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 赵俊杰 何毓灵

【关键词】殷墟；石器研究；生产技术；遗址性质

【摘要】殷墟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石器，但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对于已经进入复杂社会阶段的殷商时期，石器的研究应当先利用多途径的推理方法，结合遗址内部情况确定石器的功能，然后“透石见人”，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社会的生产技术进行深入分析。殷墟王裕口南地遗址出土石器的研究为我们探究石器在生产技术分析、遗址功能和性质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一些参考。

一

在金属工具无法普及的殷商时期，石器因其原料易于获取且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而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首选工具，殷墟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石器。石器易于保存的特性与其在商代的大范围应用，使其极具学术意义，理应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性研究，然而在各类殷墟相关出版物中，石器的信息均较为简略，多是作为发掘报告的一部分，停留在简单的形制分析上，几乎不见有专门的著述。

相较于殷墟石器，济南大辛庄遗址商文化石器的研究较为丰富，有学者分别从石器的原料来源、分类、加工技术等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先民的人地关系[1—3]，这为我们研究殷墟石器提供了一些思路：商文化已经步入复杂的社会系统，石器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类工具，与当时的技术系统关系密切，而技术系统是研究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基础[4]。因此，对商晚期都城遗址出土石器的研究，除了关注其反映出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还可以将其放在社会化的生产系统中，结合遗址内部情况，对当时社会的生产与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了解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组织情况。

2009年3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位于殷墟西南部的王裕口南地遗址（下文简称“王裕口南地”）进行了发掘，发现殷墟时期的道路、祭祀坑、墓葬、房基等遗迹，出土石器1000余件，器类主要有磨石、斧、镰、锛、锄形器、刮削器、敲砸器等[5]，其丰富的内涵和准确的时空关系为殷墟石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下面就以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石器为例，浅谈殷墟石器在生产技术、遗址功能和性质等方面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二

1.石器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殷墟时期生产技术层面的问题

殷墟手工业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6]，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岳占伟、岳洪彬、刘煜等以陶模、陶范为研究对象，探讨殷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7—10]；李志鹏、孟宪武等着眼于殷墟制骨业，分析骨器种类和制骨工艺流程等[11—13]；唐际根从路网、水网的角度探讨殷墟手工业的整体布局[14]；何毓灵尝试讨论殷墟手工业的生产管理模式[15]；等等。虽然上述成果对于殷商时期生产技术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当我们从手工业的角度来分析殷商时期的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思想系统时，则需要对生产技术层面一些更加基础、更加具体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比如：如何确认哪些工具与手工业生产有关，具体的生产技术与工序如何，具体分工如何，与手工业无关的工具反映的是什么生产活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殷商时期社会系统的相关研究提供充分的考古证据，而石器作为殷商时期重要的工具，是探讨生产技术层面各种问题的重要对象。

生产工具功能的推定是生产技术研究的基础。对于石器功能的研究，我们更欣赏一种多链条的推理模式：通过对石器特征的观察与分类、使用痕迹分析、工艺设计分析等三方面的基础研究，推定石器的功能范围，然后以模拟实验研究、民族学材料佐证等来确定石器功能[16]，最终以石器功能为直接证据进一步分析当时的生产方式[17（]图一）。下面以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磨石为例，对这一推理模式进行具体说明。

初步统计，王裕口南地出土的磨石包括毛坯和残块在内，总量近600件（因一些客观原因，有少量的石器尚未编号登记，暂不计入其中），根据工作面的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型：

A型數量最多，计400余件，其中较完整的磨石约有330件。形制不规则，多通过打制卵石碎块成器，长度多在5～10厘米之间，最长不超过15厘米，质地以粗砂岩居多，石英岩次之。标本2009ATYT1544J11∶6，长8.6厘米，宽6.9厘米，厚6厘米，重428克（图二，1）。此型磨石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比较易于把握；二是磨面十分粗糙，使用平滑后即废弃不用。从其数量和特征来看，A型磨石的使用方式为手握式，由于其粗糙的磨面难以对器物进行精细的修制，故推测其是在进行较大磨耗时使用的。

B型初步统计约有160件。板状，厚度一般小于2厘米，多以粉砂岩为原料，风化和破碎得较为严重，磨面细腻，多有摩擦产生的凹痕。标本2009ATYT0944H482∶37，残，长6.5厘米，宽6.1厘米，厚1.5厘米，重81.5克（图二，2）。相较于A型磨石，B型磨石不易把握，背面一般不修理，比较粗糙，推测可能是为了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而细腻的磨面则显示出这样一种工作场景：手握加工对象，在磨石上进行精细的磨制。

C型数量较少，不足20件。形制不规则，长度在10厘米左右，多以砂岩为主，磨面较B型磨石略粗糙，磨面上有一道粗细较为均匀的长条形凹槽，凹槽内擦痕较长直，方向一致性较强。标本2009ATYT1545F7∶22，长7.8厘米，宽8.3厘米，厚1.7厘米，重129克（图二，3）。从工艺设计角度分析，长条形长槽更有利于控制加工对象的磨制路径，其规整的长条形磨痕也可以证明此点。故推测这种磨石可能是用来磨制修形的，其加工的对象需要对磨制方向有较好的控制。

虽然上述三种类型磨石最终加工对象和具体功用的确定还需要结合大量的微痕分析和实验数据进行研究，但通过上述分析过程，我们已可以初步确定这三种磨石是磨制或修整某些器物的重要一环，这可以为我们复原该遗址工具的加工技术与工艺流程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工艺流程分析与模拟实验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殷商时期生产效率、生产组织等相关问题，进而为了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标准化等提供有力证据，达到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生产研究中“透石见人”的目的。

2.石器的研究有助于遗址性质的推断

殷墟是晚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迁都于此的原因、都城的布局形式、管理制度等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而殷墟内各遗址功能和性质的判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殷墟内的遗址种类复杂多样，一些遗址的功能和性质还不是十分明确，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它们进行探析。

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单个遗址内功能区的划分。这种划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区、生活区和墓葬区的划分，而是关注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研究，还原当时的生产面貌，进而为断定遗址性质提供依据。从出土的考古材料来看，原生堆积（Primary Refuse，在本文中特指在生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原位堆积，未经过后来文化或自然的扰动，与其相对应的是次生堆积“Secondary Refuse”）与共出关系最具说服力[18]。但生产过程的原生堆积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因此一些看似有意义的共出关系因缺少了重要的背景关联而失去了直接推理的可能性。比如在王裕口南地的出土材料中，大量的磨石与骨料在灰坑中共出，在未明确灰坑的性质之前，我们不可能据此直接定性磨石是用来加工骨料的。因此，在缺少原生堆积信息的遗址内，功能区的划分还需更多的推理途径，石器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作坊类的遗址，通过对石质生产工具功能的研究复原其技术工艺的可能性在前文中已经得到肯定，而工艺流程所需的空间特征则可以结合发掘过程中的工作面信息进行推断，再以民族学和实验考古学佐证，与遗址空间特征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从而确认遗址的功能分区。

另一方面，我们要注重遗址内部各种遗物的关联分析。遗址功能区的划分是判断遗址性质最有力的证据，但判定遗址功能并不容易，而且有些遗址的功能并不是单一的，这些都为遗址的定性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遗址内部各遗存的关联性研究，即要关注遗址内各种遗物，特别是大量的石器、骨器等工具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关联意义。比如在过往的研究中有两个关于殷墟遗址性质的常见问题：殷墟内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如何？王裕口南地锄形器的发现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王裕口南地共发现6件殷墟时期的锄形器，除1件为陶制外，均为石质，形制大体都呈亚腰形，凸刃，刃部较钝厚，无明显使用痕迹，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如标本2009ATYT0945H382∶1，石灰岩质，长8.6厘米，宽5.2厘米，厚1.5厘米，重105克（图二，4）。这种器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山前遗址中也有发现，应是一种兼具劳动技能训练功能的儿童玩具，其对应的生产工具是一种用来碎土与耙草的石锄[16]。该种器物在王裕口南地出土，能为我们提供两个基本信息：一是遗址内有小孩子生活，二是对小孩子进行的是与土地掘挖活动有关的训练。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虽然遗址内发现有磨石、骨料等与手工业相关的遗物，但该遗址在殷墟文化的某个时段，人们期望孩子（也可能是部分孩子）未来从事的生产活动并非是手工业，而是与土地劳动相关联，而孩子的存在也说明该遗址的性质偏于生活化，这从侧面反映出遗址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高，一些人的工作很有可能与土地劳动相关。此外，殷墟手工业作坊有按功能区集中分布的特点[19]，如铁三路制骨作坊具有“惊人的规模、高度专业化水平和复杂的生产组织”，说明该区域可能是以商品性生产为主[11]，而王裕口南地的手工业特点与铁三路遗址有很大区别，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殷墟的社会组织与管理制度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角。

对殷墟内遗址性质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诸多遗址都经过了反复利用，遗址的性质在不同的利用阶段也许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研究遗址性质需要对遗址的形成與废弃过程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这也是今后在发掘与研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

以上分析为殷墟石器研究可能解决的社会生产和组织问题提供了一些参考。

从选题来讲，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生产效率、遗址性质等问题，都可以从石器分析的角度入手。由于各遗址的性质与出土材料不尽相同，在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各自的独特性，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以问题为核心，利用考古材料与相关技术进行研究推理。

从方法论来讲，我们可以以石器为研究对象，利用多途径的推理方法来确定石器的功能，而石器等生产工具的重点分析和组合研究与遗址的空间布局、自然背景等的关联分析对于解决社会生产的相关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在“透物见人”的过程中，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均可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推理佐证[20]。

[1]钱益汇，方辉，于海广，等.大辛庄商代石器原料来源和开发战略分析[J].第四纪研究，2006（4）.

[2]钱益汇.大辛庄遗址商代石刀生产工艺分析[J].华夏考古，2013（3）.

[3]钱益汇.中国古代石刀功能的实证分析：基于大辛庄商代石刀的显微观察[M]//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650—657.

[4]莱斯利·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的研究[M].沈原，黄克克，黄玲伊，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50—353.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2（12）.

[6]何毓灵.殷墟近十年发掘的收获与思考[J].中原文物，2018（5）.

[7]岳占伟，岳洪彬.殷墟铜爵铸造工艺研究[J].文物，2018（4）.

[8]岳占伟，刘煜，岳洪彬，等.殷墟陶模、陶范、泥芯的制作工艺研究[J].南方文物，2016（2）.

[9]刘煜，岳占伟，何毓灵，等.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型的制作工艺[J].考古，2008（12）.

[10]李永迪，岳占伟，刘煜，等.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J].考古，2007（3）.

[11]何毓灵，李志鹏，江雨德，等.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J].考古，2015（8）.

[12]李志鹏，何毓灵，江雨德，等.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4.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71—486.

[13]孟宪武，謝世平.殷商制骨[J].殷都学刊，2006（3）.

[14]唐际根，岳洪彬，何毓灵，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J].考古，2016（3）.

[15]何毓灵.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探析[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4.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79—289.

[16]陈胜前，杨宽，董哲，等.内蒙古喀喇沁大山前遗址出土石锄的功能研究[J].人类学学报，2014（4）.

[17]杨宽，陈胜前，刘郭韬.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兴隆洼文化石铲的功能研究[M]//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8]SCHIFFER M B.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rchaeology Record[M].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7： 47—98.

[19]孟宪武，李贵昌，李阳.殷墟都城遗址中国家掌控下的手工业作坊[J].殷都学刊，2014（4）.

[20]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透物见人”问题[J].考古，2014（10）.

〔编辑：张晓虹；责任编辑：成彩虹〕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殷墟王裕口南地出土石器的功能研究”（项目编号：2017CKG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殷墟王裕口南地考古发掘报告”（批准号：16CKG0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