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此外，作为著名的青铜器鉴定专家，先生生前还曾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2月24日，备受学术界爱戴的李学勤先生逝世了。

闻讯时，正是当日清晨，我刚刚梦醒便接此噩耗，大吃一惊。此前数月，我每每致电询问病况，却因怕打扰先生养病而一直没有前往看望，懊悔之情此刻涌上心头，真是人生无常，生死瞬间！

悲痛之余，忆及我与学勤先生跨越四十年时空的交往，不禁唏嘘。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和先生的情谊可以说是“半纸师生缘，一世师生情”。

四十年前曾落第

1978年舂，中国科学院“文革”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生的消息甫一公布，立刻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当时我从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不久，正在西安一家研究所工作，得此消息，欣喜若狂！我虽然大学学的是理科，但其实自幼便对文科偏好，下了不少功夫，曾经踌躇满志要报考清华、北大的文科专业，却终因“文革”开始而美梦破碎。

高中后，我跟着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名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然而，要读书、要上大学的愿望一直萦绕在我心间，从未放弃，即便在爬冰卧雪的间隙，我仍抓住一切时间大量读书，后来以全团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根据国家安排，从事材料专业工作。

那时看到中科院招收研究生的资料，是由历史研究所张政娘、李学勤两位先生担任导师，正是我所感兴趣的专业！我非常兴奋，虽然名额只有一个，但我决意以自己钻研多年的文科基礎功底一搏。

考试内容共四科，分别为政治、中国通史、古典文献和英语。记得考试现场非常严格，每个教室都有五六位老师监考，每个考生考题都不同，试卷经过层层密封，连草稿纸都要同正卷一起上交。我自信满满地回答了政治、中国通史和古典文献三门考试的所有题目，并在规定时间内复查、交卷。但英语考试则遇到了问题，特别是那道英文写作题目“论述辩证唯物主义”，我用中文可以答出来，但用英文很困难。这篇文章内涉及的英文哲学名词我基本都不会，需要一个一个查字典，因此直到收卷，我也没答完。

考试过后很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封北京的来信。我还清晰地记得，信封上书写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建国门大街五号）”一行字。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拆开，里面却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一封手书信件：

“张忠义同学，您好，研究生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你的政治、中国通史和古典文献答得都比较好，但外语成绩还差几分未达到分数线，所以很遗憾通知你，此次未能被录取，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挖掘潜力，欢迎你将来再报考，李学勤。”

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彼时，我并不知道李学勤究竟是谁，报考时也并未对这位导师的名字特别关注。我万万没想到，一位素昧平生的中科院导师能给一个落第的考生写一封如此深切鼓励、又充满期许的信，着实令我感动不已。虽然我最终未被录取，失去了进入中科院深造自己喜爱专业的机会，但这封信的内容却深深地激励了我。这次考研失败不但没有令我沮丧、失望，又甚或放弃长年以来的爱好，反而让年轻的我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更加充满求知的激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从未减退。

“李学勤”这个名字，从那一天起，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二十年前又逢君

考研后的第二年，我由科研工作转为行政管理，后来陆续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和跨国集团企业工作。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工作之余，我持续几十年深入钻研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书画的鉴赏，与书画艺术家和收藏家们建立了广泛联系。

上世纪90年代初，赵朴初、刘靖基、沈鹏、李真等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士，联名向有关部门呼吁，发起成立一个中国的收藏家协会：“当今盛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势必要发展收藏文化。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别的什么都不少，唯独没有全国性的收藏家协会。国外的藏家、藏馆相当多，我国这方面显得太弱，太不相称。”1995年9月，经过多方调研论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收藏家协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1996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王光英副委员长任名誉会长，史树青先生为第一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此后，协会陆续成立了办事机构及分支机构，我成为书画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史树青先生逐一介绍到会的专家，当听到“李学勤”这个名字时，我不由心中一震。

会议休息时，我主动向李学勤先生作了自我介绍，并怀着和当年读信一般的心情，提及二十年前的那封信。李先生竟还依稀记得那封信，也非常高兴，详细询问我多年来的工作学习情况。我向他表示希望二十年后能重续那半纸师生缘，做他校外的学生，多向他请教。他谦虚地笑着说：“咱们确实有缘分，但书画收藏我不懂，你们才是专家，今后咱们就互相学习吧！”

因缘际会，时隔二十载，我得偿夙愿。

学海无涯常求教

自此，我时常向李先生求教。

李先生学识渊博且精深。他曾说自己最初是靠自学钻研，可说是读书破万卷。他读过的许多书，我一直未读过，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有些读不懂。

于是，我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和基础，拟定了向李先生学习、阅读相关书籍的大致范畴，陆续攻读了李学勤先生的诸多著作，从《走出疑古时代》、《三代文明研究》，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书法选编》等。我从书中获得知识，汲取营养。

李先生著作很多，我所读的大多是先生亲自赠与我的。他每次题赠必称“张忠义先生”（图一），让人惶恐。凡他所赠的书，我认真读过后必定精心收藏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学勤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每年都有新书问世，可谓是著作等身。他在甲骨、青铜、古文献、竹简帛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任职不少关键学术岗位上的领导，工作、教学都异常繁忙。李先生曾对我讲：“只要是你喜欢的、擅长的领域，目标确定后就要下苦功夫，深耕细作，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成就。”在李先生题赠给我《走出疑古时代》的扉页上，他就写下了“锲而不舍，金石为开”的激励之语。

李先生经常被一些单位请去作报告，或者作主题演讲。只要有可能，我一定设法参加，并认真做笔记。每次听讲，必有所获。

后来，我开始对李先生的手稿进行收集与研读。出于多年来收藏、鉴赏书画的习惯，自从认识李先生之后，我就特别注意从拍卖市场上购买、收集他的手稿和书信，只要发现就必定收藏。特别是一些早期文稿，都是李先生亲笔所书，许多还有出版签批字样，读起来异常亲切。

江师母常对我说：“那时候稿子全是他自己写的，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就怕编辑看不明白。可他对自己的文稿根本不经心，给出版社后从来不知道要回底稿。”

我收集到之后，经常会拿给李先生过目，并请他签字确认。而李先生在他的文稿上签字最多的就是“拙稿”（图二），谦逊之风可见一斑。

同时，我也向他表示可以随时将收集来的手稿还给他，特别是将来如果要建相关博物馆、纪念馆的话，我一定捐出来。而他每每总是对我说：“还是你留着吧，收集来不容易，况且都是花了钱的。”

李先生的手稿常常是亲自手书、修改、誊抄、再修改、再誊抄，经过屡次修正，方才付梓。甚至对已经发表的文章，他还要继续“改错”：

“我个人的经验是费了好多心力撰写的沦文，没过多少时间再看，一定找出瑕疵，甚至是很大的谬误，以致非得在新的文章中改错不可，这固然是我学识能力限制所致，但也说明要跟上发现和研究的更新很难做到，如果大家说不是故步自封，知错不改，我便很满足了。”

李先生有敢于自省、慨然修正錯误的气度。他倡导敢于创新、勇于认错，并以身作则。他曾经为考据区区一个古文字，层层剥笋，写出一篇文章，也曾经为已发表的观点进行“释读补正”。他所做的学问已经自成体系，不仅博而广、专而深，而且与时俱进、精益求精。

在我多年的书画鉴定和收藏生涯中，向李学勤先生学习，使我获益匪浅。

有一次，我收藏到一件董作宾先生所拓的甲骨拓片，其中有几个甲骨文字我认不出。当时的我已经钻研书画艺术几十年，通常都能够自行给古文字作出准确的释文，但这几个甲骨文我反复看了多次都无法辨识出。于是去李先生家里拜访时，我就把它带了去。谈完其他事情之后，我把拓片拿出来向先生求教。李先生将拓片端详了一遍，当即拿过一张白纸，把拓片上的甲骨文从头到尾写了一遍，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毫不犹豫，甚至连字典和工具书都不需要翻阅，然后徐徐讲解出全部释文。我震撼不已，深感李先生的甲骨文炉火纯青，古文字造诣的确不同凡响。

在李先生书写甲骨文的这张纸旁，我用笔记下了这一过程，并和李先生的其他手稿一同保留至今（图三）。

李学勤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青铜器鉴定专家，不少博物馆、艺术馆购藏青铜器都要请李先生把关掌眼，一些国之重器的青铜器鉴赏研究也离不开他的身影。

2003年以后，我跟李先生同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专家咨询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在文物鉴定领域也与李先生有了更多接触。

我有一位收藏家朋友，藏品中有两件青铜器存疑，很想请李先生鉴定一下，但一直无缘见面。他偶然得知我和李先生熟悉后，便找到我请求帮忙。在征得李先生同意后，我带着朋友和青铜器来到先生家中鉴定。李先生先是把两件青铜器仔细看过，又分别用手掂了一下它们的重量，然后从器形、材质、纹饰、铜锈及重量等方面向我们讲述了真品的特征，接着又谈了这两件青铜器与真品的差距，令我们受益良多。

而最后他却说：“我这也不是鉴定，因为家中也没有仪器设备，是张先生带来帮忙看看，只是谈一点想法而已，千万不要当真……”

离开李先生家后，我和朋友均为李先生的真才实学和谦逊谨慎赞叹不已。

春风化雨育后人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教育家……李学勤先生一生获得荣誉无数，在众多领域都是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他爱好广泛，学术渊博，以致于时常笑称自己学的是“杂学”，更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后来他在《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的自序中写到：“我多年来写的小文，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庞杂，其实我的学识有限，所想研究的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一段，主要是夏商周以至汉初。”

但即便在他专研中国早期古代文明后，他的研究依然包括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艺术史、古代哲学史等等众多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广博的知识储备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能力，是一般学者望尘莫及的。

除了自己“学勤”之外，李先生更是一位勤勤恳恳的教育家。他热爱给学子上课、和学子交流的时光。到了晚年，即便学校顾虑他的身体，不再允许他上大课，但他仍坚持在家指导学生。我每每前往先生家看望，常与他的学生相遇，直到他卧病在床之前，依然如此。

先生的学生众多，有门下弟子、高校学子，有青年教师、科研人员，也有访问学者、交流学者，甚或像我这样的“半个学生”，可谓不计其数。

在李先生的培养下，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不同领域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的不少研究生已是当代大家。

李先生对学生耐心指导、培养，勤勉授课。他对后学关心备至，为他们的论文发表和书籍出版提供了很多帮助，撰写了不少序言，所写常常是对学生的肯定、鼓励和褒奖。他对所有有益于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的项目都尽自己所能地提供支持。

2010年时，由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和雅昌文化集团共同主办的《中国收藏拍卖年鉴》出版发行，三家机构推荐我担任主编。这是国内首部中国艺术品收藏与拍卖相结合的年鉴类工具书，每年出版发行一卷。为保证专业性与学术性，《年鉴》邀请部分国内文物鉴定、艺术品研究、拍卖市场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顾问委员会。我向李学勤先生汇报，希望他能参加。李先生当即答应，大力支持，还曾亲自为《年鉴》中的“专家论著”部分撰文。

每年的《年鉴》出版后，我都会亲自为李先生送上门，征求意见，听从教诲。李先生说，《年鉴》越办越好，他每年看完后便捐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入藏，所言令我深受鼓舞。后来专家委员会历经数次调整，但先生直到去世一直名列其中。

李先生经常讲，要敬畏历史，敬畏先人。他在书中和演讲中，无数次提到历代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字、青铜、甲骨、简帛等有研究且有成果的大家，诸如王国维、梁启超、钱穆、董作宾、郭沫若等等。他虽然经常有自己的新观点，但依然对他们充满敬意，并对他们的成就作出高度评价。

李先生敬仰的王国维先生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分别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瞧悴”;以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细读这三重境界，令人感触深刻！李学勤先生一生求索，从树立、遥望人生目标，到付出毕生努力，最终成就大事业、大学问，正是这三重境界的深刻诠释。

李先生不光是用他的学识授业，更是用他的一生所为向我们传道，用他的精神沐泽后世。正如二十年前那半纸信笺，激励了我半生治学，缔结了我和李先生的一世师生情谊。

正是：四十年前曾落第，二十年前又逢君。學海无涯常求教，春风化雨育后人。

李学勤先生离世后，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表达了对他的沉痛悼念。

我和女儿张瑾专程前往清华大学的灵堂祭拜，在留言薄上，我写下了：“锲而不舍，金石为开;学识磅礴，文字千古。”多年前李先生曾题赠给我的“锲而不舍，金石为开”，正是先生的精神所在。

他为传统文化溯本寻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知行合一、学用互证的良好学风，他锲而不舍、认真刻苦的顽强精神，他诲人不倦、激励后学的教育思想，将永存于世。

呜呼！山高水长，夫子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