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

每一处风景都有曾经走过的痕迹

从车公庄路口往南调个头，走不远有个奔西的路，叫百万庄大街，解放后在二环路外城西北，有个名声在外的地方叫马尾沟教堂。大学一毕业，我鬼使神差地进了马尾沟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市委党校大院。前几年有个词叫“头脑风暴”，基本可以概括里面都是什么人什么事。如果说到历史落下的痕迹，确实是有几处，比如有明朝从西方来的天主教大修士利玛窦的墓;有属于圣母修道院的建筑，俗称口字楼。我前几天到那儿的礼堂听了半天的会，想想离上一次光顾，已经有七八年了。

那里的路很熟悉，从南门进去后，保安知道是来开会的，客气地开了闸，这要搁平时，必须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进，这轻易不来的地儿，顺利进来难免想要四处看看。想看口字楼，保安说领导有吩咐不让进，特别是开会的这一天，费再多话也没用。主楼还是那样高大，转到4号楼，看着还是很亲切，窝在里面的4层七八年有余;下一层是团校，上一层是几个大刊小报，一层是自己单位的图书馆。

当年不咸不淡的日子慢慢在脑海里消磨去了，但也保留了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第一件，每天上班若提早到了，就提着两个铁皮暖瓶，下楼到开水房去打水回来沏茶，好比现在初入职场必须完成的功课一般。能坚持每天打水的人，特别是一些前辈，功夫力道深不可测，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人，天天见他打开水，忽然有几天没见着，一打听人家已经是市纪委常委了。想想自己还是年轻，没觉得办公室主任是多大的官，没明白纪委常委的分量有多重。到后来所在处室的顶头上司，调走升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自己居然也是无动于衷，现在想起来这些，自己爬一辈子格子，敲一辈子字，那是命中注定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再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又到体制外等等，这点码字的爱好不会被常人理解，何况熬了几十年，本身也沒升华，没成个名家网红，没混个协会学会会员理事什么的。

第二件，是关于食堂。大小单位如果没有个食堂，那就跟丢了魂似的，会被人看不起。院子里大大小小单位多，党校的食堂伺候不过来，就各吃各的。4号楼的人除了团校基本上是一个系统，几家单位共用一个自己建的小食堂，凑在一起就热闹了。小厨房大师傅，百来口过日子精打细算，每天早中晚，吃到最后的特点是有什么吃什么，没有了现给你小炒，若大师傅高兴了就把米饭变成了蛋炒饭。大学毕业第一次参加单位的年终聚餐，感觉“奢侈”多了，自己拘谨，酒不敢往高了喝，只见几个单位的领导，平常里工作范十足，这时候是有点放开了，其中一个到最后有点喝大发了，直接出溜到桌子底下。小食堂还有两个功能，一是开个大会，二是办个舞会。后来党校建了新食堂，“各自为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热闹劲也就没了。

现在市委党校里的老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口字楼、山字楼等都是1906年之后建起来的，之前专门培养高级神职人员的文声学院的部分建筑和教堂主体建筑，在1972年被拆除，改建为食堂。1978年，应意大利政府请求，北京市重新修缮了利玛窦等人的墓地，将他们的墓碑挖掘出土，重新竖立，其中文物工作者还特别将利玛窦碑阳文字磨平，照原样重新篆刻，并依原来的风格砌上青砖边框和白色玫瑰花边。1984年，市委党校管理部门又重新收集了散落院内各处的传教士墓碑，集中竖立在利玛窦等人小墓园的东侧，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栅栏墓地的风貌。1994年，又重新修建了墓园南门，俗称小石门，好处是格局更规整，不好的一面是不能随便近距离接触墓碑了。2003年，文物部门对口字楼进行了加固和修缮，但马尾沟教堂的主体建筑是不可能复建了。山字楼成了食堂，口字楼和吃也有关联，往远了说1910年，法国圣母天主教会的沈蕴璞修士在颐和园北门外黑山扈教堂附近种葡萄酿酒，并在口字楼的地下室建了葡萄酒窖，生产法国风格的红、白葡萄酒，专供法国圣母天主教会总院及全国各地圣母天主教会使用。这酒就是后来的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品牌——龙徽。

第三件，是单位有印刷厂，比较喜欢。印刷厂用的还是铅字排版，平常我出单位里的科研简报就找他们，弄了个刊头，隔几天就要跑一趟。厂子在院子的东头，礼堂的东北方向，现在已经盖起宾馆般高楼，成为领导学习的住处。毕昇的活字印刷属于四大发明之一，是让国人自豪的。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基本上是三个步骤，即制活字、排版和印刷。从隋朝的雕版印刷开始，经宋朝毕昇的创造性发展、完善，出现了泥活字，后来经蒙古人向欧洲传播，又发明了木活字、铜活字、铁活字，等等。现在南方一些地方印家谱，还在坚持最传统的方法和工艺流程。

1440-1445年，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制造出了第一台铅活字印刷机，所用的铅字是由铅、锑、锡组成的合金制成，在1450年开始排印书籍。随着印刷行业的不断发展，铅字印刷机得到了改良，在印刷史上占据很长时间。相比国外，中国的铅字印刷有很大的难度——汉字太多。印刷厂先要高温铸出一粒粒的铅字，放在架子上摆整齐了，再由拣字工一粒粒挑出需要的铅字拼成版，印出清样，我们进行校对。拣字工干着干着就熟练了，几乎是闭着眼睛就能把需要的铅字拣出来。这被称为“铅与火”的印刷方式，对于排出来的版，老编辑们都清楚，他们在清样上改一个字问题不大，但如果删改的字多了，工厂就要重新排版折腾。干校对的人接触铅会少一点，而拣字和排版的工人是要整天摸铅，铅是有毒的，工人们干完活必须把手反复洗好多次，就是这样，铅中毒还是难免的。国家当年考虑到工种的特殊性，规定男工50岁、女工45岁就可以退休，每月还有6块钱的补助。从1985年开始，由于王选发明了激光照排印刷技术，促成了中国印刷业一场彻底的革命，到1990年左右，几乎所有的印刷厂都实现了由铅版印刷到激光照排的转变。

曾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但回忆仍然停留在内心深处

当年德国人古登堡的印刷机每天只能印300页，1455年出版的《圣经》是最有名的出版物，只印了180本，每页分两栏，每栏42行，全部用拉丁文写成。在欧洲中世纪，书是财富的象征，如果哪个达官贵人家里有一个图书室，那实在是太富有了，因为在当时书是人们用手工辛辛苦苦抄写出来的，因此有了抄写员这个职业，传教士也经常被雇来做这个事，当然收入可观。印刷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并加快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想想20世纪80年代国人对知识的渴望、对书籍的喜爱，其实还真是非常美好的年代，物质上的低欲望，对财富积累还没有疯狂。

第四件，就是单位的图书馆。在北师大读书时，图书馆是课堂之外去得最多的地方，开架部分的书刊有限，馆藏的精华部分是没有资格借出来的，虽然经常腻在那里，可看到的好書并不多，许多时候就是为了做功课。工作单位的图书馆，书大概是两个来路，一个是有关联的系统单位转过来的，一个是新时期的出版物陆续采购的。最大的好处是开架借阅，八九间大屋的书随便翻，没有人监督打扰，想借的书几乎都可以借出来。这里有些刊物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原版，其实是很有资料价值的。比如叶灵凤，是一个有争议的现代作家，上课时老师几乎没有提到过。1926年，只有21岁的叶灵凤与好友潘汉年创办了现代文学史上昙花一现但影响深远的杂志《幻洲》，一经推出反响空前。1927年1月26日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闻创造社人说，《莽园》每期约可销四十本，最风行的是《幻洲》，每期可销六百余。”

叶灵凤自称是“为书籍的一生”，终生嗜好读书与藏书，乐此不疲，看上去是个很出世的书生文人，但骨子里有很强的爱国心。虽然同样是在日伪机构工作过，但如果把他也扣上个“汉奸文人”的帽子不大符合真相。因为在香港沦陷前夕，大批进步文化人纷纷离港，负责抗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因为与叶灵凤在创造社的共事之谊，力劝他留在香港，进行敌后地下工作。不久，叶灵凤以抗日分子罪名，被日军关押3个多月，营救出狱后在日伪文化机构大同公司挂职，编辑《大同》《亚细亚》杂志。在此期间，叶灵凤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他旅居香港几十年，不求闻达，甘居人后，固守着良心和良知。陈子善先生曾经说：“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滚滚长河中，叶灵凤不是一朵稍纵即逝的小浪花，而是不断奔腾向前的大浪。”

（编辑·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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