比例大大提高，以《馬蹄》篇爲例，該篇共有條目88條，其中陸没有音注和義注的有14條，有音無義的有54條，有音有義的有13條，有義無音的有7條，可知在陸有注文的74條之中，義注有20條，其義注比例比之《集音》已大大提高。

第二，在徵引前人注文方面，二者差異較大。《集音》與《音義》都徵引有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軌、李頤六人的《莊子》注，然二者對這六種《莊子》注的態度差異較大。據統計，《集音》殘卷徵引崔注6條(27)案，由於《集音》與《音義》體例不同，常有《集音》一條注文，《音義》則切割爲數條，故爲了統計的客觀性，本文將其精確到每一個字詞，凡有字詞有注，均計一條，合注則分别統計。，向注2條，司馬注55條，郭注24條，李頤注55條，李軌注29條，可見《集音》最重視司馬彪、郭象、李頤、李軌四位晉人的音注，而對曹魏時期的崔譔、向秀的注文則不重視，徵引條目甚少；而與殘卷對應的《音義》部分徵引崔注69條，向注34條，司馬注41條，郭注22條，李注66條，可見《音義》並不輕視崔譔、向秀二人之注。《集音》之所以如此，必是因爲崔、向二人之注不合己意，故徵引數目較少，而陸德明則有意識地使《音義》成爲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注集大成之作，故對崔、向二人之注均徵引較多。另外《集音》徵引崔、向、司馬、李頤四人之注全爲義注，無有音注，徵引郭、李軌二人注全爲音注，無有義注，而《音義》徵引六人之注則均有音有義，從而使全書音注、義注更加均衡。

第三，《集音》只徵引各家注文，極少引用文獻來補正注文，而《音義》則旁徵博引，保存下來大量今已亡佚之書的佚文。如《集音》云：

治埴： 市力反。司馬曰：“土之可以爲器。”(28)《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册，第62頁。

《音義》云：

埴： 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土可以爲陶器。”《尚書傳》云土黏曰埴。《釋名》云埴，職也。職音之食反。(29)陸德明《經典釋文》，第1464頁。

對讀可知，《集音》只徵引司馬彪注文，而《音義》還徵引有《尚書傳》《釋名》，以示其注文來之有據。據統計，《集音》殘卷只引書兩次，其中《淮南子》1次，《方言》1次，而與殘卷對應的《音義》則引有《尚書》《周禮》《爾雅》《廣雅》《史記》《淮南子》等書27種，其中《廣雅》一書便引用15次，《爾雅》及郭璞注引用6次，《淮南子》及許慎注引用5次，而其中如《字林》《字書》《通俗文》《三蒼》《漢令》《石氏星經》等書早佚，《音義》所引之佚文尤具價值。

(3) 《集音》不注各版本之異文，常有經注不對應之處，而《音義》則廣參諸本，注出並考訂各版本之異文。

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極爲流行，版本衆多，而此時書籍之傳播又全靠傳抄，故各版本之間不可避免便會産生許多異文。對於各版本之異文，《集音》並不出注，即使出現經注不對應的現象，《集音》亦不辨析，如：

細覽《集音》殘卷，僅有一處辨證異文之例，如其云：

馽： 丁邑反。徐“丁立反”，絆也。李音述。本或作馵，非也。馵，之樹反。司馬、向、崔本並作。向云：“馬氏音竦。”崔云：“絆前兩足也。”(36)陸德明《經典釋文》，第1464頁。

《音義》不僅指出“馵”字非，而且列出崔、向、司馬本異文“”。“”，《集韻》云“獸前絆謂之”(37)趙振鐸《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635頁。，與“馽”同義。《音義》中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據統計，《音義》共引有崔注507條，其中179條乃屬異文，另有6條共131字爲今本《莊子》所無；《音義》引有向注164條，其中29條乃屬異文，另有2條30字爲今本《莊子》所無，值得注意的是這29條異文有21條與崔本同，且多出今本的這兩段文字皆見崔本，可知向本與崔本關係密切；《音義》引有司馬注749條，其中91條乃屬異文。此外《音義》還有郭本異文4個，徐本異文3個，李本異文8個，簡文本異文8個，元嘉本異文33個。由以上數據可知，《音義》所注各版本異文數量很大，而幸賴陸氏當日曾廣校諸本，並將其成果寫進《音義》，我們今日才可以對這些《莊子》版本之文字有所了解。

另外《音義》所引版本異文對於我們考察今存古本《莊子》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宋元嘉本《莊子》，《音義》云：

而不相往來： 一本作“不相與往來”。檢元嘉中郭注本及崔、向永和中本並無“與”字。(38)陸德明《經典釋文》，第1470頁。

據此可知，宋元嘉(424—453)本《莊子》乃郭象注本《莊子》。王叔岷先生將其異文與日本高山寺本《莊子》殘卷進行對比後發現，高山寺本《莊子》便由元嘉本抄出，後混入一些成玄英疏文，但二者應屬於同一系統(39)可參見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載《諸子斠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49～558頁。。正是借助於《音義》所引元嘉本異文，我們對高山寺本《莊子》之來歷有了更清晰的認識，而此對於高山寺本《莊子》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上可知，同樣作爲集注《莊子》之作，《集音》在前，陸氏爲了突顯《音義》的價值，不得不作出一些變化，於是他采用摘字爲音的方法，大大增加了經文與各家注文的數量，並且考訂版本異文，旁徵博引經史子部文獻來補正注釋，使得《音義》成爲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注集大成之作。陸氏在《音義》上的這些創新，最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入唐以後，《集音》大約亡佚於初盛唐時期，《音義》則完整地保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