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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迎来

2019-07-28彭涛

文物天地 2019年4期
关键词:器形外销青花

彭涛

2008年,荷兰收藏家倪汉克先生将家族三代历经几十年收藏的97件中国明清青花瓷器(含l件日本伊万里烧彩绘瓷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批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器当中除了4件是明代瓷器以外,绝大多数为康熙时期的外销瓷。这批瓷器的入藏,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博物馆外销瓷的收藏。为了对倪汉克先生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于2009年举办了“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展,将这批明清瓷器全部展示给公众,既弘扬了倪汉克先生无私捐赠的崇高精神,彰显了收藏家出类拔萃的眼界和品位,同时也能使广大观众和爱好者对明清时期尤其是康熙时期外销瓷的面貌和特色有进一步了解。

对于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古陶瓷研究界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国际间交往的不断扩大,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学术研究国际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对外销瓷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加深。加之水下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极大地促进了对外销瓷的研究。特别是2013年在“一带一路”这个国家级顶层战略构想推出以后,对于外销瓷的研究迅速成为了博物馆界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全国各地与外销瓷相关的展览、研讨会层出不穷,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形势喜人。

在这种形势下,对外销瓷概念的把握和认定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般将中国古代销往国外的、中国生产的陶瓷称之为“外销瓷”。学术界也有称之为“贸易瓷”的。还有学者认为外销瓷、贸易瓷等概念均有缺陷,因此用“输出瓷器”一词来称之[1]

“贸易瓷”一词的含义太广,既可以包含外贸用瓷,也可以包含内贸用瓷。而一个民间窑场生產出来的瓷器都是商品,全部是用于销售以换取财富,都是属于贸易范畴。因此“贸易瓷”一词指代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输出瓷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输出”可以指输出到国外,那么在国内地区销售的情况又如何称呼呢?而广义的理解“输出”虽然可以指输出到产地之外的所有地方,但这就与“贸易瓷”一词有同样指代不明的缺陷。而“外销瓷”一词就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为与“外销”对应的还有一个词——“内销”,这两个词汇就可以涵盖所有的瓷器销售区域。因此,以“外销瓷”来称呼销售到国外的瓷器是最为明确无歧义的。

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古代瓷器的数量非常之多,不能简单地将在海外看到的中国瓷器都视为外销瓷,而是必须具体分析。

中国古代瓷器去往海外的渠道不外乎以下几条途径:1.合法或者非法的大批量海外销售。2.皇帝或政府对国外的赏赐。3.政府主导下的以物易物的官方交易。4.个人因喜好带出境的少数文物。5.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大量的古董买卖、解放后的文物出口以及非法的文物走私出境。6.甲午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的掠夺。

在上述几种情况当中,只有第一种属于真正的外销瓷。也就是说,在瓷器被烧造出来不久就大批量作为商品销售到海外的才算真正的外销瓷,这些外销瓷都是民窑的产品。而明清官窑生产出来的瓷器并没有商品属性,是不能用于销售的,即使是政府主导的官方交易,也并非真正的贸易。

在厘清了外销瓷的概念以及确认了哪些瓷器属于外销瓷之后,以下将选取倪汉克先生捐赠瓷器中的部分精品予以介绍。

一、明代瓷器

倪汉克先生捐赠的97件瓷器当中只有4件是明代瓷器。其中l件为明万历青花龙风纹环耳瓶(图一),其盘口一侧有“大明万历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腹部正反两面各绘五爪龙一条,左右两侧各绘凤纹。从五爪龙、官款以及整体风格来看,本器为典型的万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官窑产品,而非外销瓷。类似这种流散在海外的官窑瓷器数量众多,流出途径不一,不能简单地将它们都归为外销瓷的范畴。

除了这件万历官窑瓷器以外,其他3件明代瓷器均为外销瓷。

特别是其中一件景德镇生产的明万历至天启青花水禽纹大盘(图二)是最为典型的外销瓷。这种在盘心绘花卉草虫、禽鸟动物、山水人物、莲池水禽等主题纹样,器内壁在6 16个不等的长方、圆、扇形等开光内绘杂宝、蕉叶、花卉、卍字等吉祥图案的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或“芙蓉手”,是明末清初早期中国外销瓷当中最著名的品种。这种瓷器的产地,除了景德镇以外,还有福建的漳州窑和德化窑等地。以青花最为多见,还有五彩、素三彩等品种。器形则有盘、碗、瓶、军持等,其中以盘最多,也最有代表性。

克拉克瓷器的出现意义重大,这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专门为国外用户设计、烧造的瓷器,国内少见。而且出口量巨大,烧制时间极长,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日本、德国、荷兰、英国、伊朗等国都曾出现仿制克拉克瓷器的热潮。

剩下2件为明崇祯青花开光人物故事图瓶(图三),两件器物在造型、尺寸上几乎完全相同。青花色泽浓淡相宜,布局疏朗,错落有致。腹部设火焰形和扇形两个开光。火焰形开光内,绘“英雄独立”——一只孤鹰独立于洞石之上,回眸傲视冷月。而扇形开光内绘主题纹饰,为携琴访友等文人高士题材。这种造型的瓶多见于明末清初时期,有青花、五彩、白釉等品种,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陈设用瓷,一般称之为“筒瓶”,也有人因形似而称之为“象腿瓶”。这种瓶式在国内和国外都比较多见,可见它既是外销瓷,也是内销瓷。

二、清代瓷器

明清之交,朝代更迭,战乱频繁,时局动荡,对景德镇的窑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明代后期开始隆盛起来的对外瓷器贸易几乎中断。这种不利的局面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之后才得以改变,景德镇瓷器生产也逐渐恢复到过去的规模,中国瓷器重新进入世界市场。倪汉克先生捐赠的清代青花瓷器里,大多数都是这个时期的产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康熙中期以后景德镇外销瓷的整体面貌。

捐赠品中有4件国内少见的葫芦瓶。造型较传统器形稍有变化,其中2件的颈部加长(图四),更显挺拔俊秀;另外2件则是在传统二节的基础上做成三节的样式(图五),瓶口也有变化。这4件葫芦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器上部以青花来装饰,下部一直到圈足外侧均施高温酱色釉。这种酱色釉在荷兰被称为“巴达维亚棕色”,多见于流传海外的外销瓷当中,存世品也多在海外,英国、荷兰、德国、美国等地的博物馆均有收藏。在福建福州平潭海域发现的“碗礁一号”沉船中,也有这种样式的葫芦瓶,显见是属于外销用瓷。

捐赠品中有一件洒蓝釉地青花山水人物故事图瓶(图六)。洒蓝釉最早出现在明宣德时期,采用吹釉的方法施釉,使得蓝釉中自然分布着白色的斑点,如同雪花洒落,故名洒蓝。清康熙时期洒蓝釉的制作水平逐渐发展成熟,开始成批烧造,但国内传世品较为少见,海外尤其是欧洲比较多见,所以洒蓝釉瓷器应该也是外销瓷的一个品种。此瓶的腹部设两个长方形开光,一个绘张骞乘槎图,另一个绘寒渚栖禽,均为中国传统纹饰。这种瓶式一般称之为棒槌瓶,多为清康熙时期的民窑所烧。

捐赠品当中有几件青花罐,器形有大有小,有鼓腹的,也有比较修长的。这批外销的青花罐在造型上与内销的产品并无多大的区别,所绘的纹饰却有所不同。如其中2件青花如意花卉纹盖罐(图七),其腹部主题纹饰的圖案和排列方式在中国传统瓷器中较为罕见,这种构图是17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吸收了如意纹、云肩纹、莲瓣纹等元素,加以融会和发展,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样式,成为清初外销瓷中的一种新的装饰纹样。

除了这种外销瓷上常用的纹饰以外,捐赠品当中也有绘中国古代传统纹饰,内、外销通用的青花罐。如有一件青花麒麟图盖罐(图八),器身主题纹饰为麒麟图,两只麒麟立于巨石礁岩之上,一怒目回首,一昂首吐焰,笔法生动有力,形象威猛遒劲,表现了麒麟——这种中国古典传说中的“仁兽”威武刚猛的一面。另绘苍鹰两只,一昂首独立于礁石之上,一回眸翱翔于天际之间。整幅画面隐隐透出一股摄人的气势。器盖则绘一只老鹰独立于礁石之上,回首凝眸,傲视冷月,周围惊涛拍岸,激起浪花点点。此纹饰一般称之为“英雄独立”,明末清初时较为流行,康熙朝也多沿用,寓意桀骜不驯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概。

倪汉克先生的捐赠品中有4件执壶,都是作为茶壶来使用的。17世纪中国的茶叶大量销往欧洲以后,相应的瓷质茶具也大量出口,宜兴的紫砂壶也开始外销。这4件茶壶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圆腹,管状流,曲柄,附宝珠形钮盖,器形均不大。装饰纹样方面,其中一件绘中国传统的山水高士图(图九),格调高雅清新,文人情趣尽在其中。另外3件的纹饰均不同程度体现了外销瓷的风格特点,如一件茶壶的腹部以外销瓷中常见的如意形花叶纹来装饰(图十),这种纹饰对欧洲瓷器的纹样设计产生了一定影响。

碗是中国最为常见的器形之一,也是中国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器物。相对来说,西方人将碗用作餐具的情况就比较少了。倪汉克先生捐赠的这批瓷器中只有5件碗,口径都在20厘米以上,均为典型的外销瓷。其中3件碗的外壁被分成12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各绘一位仕女,一共12位,体态婀娜,神态各异(图十一)。十二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好像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如古代的天干地支纪年法有十二地支、十二生肖、以十二年为一个轮回周而复始、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等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十二幅雍亲王时期的美人肖像图是否也与此题材有关呢?

捐赠品中盘的数量最多,一共有40余件,既有绘中国古代传统纹饰,比如盘心绘五老图、口沿绘八卦间以杂宝的(图十二),也有绘西方人物形象的(图十三),内容丰富多彩。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将近20件瓷盘,所绘场景取材于元代戏曲家王实甫的名著《西厢记》里的故事情节,计有“听琴”(图十四)、“慧明投书”(图十五)、“请宴”(图十六)、“读简”(图十七)、“前候”、“酬简”(图十八)、“责女”等精彩片段,有些内容是重复的,从整体的构图、边饰和辅助纹饰的画法以及底款的写法都完全一致,明显可见是批量生产的产品,有基本固定的蓝本可供参照,有少数专门写款的人,符合此时景德镇窑业分工的情况。这种以中国古代戏曲故事题材作为装饰的外销瓷大量出口,广受欢迎,能勾起欧洲人对神秘东方文化的丰富联想。

三、欧洲订制瓷器捐赠品中有一批在造型和纹饰上具有鲜明欧洲风格的器物,为国内罕见。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可知,荷兰人曾经提供过木样和画稿,在中国订购了许多适应西方需求的器形与纹样。对此,《景德镇陶录》亦有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式样奇巧,岁无定样。”这些西洋的式样和装饰,为古老的中国陶瓷注入了新的活力,现逐一介绍如下:

捐赠品中属于来样定制的器物均为实用器,造型独特,反映了当时的欧洲已经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而是开始订制符合自己使用习惯的器物。比如捐赠品当中有2件青花果树纹油醋瓶(图十九)就是典型代表。双口反向交错,器腹隔断,可同时存放两种液体,互不干扰,通常用来盛装橄榄油和醋,是西方人佐餐调味的用器。在欧洲的玻璃器和陶器中,均可见类似器形[2]。这种油醋瓶在风格上与中国传统瓷器迥然不同,可以肯定是中国工匠根据西方的来样仿照烧造的。

另有2件如意花卉纹香薰(图二十),应该也是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订制的,与中国传统样式有显著的不同。此器由器座、承柱、托盘和器盖四部分组合而成(图二十一),设计构思巧妙。如意花卉纹是其主要的装饰纹样,是康熙外销瓷上的流行纹样,时代特征鲜明。

捐赠品中有5件盖杯,均为筒形长腹,为欧洲流行的用来盛装液体的日用器。2件高约26厘米,另外3件高约18厘米,比中国传统用来饮酒或是喝茶的杯子要高大很多,显然也是属于来样定制的产品。当然也有外国学者称之为盖瓶。但是,即便是称之为盖瓶,也与中国传统的样式不同。中国传统的瓶式基本上是不带盖(作为冥器的魂瓶和盛酒的梅瓶等少数瓶式除外)的,因此口沿内外均施釉,而且主要是作陈设装饰之用。

此5件盖杯的装饰纹样也是康熙时期外销瓷上流行的纹饰,2件为如意花卉纹(图二十二),与上述2件香薰的纹饰基本相同。另外3件通体绘满密的卷丹纹(图二十三),同样器形、纹饰的盖杯在大英博物馆和荷兰国立博物馆都有收藏。从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头顿”沉船的遗物里也有相同的器物。这条船是在前往爪哇岛北岸的巴达维亚港的途中不幸沉没的,从船上发现的“庚午”年款的墨锭来看,此船的沉没年代应该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后不久。因此,从“头顿”沉船发现的青花瓷器可以成为研究康熙中期外销瓷的标准器。

还有l套青花镂空果篮和托盘(图二十四)也是来样定制的,篮腹和托盘的宽沿处均密布菱形镂空,用于盛放新鲜水果,因通气性良好,便于较长时间存放。这种器物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有烧造,除了青花以外,还有粉彩的制品,均属外销之用。

除了上述在器形上有鲜明西方特色的器物以外,捐赠品中还有些器物上的纹饰是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中从未见过的。典型的如2件青花帆船图盘(图二十五),盘心饰一艘三桅帆船,桅杆上挂有三角横帆,从横帆式样和桅顶的三角旗看,是西方的克拉克( Carrack)及大帆船( galleon)式样,但船头及船型却又类似中国福船,是两种船只的结合。这可能是由于景德镇的画工对西洋船只不熟悉,加入了自己的主观印象,因而画出了这种中西结合的帆船式样。

捐赠品中还有2件青花纹章瓷盘(图二十六)也是依照来样画稿烧制而成的。盘心有一个以猎狐和盾牌组成的纹章,为英国莱斯特郡帕尔玛家族的族徽,大英博物馆有完全相同的盘。欧洲的纹章是一种按照特定的规则设计而成的彩色标记。从明嘉靖时期开始,葡萄牙就开始订购纹章瓷,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纹章瓷属于高端订制,因无法大批量生产而造价高昂,加之在色彩方面的局限性,明末清初时期的纹章瓷并未十分盛行。一直到清雍正时期,粉彩瓷器的烧造工艺逐渐成熟,特别是广彩瓷器兴起以后,基本上可以满足定制者对色彩的要求,纹章瓷的生产才繁荣起来。

综上所述,倪汉克先生捐赠的97件瓷器当中,除了一件明代万历官窑瓷器以及一件日本有田烧瓷器以外,其余均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烧造的外销瓷,其中又以清康熙时期的外销瓷最多。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造型纹样的器物,也有中西文化融合于一体的,还有些依样定制的纯粹欧洲风格的器物,内涵比较丰富,覆盖面较广。通过对这批外销瓷的研究,对于明清之际出口欧洲的外销瓷可以在整体上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1]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5期,第58页。

[2]详见陆明华《见证东西洋——明清贸易瓷相关研究》,《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明清贸易瓷》,上海书城出版社,201 5年7月,第39页。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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