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平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作为共和国第一批公安人员，参加了保卫新中国的惊险战斗，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的社会治安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当时，北平暗藏的敌对势力十分庞杂，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保密局、国防部二厅、中统局、傅作义系统、阎锡山系统、美国特务系统和特务系统控制的民间组织。除此之外，还有先期解放的东北和华北各地流窜来的特务。据统计，当时共有110个特务单位，加上它的外围组织共有1.6万多名特务分子。另外，还有很多敌对的外国间谍分子，特别是美国把战败国的间谍网罗起来，伪装掩护在学校、医院、教堂和外贸商界里面。这些敌对势力不断策划暗杀、纵火、爆炸事件;惯匪、惯窃肆无忌惮，明砸明抢，一天数起;恶霸、地痞和流氓趁乱打劫，对市民敲诈勒索;反动会道门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再加上五万多不服从整编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充斥街头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还有倒卖银圆的不法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分子……当时北平的社会治安环境极度混乱。

1948年底，有的特务系统还利用我们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时机，在北平隐匿电台、枪支、弹药，销毁档案文件，妄图与我们长期周旋。此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数次专程到北平指导布置潜伏活动。毛人凤布置了三个潜伏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彼此没有横向关系。每组三个人，配备一部电台，武器弹药若干，以及一年的活动经费，其任务是搜集情报、纵火暗杀、干扰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破坏与反破坏的战火硝烟弥漫了整个北平。

对此，我们坚持“打进去，拉出来，长期经营，内线侦察”的正确斗争路线，不但破获了大批特务间谍案件，而且迅速把侦破工作的触角从内地伸向海外特务间谍机关，敌特派来北平的人员和动向基本在我方掌握之中、控制之下，其阴谋难以得逞。

接管改编北平市警察局

1949年2月4日，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在北平市政府会议厅从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手中接管了旧北平市政府的印章，并宣布北平市人民政府各项人事任命。2月5日，新上任的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率各处处长前去接管北平市警察局，并召集旧警人员开会，宣读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的有关政令，宣布了共产党对旧警人员的政策，收缴了其印信及武器弹药等。至此，接管工作全面展开，在摧毁旧警察机构的同时，建立了新的公安机构。当时，北平市警察局设有20个分局，8个直属机构。

旧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系军统重要成员。北平解放前，杨清植逃往南京，旧警察局由副局长徐澍管理。解放后，徐澍向我方办理了交接。在接管旧警察局工作中，我负责记录整理每天的接管情况，并及时上报。

接管时，我们将保警总队（武装警察）和旧警人员手中的武器进行收缴，对库存武器清点接收，收缴机枪350多挺、长短枪2.2万多支、各种子弹130万发。在收缴武器过程中，由于强大的政策宣传力度和强大的威慑力量，现场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审查处理旧北平市警察局的人员

当时，我们共接管旧警人员13635人。对旧警人员审查处理的具体措施是：先抓捕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处理一般人员;对于一般人员先处理上层，后处理下层;对特务、反革命分子以集中审查为主，对一般人员以教育改造为主;有重大罪惡或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予以关押。在审查中共发现特务、特嫌和重大反革命分子501人，对历史不清和群众痛恨的人员予以开除，对坚持旧思想者或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者遣送回家，对参加旧警时间不长的青年学生则实行留用。

4月初，我调到内五分局负责做旧警人员的思想改造和审查工作。当时，我们全局进城负责接管的干警只有400多人，广大基层治安工作还是由旧警人员负责，但这些人由于没有受过革命教育，思想还是旧的，有的劣迹斑斑，群众恨之入骨，有的仍有反动活动。为了不影响治安保卫工作正常运行，我们一方面对他们加强审查清理;另一方面对旧警人员分批轮训，各分局每期150人。轮训的目的是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转变立场，将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和镇压群众的旧警察改造为为新政权服务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而这些人长期接受反动教育，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都旧习难改，要让他们彻底改变，谈何容易。谭局长对我讲，教育改造旧警人员是改造旧政权的最重要一环，政权是人掌握的，只有对人民有感情、为人民服务的人掌握政权，北平才算真正回到人民手里。所以，我们对旧警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刻不容缓。

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有：听领导做形势报告、传达军管会文件和学习市政府颁布的《警员八项守则》等。通过听报告、读文件并进行小组讨论，同时开展坦白交代、揭发检举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大部分人员进步很快，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一名人民警察。但是还有极少数人坚持反动观点，说什么“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就给谁干”“胜者王侯败者贼”，等等。根据这些现象，我们及时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对转变认识比较好的，安排在大会上典型发言，以点带面，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对坚持不改又有历史污点的，再检举、再教育、再挽救，要求他们将勒索老百姓的钱物主动送还，到人多的集贸市场向曾被他们欺压过的群众当面赔礼道歉，扭转群众对他们的看法。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轮训工作，全分局旧警全部得到清理审查，确定继续留用或予以转业及开除等人事梳理。轮训工作完成后，由我执笔写了《新解放城市改造旧警察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报告，报送给了谭政文局长。

开展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登记工作

刚刚解放的北平，国民党潜伏特务伺机破坏、反动分子阴谋暴动、遗留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四处造谣惑众、反动会道门趁机兴风作浪，社会秩序亟待整顿。与此同时，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有的特务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想弃暗投明。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在1949年2月即向公安局自首，他为了立功赎罪，除向我方交出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名单和25册密码本外，还动员312名特务自首。根据他的举报，我们起获了电台七部、长短枪2000余支。在我党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伪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聂士庆动员特务102人自首，伪剿总一组组长高庆升动员特务129人自首，伪平津区警务处副处长陈迂儒动员特务84人自首，伪稽查科科长英绳厚动员特务71人自首。

为了查清这些自首特务的历史行径，配合我方侦察搜捕工作顺利开展，达到彻底摧毁敌特组织的目的，我们对1635名特务进行集中管训。在集训中，这些人供出特务线索4584条、长短枪217支、子弹7650发和电台一部。

早在接管警察局的当日，市局就开展了对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工作。除了秘密自首外，还实施了特务公开登记工作，1949年3月5日，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签署了《北平市公安局关于特务分子实行登记的布告》，3月11日又发布了《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并在东四北大街426号设立总登记处，各公安分局设立了分登记处。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下，3月初至6月底，共有3533名特务进行了登记。到1949年7月23日，据统计又新增1000多名特务进行了登记，在全市户口查对中还发现了1811名未登记的特务。

登记工作开始后，一些敌特错误估计我方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有的拒不登记，有的登记身份但不交代其上下组织，有的只交代历史罪行不交代现行活动，有的揭发他人罪恶对自己的罪行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有的只交证件而不交武器弹药，等等。对此，我们首先把掌握的情况通知派出所，限令特务及反动分子按期登记，让已登记人员去动员未登记人员，对拒不登记的实施逮捕关押。已经登记的人员由派出所管制，让他们定期交思想汇报，不得无故外出活动，要随传随到，并揭发检举漏网敌特人员及破坏活动，知情不报、窝藏坏人者严惩不贷。

经过我们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暴露在表面上的敌特分子及其组织基本肃清，全市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封闭妓院、烟馆、赌场

当时，北平还有妓院、烟馆、赌场，还有流氓活动的据点。这些藏污纳垢之处，必须予以彻底清除。其政策是对有一般罪行的老板进行教育释放或驱逐出京，对罪孽深重的老板予以处决，以平民愤。1949年11月21日，我参加了北京封闭妓院的工作，共封闭妓院224家，集中审查老板200多名，收容妓女1268名，治疗她们的性病及其他疾病后，有家的安排回家，有对象的助其结婚，生活无出路的助其学习一技之长，然后安排工作。

取缔反动会道门

北平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不稳定，街头巷尾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坏的谣言是“鼓楼冒烟石狮掉泪天下大乱”“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掉泪天下不长久，如今又掉泪了天下又不长久”，还有什么“很快天下就是一贯道的天下”。这些谣言流传甚广，不少市民还到鼓楼下观看，看到鼓楼顶部确有类似烟雾的东西聚集和涌动，一传十、十传百，谣言越传越恐怖，于是人心惶惶。谭政文局长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阴谋，责令治安处立即采取行动，一查到底。治安处在鼓楼下搭起脚手架，派人爬上楼顶，发现“烟雾”竟是无数只小飞虫聚集而成。经专家鉴定，这些小飞虫的学名叫“摇蚁”，产于不流动的水中，喜爱在建筑物的顶端聚集。治安处将这些“摇蚁”捕捉后，向围观群众展示，并说明真相，报纸也专门发消息辟谣。

经治安处调查，这些谣言出自一贯道成员之口，他们开会传，在大街上传，恶意扰乱社会秩序。于是，公安局请示军管会要求取缔一贯道，军管会立即批准。市公安局经过大量的侦查工作，逐渐掌握了北京地区一贯道总坛以下各坛的名称、地址、坛主、点传师等重要线索。1950年6月7日，将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兼国民党特务刘燮元等11人逮捕。北京道长张五福预感形势不妙，指令“當进则进，当牺牲则牺牲”，在其指令下，一些坛主组织道徒习武，购买刀枪，等待道长一声令下进行武装暴乱。1950年12月19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签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大规模地打击一贯道。当晚，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联合行动，除孙素珍和张五福事先潜逃外，130余名道首被擒获，当场搜出国民党特务证件、潜伏活动计划书、各种谣言底稿、枪支和大量金银钱财。公安局还在中山公园设立所谓的一贯道道坛，让坛主曝光骗人把戏，现身说法教育群众。

在打击一贯道的活动中，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关闭大小道坛1283个。为此《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指出：取缔一贯道“是维护首都社会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

侦察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

进城后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把警察局接管改造了，大批敌人也被管制起来了。有的同志说，今后可以松口气了。就在这时，敌人就给我们上课了，逃往港、澳、台和西北的特务，有的潜回北京继续进行活动，美蒋特务从台、日、韩等地向北京派遣间谍，漏网的反动分子也蠢蠢欲动。现实告诉我们，与敌人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今后的斗争方式更为隐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密捕反动分子张荫梧

1949年2月，我们刚进北平城就得到内线报告，原北平市市长、北平市警备司令、国民党陆军上将张荫梧在我军围城之际成立了“华北民众自救会”，自任总指挥，私藏大量武器，妄图拉起队伍，与我军长期周旋。2月15日，在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的布置下，公安局二处处长冯基平带队将张荫悟等十名案犯一网打尽，缴获轻机枪三挺、卡宾枪两支、长枪229支、手榴弹两箱、掷弹筒一个、电台一部及大量子弹。

2.抓捕军统特务吴雷远

北平解放后，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京共商建国大计。此时，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见有机可乘，削尖脑袋千方百计企图钻进民主党派行列，进而打入新政权，图谋与共产党平分天下。其中，规模最大的案件是军统特务吴雷远的“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案。其成员有军统特务刘享中、原国民党三十一军军长王敏侯、汉奸县长刘佛航等。我军围城时，吴、王拉起反动武装“别动队”，吴任总指挥，下设15个纵队，他们收集枪支弹药，购买和制造大刀和长矛。他们还勾结原国民党军方人士加盟，其中有集团军司令、少将师长、野战军军长、战车团和通讯团团长。北平解放后，吴、王一方面向解放军交出部分武器表示悔过自新;另一方面还与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取得联系，并将“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名册交出，企图将其变成“民革”的组成部分。李、蔡二人禁不住吴、王的再三恳求，也不了解吴、王等人的罪恶活动，当时就接过花名册，并答应于1949年3月8日到“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驻地讲话。

经中共中央和市委批准，公安局于1949年3月7日将吴雷远等十余名首要分子予以逮捕，当场搜出大量武器弹药、国民党军服200余套及电台八部。3月17日，公安局按照彭真同志指示，邀请李济深、蔡廷锴等八位民主人士到北京饭店参加“民主促进会华北分会”一案审判的报告会，并将首犯王敏侯押赴现场。会上，公安局同志报告了该分会的阴谋活动，并出示了查获的电台、枪支等罪证，李济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知道真相后，纷纷发言谴责王敏侯、吴雷远等人的罪恶行径。

3.侦破电车厂纵火案

4月25日凌晨2时，北京电车厂南厂突发火灾，直到7时大火才被扑灭。烧毁电车59辆，厂房104间，全市公共交通陷于瘫痪，直接经济损失两亿元。事后查明，此案由中统潜伏特务焦一星和牛言斌二人受命所为。其后，牛言斌自杀，焦一星被我方处决。

4.侦破中统特务长期潜伏案

在与诸多国民党潜伏特务斗争过程中，涉及范围最广，投入侦察力量最强，侦察时间最长，抓捕特务最多，为保卫新中国贡献最大，被称为公安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的要数代号为“148”的中统特务潜伏案。这个案件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下，由公安部和北京市委直接指挥，各地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广大公安干警不懈努力，经过长达17年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北平解放初期，除大部分特务自首之外，还有少数顽固分子逃往尚未解放的西北。中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李鲲生笼络其部下逃往包头等地潜伏，伺机活动。李于1949年4月先后派宗宏和李建勋潜回北平，一方面搜罗旧部，聚集并发展力量，建立潜伏组织;另一方面，他们还派人到香港与台湾联系，获取活动经费。

当我们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立案侦查，确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斗争策略。从1949年至1966年，经过几个回合，逐步摸清敌人的全部情况，摧毁了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布置在华北、西北和东北的潜伏组织，把这些组织的所有潜伏特务一网打尽。我们先后同国民党“内调局”“情报局”“中委会六组”这几个主要特务系统作战，不仅把侦察工作从大陆拓展到港澳，还深入到台湾，先后破获100多起潜伏派遣特务案件，抓获潜伏和派遣特务170多名，主犯李鲲生于1952年被处决。

5.侦破中统特务企图打入政协案

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收到一条绝密情报：蒋经国专程飞渝，与“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密议派遣特务破坏中共新政协之事。当天晚上，李克农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商量此事，两人均认为这条情报可信程度颇高，决定对此进行秘密侦查。不久后，李克农获得了第二条线索，即国民党“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在重庆一秘密地点单独召见一位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据分析，这位被季源溥召见的中年男子，多半就是将赴北平执行蒋经国所下达命令的那个特务。9月15日，中央社会部致函公安部门：民革人士赵冰谷抗战期间为中统局上海重要负责人，抗战胜利后，还在上海为CC工作，刺探民主人士活动。上海解放前，赵在香港为CC专做李济深方面的情报工作，请调查。到了9月19日，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给统战部部长徐冰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赵冰谷。于是，公安局指示，对于李济深、张澜、李明灏等人的来访者进行登记，这么一登记，发现新冒出来的一个名字——赵冰谷。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立刻对赵冰谷进行调查：赵冰谷来自重庆，原是国民党官员，跟中统方面有关系，最近曾被国民党绑架关押过，是一位“追求进步”的人士。冯基平一看，疑心顿起，当即化装前往赵冰谷夫妇下榻的饭店，亲自对此人进行观察，发现其体态属于“较胖”一类，于是初步确定此人就是情报中所说的那个前来北平进行特务活动的特务，并向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报告，还分别向李济深、张澜等人就此事作了通报。李济深、张澜等人马上把赵冰谷“拜谒”他们时的谈话内容提供给公安局方面。而赵冰谷这时还蒙在鼓里，还在频频活动，痴心妄想等着周恩来、李维汉接见他。9月20日23点，在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夜，公安局逮捕了赵冰谷，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国民党“东南工作团”的证件，还有电台密码。1954年3月，赵冰谷被判处死刑。

6.侦破妄图刺杀毛主席的计兆祥案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诞辰，毛主席将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临行前的11月，解放军情报部监听台截获从北京发往台湾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于11月10日访苏0409”。毛主席看到电报后当即批示，要求公安部在他回国之前，查处此事。行前，毛主席還收到斯大林的叮嘱电报，内容是：“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当时，我们的方案是面上拉网，从空中和地面对敌展开侦察，重点与普查相结合，但工作量太大，时间不允许这样做，必须另找捷径。经过大家集思广益，摸清了敌人要活动必向海外要钱，汇钱必须经银行汇兑，于是我们确定先从银行下手查。

这个方案果然奏效。侦察员从京津两地的银行和邮局中查出，10月21日从香港给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计采楠汇港币1500元，另外还有2500元由孟广新取走。此时，监听台又截获敌人来电：“保密局嘉奖0409，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中校台长。”我们从计采楠和孟广新的社会关系中查出一名叫计旭的人，是计采楠的弟弟，无正当职业，家住南池子，这一线索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因为监听台发现的电台就在南池子这一带。我们立即把侦察工作重点集中到计旭身上，首先24小时监控其活动和人员往来，之后查明他的身份来历。我们从在押的保密局犯人中了解到，北平解放前夕毛人凤到北京布置潜伏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计兆祥的人奉毛之命潜伏在平，并有电台。后经在押犯认证计旭就是计兆祥，计的电台架在什么地方、每天什么时候发报还要进一步侦察。我们的侦察员以街道干部身份到计家以检查卫生为名观察计家内部陈设，发现有一根电线从烟囱上伸出室外。计的院内有一名旧警察，他的住处能观察到计在家里的24小时活动，并能听到计的发报声音，我们将此人发展为特情，其任务就是在家24小时监控计的一举一动及发报声音。没过几天，该特情报告计在凌晨一时三十分发报，历时30分钟，这与各监听台发现的情况一致，由此可以证明，去年监听台发现的电台就是计兆祥的电台，计兆祥的电台就架设在南池子他的家里。

1950年2月28日，公安部下令逮捕计兆祥。我们从计的住处南池子九道湾43号搜出电台、手枪和情报底稿。侦察员在情报底稿中发现一份电报，内容是“今晚保密局将派人组织潜伏在哈尔滨的人发动袭击”。我们立即向公安部报告这份万分火急的情报，就在这天晚上，毛人凤在哈尔滨附近的树林里空投两名特务，他们的任务是督导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总队在毛主席专列到达哈尔滨时行刺毛主席。但他们刚刚落地就被我方公安人员抓获，据供认：奉保密局令，于今晚12时，在双城林场与东北地下技术总队领导马冠山接头，督导他们部署爆炸毛主席的专列，爆炸成功后与计兆祥联系，做长期潜伏的准备，在大陆建立根据地迎接蒋军反攻大陆。敌特的联络地点在双城林场一座小楼内，此时马冠山已在那里等候。由我们侦察员改扮的空投特务也按时到达，马向“督导员”报告：“据0409电台密报，毛泽东专列明晨6时从哈尔滨通过，我们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一路从背后堵截，一路迎击援军。事成之后，退守长白山建立武装根据地，配合国军反攻大陆。”马将技术总队170名队员名单交给“督导员”，并奉命直接与计兆祥单线联系。敌特这一据点是保密局潜伏在大陆的秘密武装部队，这些人一部分混入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解放军，一部分流窜到社会，潜伏下来伺机从事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当时“督导员”一声令下，埋伏在小楼周围的解放军和公安战士将马冠山的人马全部逮捕，毛人凤布置的北京第一潜伏组也被我方彻底摧毁，刺杀毛主席的阴谋彻底失败。

7.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急需中共方面的情报，蒋介石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正做反攻大陆的美梦，此时美蒋都想了解中共的军事动向。

北平解放前夕，毛人凤亲自在北平布置的三个潜伏小组均被我方破获。因此，他多次受到蒋的训斥，并引起美军顾问团的不满。毛人凤在各方的压力下，1950年决定派遣秦应麟从台返京，组建“保密局天津特别组”，委任秦为中校组长，之后急电潜伏在呼和浩特市负责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的北平第三潜伏组组长林嘉滨返京，并委林为北京特别工作站站长，共同筹办“保密局天津特别组”。

秦应麟与报务员从台潜京后，发展刘景惠为译电员，发展卞树棠、李慕仁、李光琴、梁锡增、钮益培、钮益惠、卞书兰为组员。将电台架设在通县垛子村钮益培家，秦与其他组员匿居市里。7月初，秦即与台湾通报，秦的活动一开始就被我公安部门控制，9月秦等被一网打尽。这次行动共缴获美制CMS特工收发报机各一台、收发报登记本一册、密码四本、波长呼号表和电台零部件，还有特务身份证明书和履历表。从秦妻住处搜出蒋介石、陈诚、毛人凤发给秦的特务委任状三件，截获秦在京发出电报56件，尚有23件待发，接收台湾来电100件。“保密局天津特别组”还没来得及组建就被我们彻底摧毁。

8.破获军统特务段云鹏案

在我们与敌特斗争行动中，最危险的是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段长期在北平活动，他会武功，还能蹿房越脊，是军统局一条最凶恶的鹰犬。1949年1月，蒋介石为破坏北平和平解放，指示段云鹏炸死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奔走的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用以威胁傅作义。段接受任务后炸死了何的二女儿、炸伤何的家人，后逃往台湾。1951年期间，段先后三次被派遣来京，建立“保密局华北行动组”“北平行动组”，其中有的特务已打入我方内部，搞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住址和汽车号码，并购买了炸药和自制炸弹。之后，段匪慑于我方镇反威力，其下属均被破获，段侥幸逃回台湾。直到1954年9月，段云鹏接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派遣，在台经过美国高级特工训练后入境，刚从香港入境就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9.破获炮轰天安门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部队进驻台湾，并在朝鲜半岛悍然登陆仁川港，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美帝侵略的战火顷刻间烧到中国的大门口，同时也加紧向中国大陆派遣特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帝即在我国周围布置“新月形”间谍包围圈，与潜伏在国内的美帝间谍和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构成对新中国安全最大的隐患。1947年，美国在北平东四三条设美国战略情报局“CIC”驻华机构，将德、意、日战败国间谍网罗其门下，如意大利的李安东和哲立，日本的山口隆一和德国的甘纳斯等都是“CIC”的成员。

我们在侦察中发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特别活跃，侦察员伺机与三秘接触，得到很多信息，了解到大使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巴基斯坦使馆是美国出钱设的，是专门为美国人搜集情报的机构，美国人通过巴使馆给意大利人、日本人、德国人传递过间谍邮件，代办过其他间谍活动。后来，美国人发现巴基斯坦使馆不可靠，又转托在东交民巷开熏鱼店的女老板，继续搞间谍活动。但是，美猖狂的蒋特务间谍活动无一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950年9月，美军遭朝鲜顽强抵抗，又担心中苏出兵，因此更加猖狂地在中国大陆搞破坏，妄图干扰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部署。“CIC”将远在东南亚的前驻华武官包瑞德急忙召回华盛顿商讨对策，令包立即组织暗杀队，对中共领导采取暗杀活动。包提出利用目前仍在华的德意日间谍人员，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意大利人李安东家藏有一门迫击炮，还有几十发炮弹。包瑞德的阴谋很快被我公安部门获悉。9月12日，我公安人员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状态，首先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人严密监控起来，其次将这四个人的资料从各个部门集中到公安局。此时，我方电台截获保密局电令潜伏在泰国的特务关吉富火速赶到香港与包瑞德会晤，确定利用关在北京的王恩崇执行此项任务。

9月13日，住在北京甘雨胡同乙17号的李安东，邀请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人在他家假借举行舞会传达指令，与近日包瑞德派来敌特共同行动炮轰天安门，具体是在十一鸣礼炮时，从李家用迫击炮向天安门连续发射三颗炮弹，每发炮弹的爆炸威力是120平方米，即使只有一颗炮弹命中，也会把天安门城楼炸毁。这次行动报酬是每人五万美金，其中一半已存在香港银行，存折交给每个人。同时，他们到天津买好10月1日、2日赴港国际航班船票，待大功告成后，趁混乱之机乘船逃离。9月14日，安插在李安东家的我方特情人员及时报告了敌特开会活动的详细情报，連同保密局密令“北平地下工作队”配合“CIC”的活动。9月25日，包瑞德派程娜到北京接头，将包的半截名片经哲立转给李安东，李称如果暗号对上，就是包瑞德向他们下达了最后行动命令。9月27日，山口将邮件写好后交伊拉克女人到东单邮局发往东京。经截获内容：“CIC总部，所购灭火器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山口隆一信内附一张用铅笔画的天安门城楼和金水桥图，并画出从金水桥上的一架灭火器上射出一条又粗又黑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

获悉这封信和照片后，冯基平处长立刻召集参战干部分析敌情，并立即向市委和公安部请示。彭真同志听完汇报当即指示：“这是炮轰天安门，妄图杀害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破坏国庆庆典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行动破案。”

9月28日，公安局根据中央指示，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和哲立全部逮捕。在这些人家中，搜出迫击炮一门、炮弹十余发、带望远镜的长枪一支，以及大量情报，敌人在铁证面前对其谋罪行完全供认。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其他二犯判有期徒刑，刑期满后驱逐出境。美帝一手策划的炮轰天安门案件全部告破，保证了国庆庆典的安全。

10.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据统计，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座。1950年，全国有近四万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惨遭匪特杀害，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活动更加猖狂。为此，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北京市把镇压反革命对象定为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1951年2月17日，全市统一镇反行动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675名;3月7日，又逮捕反革命分子1050名;25日，判处199名反革命分子死刑;5月22日，又判处221名反革命分子死刑。经过镇反，全市共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948名，押解往外地处决158名。北平解放后至1951年，共处决反革命分子1068名，逮捕3051名，登记管制8551名。北京市镇反运动是在群众广泛参与下进行的，镇反运动大大伸张了民气，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

（编辑 叶松）

作者：原中国石化总公司办公厅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