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

你读法学院时的女同学茹本，先在大事务所做律师，感觉压力太大，改给高等法院一个法官做文秘。她先和一个剧作家结婚，剧作家婚外恋，离婚了，她又和一个律师结婚，再次结婚前送毛毛雨小礼物我去了，默默坐在她的女友身后，都是雅痞。她五十岁生日派对在城里一酒吧，我跟随你去了，满满的都是中老年雅痞，我腰不好，站了一会儿，你带我离开，轻轻搀着我的手。有时你和茹本午餐，因为你会告诉我茹本有女儿了，女儿要念大学了，你感叹岁月飞快。在你第一次中风之后，她邮递来一封问候信，手写的，你摆在桌上。过了一些日子，我问，收掉吗？你看着说，摆着吧。问候信摆到了你走之后，然后，她邮递来问哀卡。在你的追思会上，她默默递给我一杯水。这辈子茹本和我说的话不超过五句？她甚至不知道我英文多糟糕。而她，眼看着，是为斯蒂夫你可以求的最后一个和律师有关的朋友。

你朋友的所有地址都随你记忆力超人的脑子去了，我特意撕下茹本问哀卡信封左上角的地址。这个地址没有街区门牌号码，是一个在邮局设立的信箱。

我给这个信箱写信。茹本，我写道，谢谢你对斯蒂夫的爱意，斯蒂夫一直保留你的问候卡到最后一刻，斯蒂夫走得很突然，什么地方不对头，能帮我——帮斯蒂夫介绍律师？

我把写的信先转给艾琳，请她帮我润色英文——几个月前还是斯蒂夫你帮我润色英文。我告诉艾琳，这个茹本在高等法院给一位大法官做文秘，艾琳立刻搜到茹本的高院邮件地址，送回帮我润色的英文信，注明她有意

不要写得像律师文笔。我打印出一份，写上我的手机、邮箱，信件名：斯蒂夫的案子——不能送私人信件给法院。我把茹本的地址手抄在信封正中，贴上四十九美分邮票，把信放入信箱，竖起要邮递的红色小铁旗子。说实在的，我对这封信不抱幻想，我对现实、对你的朋友，都没有任何幻想了。

一个星期后茹本回我邮件，用一个谷歌私人邮箱，她给我一个律师的名字，并附带说：请跟他提到某某大法官的名字——我给这个法官干活，那他就不会怠慢。如果他不接，也请告诉我。

我把信转艾琳，艾琳又搜索这个律师（我已经搜索了），这个律师做医疗事故案，是上庭律师，独立开业之前给一个大法官当过助理——艾琳喜欢这个律师为大法官工作过的背景——可他会在意谁的喜欢？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职业轨迹，往上爬的记录。艾琳就帮我给这个律师打电话。

艾琳和你的业务接受者退休律师克里夫谈过了。克里夫说出做医疗事故案的幕后，对于大事务所，一个案子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都不一定接，而克里夫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就接，十個案子，五个赢了，五个输了，赢的钱贴补输的，是合算的，是挣钱的。退休的克里夫有MD（医生）背景，他说自己先读你的医疗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如果他看不出来，而我想知道真相，他介绍了一个佛罗里达的医生给我，那人是解决疑难案的最后防线，大约花我三千到五千块钱。

这个时候，我给你弟弟妹妹写了一封短信，报告他们找律师的情况。到此刻我才说出几个月来埋在心里的话，中国D传言你家人——说你妈妈怀疑你走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问：How dare？（竟敢这么想？）How dare？

你妹妹珍妮回信说，不懂我在说什么，大卫和皮特都不吱声，珍妮甚至因此责怪我这样说话。过了一天，我道歉，说斯蒂夫你活得有气度，我要像你一样有气度，斯蒂夫爱家人，抱歉我提到这一点（然而我知道案子走到这一步我应该提到了）。珍妮回说，理解;大卫也回说，理解;皮特不吱声。

两个月之后，在欧洲，珍妮透露，他们三人背后互相询问是谁这么说的。珍妮当时在飞来的路上，皮特和大卫守着你的最后时刻，然后，其中有一个跟你妈妈搭中国D的车一起回家，D说是这样听到你家人怀疑我。珍妮指控是我决定火化你，我说是富人皮特说把你身体运回波士顿太贵了，珍妮问：有多贵，五万美金？她意在指责我火化你，面对面，我告诉珍妮，是你妈妈怀疑我做得不周。我同时告诉珍妮，这句话我带进坟墓也不会和你妈妈对质。我在伦敦汹涌游客中嚎啕大哭，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刻，一个晴天霹雳击中我：

如果你不被火化，能够再追查败血症因素吗？你崇拜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打架斗殴不消停的卡拉瓦乔，1616年在被教皇召回的路上猝死，埋在当地坟岗，现在挖出残骨，查DNA，认为他不是死于海上脱水暴晒，而是打架伤口引起的败血症。斯蒂夫，你的尸检报告拖了近三个月，如果没有火化，难道会把你再打开，还能查到什么……

正午时刻，我昏天黑地大哭。

珍妮找的律师事务所拒绝接受你的案子，根据的是淀粉样沉积的尸检报告。读报告做评估的MD私下跟珍妮说，是医院弄糟了，但是证据不足。艾琳也追问，读报告的MD就给艾琳写了一封短信，带医学名词的，她使用的句式，包括脊髓细胞云云，我看着眼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网上搜的我读的《纽约时报》的同一篇文章。

茹本推荐的律师也拒绝接你的案子，他给艾琳写了一封信，也说到淀粉样沉积，艾琳报告我说，她读着很感动，因为只有这封拒案信写得满怀善意——他是冲着茹本背后的大法官表达善意，我干巴巴地说。而艾琳现在怀疑，你根本没有败血症，是淀粉样沉积在各处造成衰竭，因为拒绝她的千禧年律师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个千禧年律师没有MD背景。我不得不说，全都是读网上“淀粉样沉积”的“幻想”——我用了科幻小说的词汇。

艾琳不吱声。而我，我的斯蒂夫，到现在这一刻，我都没有勇气直接面对你的报告，都是艾琳在帮我收着。但是我不能永远回避。

律师研究案例的时候，都非常重视尸检报告，而你的尸检报告（九页）和治疗报告（两千六百八十九页）是有冲突的，冲突在治疗报告最后部分的“败血症”，似乎是这个引起你突然衰竭，然而，有几个专业人士耐心读到两千六百八十九页治疗报告的最后部分——关键部分？他们在读到那之前已经得出结论（一个残酷比喻：这些侦探小说读者没有看完就以为自己知道谁是凶手了）。

绿色环保人士凯瑟琳又打听到一个律师，她写的请求信标题是：错误死亡。信直接提出尸检“淀粉样沉积诊断”和治疗报告“败血症”之间的冲突，指出尸检报告语焉不详兜圈子。凯瑟琳认为，律师都很懒惰，都想挣钱，都想省力，必须替他们做功课，直接给出要点，给出方向。这个律师立刻回答，说在请医生看报告，一一标出疑点，在见面之前，这个律师要我写出你的最后时间表。

这是下午四点了，明早律师就要，赶在最后期限之前，我写你离世最后一天我知道的每一时刻发生的事。清晰，短句，无形容词，有些医学名词我先用常用字填上，赶着往下写，从下午四点写到晚上八点。匆匆写出一稿，立刻传给凯瑟琳，请她帮我修改英文句子。她编辑了几个小地方，说就这样，让律师看到我的“原汁原味”，知道我的真实状态。我同意了，我送了，我后悔了，斯蒂夫，我后悔，斯蒂夫你一辈子不会允许这样的英文出手的，我太尊重英文——你的母语了，我很后悔，因为后悔哭起来。我写信给律师，请求原谅我的英文，律师说他在欧洲留学在德国住了四年，连德语打招呼都不成，回美国念大学遇一学物理的中国学生，听课有困难，笔记是他帮着记，后来那中国学生就不得了云云。我不会为这类陈词滥调的鼓励太感动的，斯蒂夫，你是一个案子，被律师接受，还是不成为案子，被律师推出门，这是基点。

接见我的是两个律师，都是上庭律师，和你一样，见面的事务所在一个郡法院的对面。斯蒂夫你常去这个法院，他们也去，作为陪审团候选人我也去过，你送我接我，法官和对手律师都认识你。这家事务所很小很拥挤，有金鱼缸、家庭妇女打扮的中年秘书，环绕小会客室的法律书，都是装饰品，早就没人查书了，全部在网上了。这些布置我都经历过，除了金鱼缸。

两个律师劈头问我，怎么认识斯蒂夫你的（一个黄种人，一个白人，难道我是邮购新娘）。于是我得把你和我彼此完全无知无识的被介绍的相遇故事（我写在自传里，英文版正在纽约出版社编辑桌面上）讲给他们听，不得不说我是作家，说你也写作，我说着想到，这两个律师对“写作”的词义一头雾水，律师都写作——写案子，写申述，写辩论，有几个律师写虚构写历史？

我下决心不跟律师哭了，但是我又一次痛哭，哭着叙述你的最后时刻。这两个律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和你在世联手做案子时候一样，一个表达同情，一个表达愤怒。我一边大哭陈诉，一边有距离地判断律师的反应和情绪。我用破英文哭着诉说你的病情和住院情形，小律师艾琳代理我，坐在我身边听。我哭诉说，小护士说斯蒂夫连续腹泻后如果我继续帮他清理，她把我扔出去……

扔出去？！红脸恨恨地说。

“我想，她的话是哪里学来的吧，也许这个黑人小护士看着黄种人我的丈夫是白人，心里不舒服，这里面有没有黑白之外的更深的种族歧视？”我終于说出“政治不正确的”话。

白脸安慰说，他妻子是希腊人，红脸说，他妻子是韩国人。啊，我不由得感动。

“美国头等医院出这样的事。”红脸说。

“我妈妈也问，美国医疗这么强大，怎么会这样呢？我妈妈不明白斯蒂夫怎么突然就走了，斯蒂夫和我妈妈每个星期视频，写好拼音说中文，念中国古诗，问候天气冷暖，谈国际大事。”红脸律师动容了，也许是惭愧，他和他的韩国丈母娘说这些吗？

“斯蒂夫尸检报告也许有问题。”我回到主题。“是的，拖延太久了。”艾琳不由也说。

“你意思是他们作弊？”红脸律师索性问，我吓了一跳，他的想法比我更为阴暗。

“我没有这么说。”我口气谨慎。

“你觉得我的破英文能为斯蒂夫作证吗？”我看着红脸，我知道这一对律师，他是主打律师。

“你为什么这样想？”他问。

“因为你一开始便说，你刚才见的另一个潜在顾客，谈吐太糟糕了，我怕我对不起斯蒂夫。”

他连连说，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有一点尴尬，有一点着急。

两个律师其实备好了合同，供我签字，说他们的策略是花两千块雇医生深挖最后时刻医院的问题，雇医生的费用由表演愤怒的律师掏。“你有钱啊。”表演安慰的律师奉承地说。我没有吱声，斯蒂夫你生命结束前两天做完的最后一个案子，你掏了九千调查费呢。他们说要给你讨回公正。我哭，我听，我没有吱声，我是你的妻子，是律师的妻子，我在你身边有二十七年经验判断律师的话意，你从来不说一定打赢，你跟顾客指出案子存在问题，你不会使用“讨回公道”这样的词。带着合同，艾琳送我回家，车到门口，我在车里读合同，不上庭赢案子，他俩拿赢的百分之四十，上庭赢案子拿百分之五十，愤怒红脸拿其中的百分之七十，安慰白脸拿百分之三十（他是拉来案子的角色，斯蒂夫你也分成，和拿案子的律师对半分）。下车之前，艾琳判断说，没有更多选择了。几个律师拒绝了，这个律师表示自己掏腰包调查一下，艾琳说我没有损失钱，我在车座上签字。一个案子申请上诉，可以走几年，如果这中间我不在人世了，谁代表我接受案子结果？我问艾琳，她看看我，她知道我会以个人名义把打赢官司的钱分给她、分给凯瑟琳。我把这次见面报告了你的老友大法官秘书茹本，她回信说，她会查查这对律师的口碑。

我给律师看了我从前出的书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书评，意思是，我虽然说破英语，我不是文盲。谈话到最后，我提到我做过护士，为说明我的亲眼所见不是无知的。斯蒂夫，你知道我，四十年前我当过护士，在北京头等医院，到西双版纳做医疗队员，这些经历在我的自传里写了两大章，Helen翻译了整部书的英文，我在帮她核实“原文真实”。在我动身到英国Leeds大学发表讲演《我的中文处境》之前，我把Helen翻译的这两章英文，转发给两个律师，作为研究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案子的旁证材料。

在伦敦街头黑暗中我告诉Helen，她喃喃地说，一部文学作品，成了律师办公室的文件，也是一种下场……

我等了几个月，我知道律师讨厌被打搅。三个月过去了，十月底的时候我请艾琳催问，律师喜欢和律师打交道。我和艾琳又去了事务所，唱白脸安慰角色的独自接待我们。

白脸律师指着大窗说，街对面就是郡法院，那里不是代表公正的地方，很好的案子会失败，很烂的案子会赢了，我很抱歉，你没能在这里找到安宁。

这意思很清楚。这套说辞，也许是他的常备说辞，不是对我说的，是各种版本的一个标准版。

我说，斯蒂夫常去街对面法院……

我扭头看百叶窗，看窗后面隐约的树，我的斯蒂夫，我看到你的背影，你的脚步，你正推开法院大门走进去。

在我的左手边，白脸律师拿起放着的两页纸，是那个红脸律师的信。信是一个月以前写的。白脸律师念起来，医学名词连连，白脸律师停顿说，我爸爸是医生，我都念不溜这些词。

我听着，知道这都是“借口”，让冰冷的拒绝有一点点叙述的人气。奇怪的是，我为听到这些法律说法感觉亲近，是的，亲近，我已经十个月没有听到这类叙述法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正面听到这些叙述，我，一个律师妻子，十个月前每天听法律词，就像斯蒂夫你小时候天天晚饭桌上听你的医生爸爸说大肠杆菌、癌细胞转移、阿司匹林。我总是旁听你说案子，我第一次正面听案子。

这份拒绝接案子的信说，医院操作没有错，尸检证明——引用验尸人名字引用细节，我垂下眼，关闭听觉，不再听。演红脸的律师没有花费他夸口的两千美金，他给他的医生看，那医生说，你很难打赢，很难说服陪审团。

白脸律师的手按了按我的手，手离开了，他出去了。等他回来，把一份复印件放在我面前，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你的尸检报告，九页复印纸，从前是艾琳帮我收着，帮我转给可能接案子的律师，凯瑟琳也收着帮我看帮我转，这时候，它在我的面前。艾琳的手默默搭在我的手背上，企图温暖我吧，她的手象牙一样，是冰冷的，

我喃喃地、清晰地說医生们，说护士们，说医院各科，艾琳提醒我说，这里结束了。白脸律师说，我整个下午腾出来为听你说。

我为什么失神地持续地说？因为一个人面对的死寂真相太大了，然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面对，哪怕我永远不要读这些纸。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你申诉？

我想到斯蒂芬·布瑞欧。2013年5月4日他在《时代周刊》发表长文《苦药》，全面抨击美国医疗系统的高额账单，导致众多病患欠费、破产。这是一篇破“时代”的长文，巨长，长到《时代周刊》那一期就发了这一篇文章。诸多的医药名词，我花了几个小时读，布瑞欧点了好几家医院和保险公司的名字，我读着不由为作者担忧，医院系统以及保险公司有强大的法律团队，还不告死作者？！斯蒂夫你说，这作者不怕，他是律师。你说，他写的细节你每天遇到，你为顾客账单搏斗，没有尽头的搏斗。

与医疗系统风车作对的布瑞欧是哈佛出身的律师，畅销书作者，讲坛上宾，他有一个网站专门推销他的书和理念，他的基本理念是：深渊中的美国，眼看要完。

这个人太大牌了，我能求到？你的病因，你的最后一天，他会做剥离分析？你最后一次住院到离世，肺部小手术、术后恢复、ICU，五天，账单是十七万八千美元，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了。你走了这么久了，一笔麻醉账单仍然不断来催，两千七百美金，执行日期就是你走的那一日，就是我一转身他们插入呼吸器之前的麻醉剂，从此永远中断我和你说话的麻醉剂？我不支付。这张麻醉账单甚至威胁转给追债公司，我不支付。这家大医院在你走后发来服务满意度调查表，我没有理睬，留着这个证据。证明什么呢？我学你做律师的习惯留证据，我指控美国一医院过度收费吗？布瑞欧是非黑即白的律师。他们，律师们，攻其一点以取胜，大牌布瑞欧会怜惜于是垂首个案斯蒂夫你吗？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属于同一支脉，斯蒂芬是斯蒂夫的一种写法。他指控庞大体系，他真在意人吗？

斯蒂夫，原谅我，我的斯蒂夫，不论是大是小，你的同行，你的律师们，不在意个体的人。我在一次次申诉中一次次崩溃，内心滑落结束自己的边缘，一次一次。假如我放弃，你能原谅我？我不能原谅我。

有人敲门——几乎没有谁敲咱们家门的。一个稍微超重的四十岁不到白男人站在门口，自我介绍并递上一张印着他照片的宣传单。他在竞选州议员，敲选民门。我问他职业，说是律师。什么方面？错误死亡。上庭吗？上庭。我看他的姓，东欧的？他说是波兰裔。这人敲门求选他一票，因为我登记的是民主党选民，我被民主党亚裔竞选后援圈中，而这是送上门来的斯蒂夫你的律师吗？

我就说你，你一半波兰裔，你是律师，你错误死亡。我哭起来。这个敲门求选票的把他的事务所联系方式写在我的手机里。不知道有几位竞选人同时拉业务？艾琳知道他（艾琳对名人关注），你的法律业务接受者克里夫也知道他，为他捐款。我们这个郡的民主党人很多给他捐款，你知道，这里白人居多，明而不宣的，他是白人，自己人的自己人。

没有你开车带我，第一次，我没有去投票站，我填写了缺席投票。乔治亚两党竞选十分激烈，尤其是一个黑人女性据说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州长。结果她落选了，但是那个民主党律师出线了，他选上了。我用邮递方式，投了他一票，两党州长竞选人都没有投，我的投票表只有这个律师一栏涂满，私心希望他能帮你？私心害怕他知道没有我这一票就会拒绝你，我的恐惧不是荒谬的，这个年轻政客会知道的。他一年三个月在州议会，其余时间还要讨生活，艾琳说，她联系这个律师（她喜欢和所有有来头的人交往），现在他忙州里大事，禁枪、教育投资、医疗保险，一直要到明年初的时候——因为要过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律师都忙着结案，总结年终税务，你也曾经很忙。

和对待每一个潜在的可能为你力争的（为案子不为你）律师一样，我也做了这个律师的功课，九年从业经历，三个女儿，一开始就做死亡类案子——因为这个一旦赢，是大钱，而他只有九年从业经历，身体肥肥，粉嫩的脸，甜甜地笑，也许可以争取选民的心。对于你这样的案子，思维是不是锐利，有没有深挖的能力，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付出，我打问号，凯瑟琳也怀疑。但是我们在末路了，律师，我是说，够格的律师，放眼看去都是投机者，投机的能力半斤八两。凯瑟琳叹气，太难找到那一个律师，斯蒂夫，是斯蒂夫的最理想律师。

我给凯瑟琳看了律师写的拒绝信，是演红脸主打律师写给演白脸安慰律师的，凯瑟琳读了，皱眉说，这么烂的文字！落魄摄影家凯瑟琳，不断写环保提案，她的文字功力因此锤炼得不俗。可怜Helen翻译的我的自传，得国际翻译奖的Helen，随着退信，那份文学自述英文翻译稿也从律师电脑里清除了。也许从来没有被打开过，没有被看一眼。

我和凯瑟琳决定，把你的最后时刻表，你的案例的要点，最后修改，请艾琳预约这个民主党新秀死亡律师。同时，我们（凯瑟琳作我的英文笔）跟你的老友茹本（大法官秘书茹本）报告我们的失败，问问她还有什么建议。

你妹妹珍妮，帮我修改你的最后时刻表，因此她总算看到了你最后时刻的一个连贯的线索，而不是隔空听说。她边修改边说，她不继续参与了，她的生活要向前看。一个中年失业从外国回到本土住在你妈妈公寓每天两杯酒的女人，生活如何继续，那是她的问题，也是我的你的问题，因为她是我遗嘱的唯一继承人。

我在网上查到，那个白脸安慰律师的业务包括做遗嘱，于是，告辞之前我询问遗嘱问题。

你有多少资产？白脸安慰律师立刻问。他的脸上有疤痘，我第一次见他就注意到，以为是天花留下的。他问我的财产时候，脸涨得通红，疤痘立刻多了起来，迅速密布整张脸，这是不是红斑狼疮呢？我想，斯蒂夫，你后来脸部有些发红，皮肤科医生说是头皮油脂流到脸上，涂膏药会好转，但是不会痊愈，医生说他自己也有。我在网上搜索，我怀疑，这类表现和免疫系统有关，我面前这个疤痘丛生的律师有免疫系统问题吗？这个捞到案子找能手分享的角色，无力为你抗辩，他能抵抗自己身体隐藏的疾患？他也是医生的儿子，懂得医学名词的意思，那又如何呢？我没有吱声，我提示，我没有负债，没有后裔，也许值一百万以上。他立刻说，他代理的客户有一千万的、一亿的，我再次提示，我是作家，有版权的问题，他能够给出建议吗。他立刻说此地名流《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遗产管理，提到他侄女婿（中国人）和侄女在上海做专业词汇字典翻译，说他女儿在海地的慈善机构工作，那里人穷得一个礼拜只吃三顿饭，可以捐遗产。我打断他说，公共电台让我们听众捐钱，其中有一部分钱会进食物银行，我听着想，穷人超级肥胖，吃得太多……斯蒂夫，你会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是，你可能同意。

我甚至想到求诺亚帮助，你走后他无所顾忌地掠夺你，我居然不计较了。我先问了他的母鹰犬罗润，她还在租你们的办公室，诺亚没有像他声称的那样搬走，他们都在那里，蛋也在，律师们的日子没有任何变化。我问罗润是否认识本城起诉医疗事故导致死亡的律师事务所，我知道她不懂这类案子，但是她在大律师事务所干过，应该联系广泛。罗润得到我的容许，给退你案子的红脸律师打电话，收到红脸律师私人顾问医生的看法。原谅我不能抄写了，太伤心了，还是那一套。罗润说，最敢打的可能是诺亚，她以为诺亚一直在掌管你过世的案子，她这才知道诺亚和你我的过结。追溯误诊、起诉医生，而不是起诉医院，她以为也许是一条路。她完全不懂，但是她说她懂得律师起诉医生会非常费钱。我想到过。前一家大医院误诊并延迟治疗你咳嗽的问题，我想过去那家医院要诊断报告。

我起诉隶属Northside大医院的肺科医生？起诉马路对面和Emery大学合作的St.John大医院的肺科医生（两个）？他们看你咳嗽，拍片看到你肺部有点水但说没关系。你的咳嗽继续加剧，我请我的家庭医生为你看诊，她为大医院醫生关心教学胜于关心病人而担忧。在第一家大医院没有在意你咳嗽三个月之后，你发生第一次中风。你能说话后的第一件事，你惊奇地说，我不咳嗽了！然后，你继续咳嗽……我要分别起诉亚特兰大两大医院两个肺科？！

起诉前一个耽误诊断，起诉后一个两次小手术严重错误，给你抽水时气体进入肺部，会造成致命的肺塌陷，于是立刻又给你做抽气手术！！但是哪个律师会接起诉医生的案子呢？医生比病人更被法律保护，也许，我在自投罗网。罗润提到诺亚敢打。你离世后罗润来我家探望，我告诉她我想卖房，我的动机其实是预设她会传话给诺亚？我希望诺亚有感于多年友谊于是手下留情，然而，诺亚毫不留情地指出，我可以卖房还办公室租金。诺亚是法庭打斗天才——你赞许地说过，但你同样知道，他不回顾客电话、拖延案子，他将如何整理你的案子？他曾经动不动敲你办公室门框，问你任何进入他脑子的法律问题。本能地他又会想敲门，问关于你的案子的问题……

走到这一步了？纵然我腆着脸求诺亚，你要他代理你吗？你会不会对我说，缄默，不要给他有关我的疾病材料，请为我保持尊严。

我向茹本最后呼救。她回了封长信，信的最后一段，以你的口气说，亲爱的Xinxin，let it go，照顾你自己的身体。我没有回她。她也说到律师接案子要考虑花费和时间，假如有律师接案子，少说两年一般五年，律师需要案子的收入来养家糊口。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求了。这个圈子多么窄小。我没有任何人（律师，朋友，家人）可以讨论你了。

我做了一个梦，斯蒂夫，你站在我面前，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我有一点疑惑，你有灰颜色的衣服吗？我靠在你的怀里，你个子高，我的手扒着你胸的下沿，你的肚子微微有一点隆起，我在你的怀里，轻轻地敲一敲，我有时候会这么做，是一个玩笑，是一个警告，斯蒂夫，注意减肚子啊。

梦醒，我在想，灰色衣服，你有一件的，你的健身运动衫。

我个子矮，在你的怀中，头到你胸口上，手搭在你胸口下，我轻轻敲一下你的肚子。

这是你和我一个真实小动作，天上人间，本无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