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

摘 要：以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研究对象，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坚持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结合多个创新主体，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虽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对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坚持这一体系有利于我们以整体观念，立足深层次改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内外联系制度，同时推进创新社会氛围的形成，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关键词：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创新型国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055-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而世界上现有的“创新型”理论不乏少数，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强调思想建设对技术创新的指导、国家政策法规对技术创新的引领、创新主体对技术创新的推动……这些无一不与我国现行的宏观调控等政策相切合。加深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能够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有较多的启示作用。

一、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进行改革，到1955年GDP位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七位，再到1967年跃居第二位，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化使一些人相信，日本会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1]。此外，日本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亚当·斯密伟大理论为基础，运用西方所信奉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日本的现象。因此，这一新现象为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从日本制度变迁的角度揭示了其在20世纪迅速崛起的原因[2]。1987年，弗里曼出版了他的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该书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NSI）的概念[3]，并概括为一种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等机构共同组成的网络系统，这些机构在系统内部不断活动并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到新技术的开发、引进和扩散。他侧重于强调一个国家在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要实现经济增长及平稳跨越，就必须把技术创新与国家职能相结合，形成国家创新体系。

很明显，弗里曼将创新定义为一种以国家为主导的行为。这一观点随后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认可。1996年，OECD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十几个成员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发表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国家创新体系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传播知识和技术并影响其创新绩效的能力[4]。

从那时起，“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开始兴起，并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国。丹麦伦德华尔强调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英国学者麦特卡尔夫侧重要素联系为政府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勾画初步框架;荷兰经济学家鲁宾格专注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如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等;中国科技政策研究员何传启从国家创新体系对知识的推动作用进行深入挖掘。

二、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架构

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着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他的模型中特别强调国家层面因素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影响。此外，在他眼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都是起源于人类思想观念的创新，即一种新思想的出现推动新知识、技术的发明传播，也会影响政治制度的安排，进而影响创新的成就。因此，“国家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处于核心地位，思想创新是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增长是实现目标，其他政治、文化等因素都围绕着技术创新，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下图所示：

图1 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架构

（一）思想创新

思想在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个人身上都起着引导性作用。在弗里曼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国家层面的思想创新无疑将成为全国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最终会在本国形成一套完整的、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

（二）制度创新

弗里曼认为“制度”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充分发挥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决策作用，以政策法规为保障，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研发资源，不断进行资源分配、宏观调控和正确引导，形成创新成果，实现构建完整创新体系的目标[5]。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合理调配公共资源，从强调体制外的增加产量的改革到关注于体制内部攻坚克难、立足于大局推进改革不断深入，使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6]。

（三）创新主体

通過理论架构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从宏观层面把握一个国家的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将开放的、各个领域内的创新主体连接在一起，发挥它们的各自优势，形成统一的协调机制，涉及技术生产、使用和传播的全过程。它作为一个网络系统，不仅需要思想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也需要创新主体的推动。创新主体不仅包括科研机构、地方高等院校等科技知识、科技人才的研究创新之地，也包括将创新应用于生产的企业，还有知识的传播与推动转移的教育培训部门，甚至是历史文化、生态发展等因素也都或多或少地为技术创新提供优越的文化底蕴。

（四）关联性

弗里曼除了强调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等具体的创新角度外，也充分肯定了体系内多种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作用。其中，思想创新是灵魂、制度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核心、创新主体是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则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最终发展目标。

三、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的局限性

弗里曼对日本利用技术政策达到经济崛起进行研究，提出“国家创新体系”。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地用几个主体、因素之间的作用就能概括出来的，所以很明显，“国家创新体系”存在不足之处。

（一）忽视了产业体制重建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

弗里曼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发展道路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显著特征，来证明具有创新效率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经济奇迹的诞生是因为其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和运用。因此弗里曼仅仅把日本作为技术政策可以影响国家经济成绩的案例，只选择自己认为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几个方面，因此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在系统性上略有不足。而系统的研究正是把握构成创新体系的不同因素间复杂的交织作用的关键[7]。例如日本企业组建的促进信息传播一体化的研究体制被定义成日本公司R&O活动，但实际上这是国外相关技术的反求工程[8]。而企业对于反求工程的利用，正是后发展国家劣势转为优势的最好证明，即由于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的企业可以跨越创新过程中基础理论研究阶段，降低研发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直接着手应用研究，甚至从新产品开发阶段开始。日本充分运用反求工程，在其跨越式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的、网络化的思维，不是关注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分析国家创新体系中新知识的产生、分配和使用，并进一步分析发展的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网络”本质上是连接各个参与主体的系统，即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化。

（二）过度夸大国家创新体系，忽视了其时代性特征

弗里曼认为技术创新要符合国家创新体系，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体系本身并不存在逻辑问题。然而由于时代的制约，弗里曼对国家创新体系存在错误的评价，认为其对技术创新具有预见性，足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事实恰好相反，国家创新体系并没有与紧接而来的IT技术潮流相匹配，也就失去了成为时代领先者的机会，日本再次成为美国的追赶者。国家创新体系的时代性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属性之一，如果国家创新体系不能通过适应性调整实现与新技术经济的重新配合和重新协调，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效率就会降低，经济将陷入持续低迷，导致经济恶化。

弗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为决策者提供了制定创新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框架，它进一步证实一个国家在特定领域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努力而不仅仅是自然禀赋来建立。私人和公共行为是构建竞争优势所必需的[9]，特别是在今天国际竞争中日益凸显创新优势的作用。

四、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启示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初具规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但是很明显，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仍存在不足。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变革，就必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不仅考虑现实需求，也要关注未来发展。

（一）坚持提升创新能力，建立创新体系内外联系制度

在发达的科技国家，其科技实力和教育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越来越重视建立创新体系的内外联系制度，这也是当前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学术研究更加集中于这一领域的原因。

虽然就目前形式而言，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在一些领域成了国际上的佼佼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满足国内需要或者应对国际竞争上，我国现有的科技实力和教育水平依旧相对落后，对应的考核指标也在国家竞争力指标中排名较后。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依然要把协调制度安排、提高科研和教育基础设施、增加投资等措施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以提升我国知识创新能力。

（二）坚持整体观念，立足深层次改革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体系。目前，有两种国际通用的方式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一是改进和微调适应原本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制度体系;二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设计，深化现有的科技体制改革。大多数发达国家选择第一条路，对自身所固有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进行改进，这是最为符合现实的、成本最低的最优选择。

我国要进行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绝不能是简单地对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摘抄，而是要站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的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部署，即以总体设计为切入点，加强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推进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的，所遗留的深层弊端无法通过改进和微调来消除。并且，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将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大调整，为我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三）改变科技的简单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任何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都是基于对其他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引进，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的崛起之路无不证明：学习强国的先进技术是国家自主创新的基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一再强调利用先进的国外科技，强调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10]借鉴是创新的第一步。因此，一方面科学家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主动进行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必须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结合创新和借鉴，再进行消化吸收，不断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创新型国家，必须受到这些富有洞察力的论点的启发，以减少现有模仿的惯性，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使中国在这片无硝烟的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日本文明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157.

[2]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10.

[3]Freeman C.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M].London：Printer Publishers，1987.12.

[4]Pierre Delvenne，Fran？觭ois Thoreau.Beyond the“Charmed Circle”of OECD：New Directions for Studie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Minerva，2012，Vol.50（2）.205.

[5]康凱.技术创新扩散理论与模型.[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210.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0.

[7]Charles Edquist.全球化、创新变迁与创新政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07.

[8]Richard R Nelson.国家（地区）创新体系：比较分析[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1.

[9]乔瓦尼·多西，大卫 J 蒂斯，约瑟夫·查特里.技术、组织与竞争力——企业与产业变迁透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