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段颖

摘 要：《雪涛小说》与《雪涛阁四小书》是明代公安派健将江盈科的小品文代表作，其文既不同于“三袁”清隽流畅的游記散文，也不似袁宏道、袁中道幅短神遥的议论抒情之作，而是以小说笔法叙事为主，如太史公般议论为辅的笔记体短文。文章通过对此二书中各则条目及故事的梳理，展示公安派小品文的另一风貌。

关键词：江盈科《雪涛小说》;《雪涛阁四小书》;公安派

文章编号：978 -7- 80 736 -771 -O（2019） 03 - 060 - 02

较早注意到江盈科其人并对其生平著作加以研究的黄仁生先生将《雪涛阁集》卷十二、十三所收录的“尺牍”及《雪涛小说》、《雪涛阁四小书》（即《谈丛》、《谈言》、《闻纪》、《谐史》）作为江盈科的小品义代表，这一类的文章在形式上异于袁氏兄弟描摹山水的率情快意之作，内容意趣上呈现出与袁义较为互补的一面：对时政民生的关注。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称赞道：“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①这是对江盈科文章整体风格特点的评价;潘之恒在《四小书序》借孟子之语来评价江盈科的此类短文：“子舆氏有言‘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生乎今之世。即有谈大合纵之说，又乌所用之？”②都指出了江盈科小品义墨希旨远的特点。袁中郎道：“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义尤圆妙。”③小修这里指出了江诗作的弊处，可见时人对于江盈科的诗歌是有争议的，但于其文章的品评则较为一致。

《雪涛阁四小书》中《闻纪》一编一百五十则几类“五行志”，《谐史》一编一百五十三则几为笑话谜语之流，似已不属小品文之列。故而文章在剔除这两编后，研究的对象为《雪涛小说》计五十二则，《谈丛》计五十九则，《谈言》计十一则，其中“李西涯”一条与《谈丛》“李西涯”条重复，则当为十则。共记百二十则。所记所载囊括甚广，大致分为三大类：状人，摹物，记事。在此三类下再具体分为寓言、神异、性命之谈、政事、传奇、讽喻、德行、戏谑、考证。

1.状人

《雪涛小说》及“二谈”编以人物为主要记载对象的篇目共有三十一则，其中《小说》有占比最少，只三则，《谈丛》二十一则，《谈言》七则。既有前朝当时著名之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单传，有合传;或记事，或记言。大抵以江文中直用姓名为条目的为标准归在此类。这类作品多记载故事中主人公的奇闻趣事，用列传笔法写一二则事迹，篇幅短小而不蔓不枝，同时议论穿插其间，寓以褒贬。如记载武宗朝李东阳的轶事：

武庙时，内阁刘（健）、谢（迁）两公同日去国，惟西涯李公独未去。其后值逆瑾纵横，无所匡救。有嘲之者，画一丑恶老妪，骑牛吹笛，题其额日：“此李西涯相业。”或以告西涯，公乃自题一绝云：“杨妃身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牛背稳，春风一曲太平歌。”呜呼，武庙时何等景象，公乃自谓太平！昔宋南渡后，一宰执致仕家居，乡人于其初度相约为寿，宰自谓日：“老夫不才，幸为太平宰相，徼大之幸。”坐间一儒生离席言日：“大下到太平，只河朔一起窃盗拿不获。”盖指金虏也，宰始大惭。噫，若西涯者，亦类事耳。叙事清朗，文字精简，善用对比，议论短悍。江盈科写人状貌的特点可见一斑。

2.摹物

《小说》与“二谈”两编中描写具体之物的篇幅最少，共有十四篇。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借动物以寓言体的形式抒发议论，阐明事理;另一种所描写的物体则近乎五行阴阳神怪之类，杂之以福祸相报，劝人向善的说教，殊少意趣，读来陈腐。

江盈科与袁氏兄弟虽然在早期都提倡“独抒性灵”的创作格调，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性格却更在深层面上影响着他们的写作风格与着眼点。即“性灵”在袁宏道（万历二十九年前）、袁中道笔下不仅仅是反对剽拟，言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更是一种潇洒自得，甚至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江盈科与“三袁”同是湖广人，科举仕途道路之崎岖颇似袁小修，四十岁中进士后即在苏州长洲担仟了七年县令，曾因彳正税不能完额收到夺俸的处罚。在江仟长洲县的第三年，袁宏道任苏州吴县县令，但在第二年中郎即因官场的束缚和劳烦而辞官。此后江盈科在朝廷大计中由吏部主事改迁为大理寺正，“六年苦海长洲令，五口浮沤吏部郎”正是江颇为酸楚的自写照，此后江盈科奔赴于云南、贵州之间审谳，黄仁生先生称之为“吏隐”心态。因为生来幽默诙谐的性格，调节调剂着他在繁义缛节的官场和宦海浮沉中“以官为隐”。

潘之恒《四小书序》中说道：“进之之谈说，猥拾鄙俗咳唾余沥，安于卑论浅见，村竖皆为解颐，而士君子或微哂焉。……进之具出世资，而姑为玩世之言，如方朔诙谐近乎金马门，坡仙放浪于西湖泉水之间，众人固且易而骇之矣。”潘论在为江盈科辩护的同时也指出了时人对江好议论文宁的毁誉，袁宏道说：“人生三十岁，何可使囊无余钱，囤无余米，居住无高堂广厦，到口无肥酒大肉也，可羞也。”④这也是极俗气的话，却较江盈科少了一丝道学气，缘其真实可亲。

3.记事

这一项条目最多，共记七十六则。按照故事内容共分七小类，其中以论性命之学为最，计十八则。论政事十三则，论德行十二则，讽喻故事十一则，传奇故事八则，考证与戏谑篇目相当，均有七则。以其篇目之最，为江盈科《雪涛小说》、《雪涛四小书》中最见精彩处。江义擅长运用寓言或生活中常见的寻常事理来譬喻一些较为深奥的道理，譬如读释家《百喻经》，时有醍醐贯顶之感。至于喜作谑语以讽刺嘲弄浇薄风俗、不端之人，往往能令人发噱深思。如《催科》条以庸医治驼背来说明有司对百姓竭泽而渔的愚蠢和危害：

或有尤之者，则应日：“吾但使国家无逋赋，吾职尽矣，不能复念尔民也。”余求其比拟，类驼医然。昔有医人，自媒能治背驼，日：“如弓者，如虾者，如曲环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阳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驼。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卧驼者其上，又以一压焉，而脚躧焉。驼者随直，亦复随死。其子欲鸣诸官，医人日：“我业治驼，但管人直，那管人死？”

像这样用生动浅近的例子来剖析社会国家层面的问题，令人易懂而利弊一针见血。议论政事条目中的“蜂丈人”即是借养蜂之人采蜜之理探讨朝廷该如何向百姓彳正税：“深文”则举了跛足之人为城门守吏借：“似尔这般且行且憩息，计算过城门时，非一更不可。岂非犯夜？”这样的诛心之论而滥肆用刑的例子，意在阐明深义周纳之荼毒。这样大量运用寓言故事的写作手法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可以见到，江盈科小品文中对此几乎是信手拈来，而所讲故事道理贴切契合得紧，令人信服，语言简洁有遵力。

二

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雪涛阁四小说》虽然冠以小品文之名，但从其体例及书写内容来看，更像是宋代的文人笔记。但它与笔记最显著的一个差别是写作过程中的文学创作观念，即相对于其它文学创作形式如诗歌、散文、史传等，笔记中所被记录的往往多是一个早已流传甚远或在人们口头中传播甚广的故事轶事，笔记的书写者对这些故事进行加工润色再成型，笔记是呈现在书面上的一系列故事的各类版本不断衍生最终再定型的呈现。江盈科的小品文既似筆记类文章的短小而具丰富，又不失平易近人的幽默。较之晚明时期以袁宏道为代表的一类讲究闲适、趣味的清丽文章，又多了几分道德的上的价值观标榜。

从文学的审美角度来看，袁中郎被林纾斥之“以香奁之体为古文”（《春觉斋论文》、流散在他各类吟赏烟霞作品中那种轻浮至狂妄、追求感官刺激的句子，比拟，议论圆熟到甜腻的程度，“亦婉媚柔顺，便辟巧佞”。而江盈科的小品文则表现出另一种风貌来，对比中郎“瘾足心闲，摹挲赏鉴”的颓放雅适，并不全是吟风弄月了。他的不平、讽刺、吁叹在公安派的放荡之中显出了几分如鲁迅所言的破坏。

《雪涛小说》与《雪涛阁四小书》中的“两编”，不如中郎、小修那般耀眼夺目，文笔平实地紧，有时也透出几分幽默的趣味，但却不是公安派一类用词遣句上的别出心裁，这趣味来自他笔下所写故事寓言似的讽喻性，其志趣并不要学李渔般讲究生活情趣与审美，也不要中郎早期、小修那般逍遥。“独抒性灵”在于有感而发而不正襟危坐写着令人生畏的道德文章，从这一点来看，江盈科的小品文虽不粲然惊艳，却也不故作深沉暮气之语，虽风采神韵不足，而思理有余。

注释：

①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雪涛阁集序》，明崇祯刊本。

②潘之恒：《亘史钞·雪涛小书》卷首，明万历四十年刻本。

③袁中道：《珂雪斋集》前集卷十六文《江进之传》，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④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毛太初》，明崇祯刊本。

参考文献：

[1]江盈科：《雪涛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i版社，2000.

[2]袁宏道：《袁中郎全集》[M].明万历崇祯刊本.

[3]袁中道：《珂雪斋集》[M].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4]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南腔北调集》[M].北京：同心i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