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波

“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或Westphalian）这一术语，源于欧洲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1648年5月至10月，为了结束“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图标”（icon）。

Stephen Krasner， “Westphalia and All That ，”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 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5.

歷经数代国际关系思想家的思考、演绎，“威斯特伐利亚”这一术语构成了多元的话语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话语体系不断得到扩充。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衍生出来的各种“面相”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威斯特伐利亚秩序”（Westphalian order）、“威斯特伐利亚模式（Westphalian model）、“威斯特伐利亚叙事”（Westphalian narrative）、“威斯特伐利亚转喻”（Westphalia metonymy）、“后威斯特伐利亚”（post-Westphalian）以及“网络威斯特伐利亚”（Cyber Westphalia）等。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每种“面相”既相互联系又彼此迥异。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存在着两种语言学实体。一种是纯描述性的、指涉的陈述，例如，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签订，这种陈述没有理论预设、具有独立于其他陈述的真实性价值。另一种是非描述性的、非指涉性的复杂的语言实体，并不具有真实性价值，例如，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衍生出来的诸种“面相”。根据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观点，第二种语言学实体的特点是它们没有任何认知性（cognitive）的内容，只是一种观点或视角，便于人们用来认识过去，但它们并不存在于过去，也不指代过去的任何事物。简言之，叙事实体和历史表现与过去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只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存在，没有真实性价值，也没有任何认知性的内容。

参见Frank Ankersmit， Meaning， 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89-91.虽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观点有些极端，但恰恰反映了一种见怪不怪的学术现象，即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核心概念都是“本质上被争论的概念”。

参见David Collier， Fernando Daniel Hidalgo and Andra Olivia Maciuceanu，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Debates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11， No.3（2006）， pp.211-246.

由于“威斯特伐利亚”这一术语的争议性，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术领域里，对“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在世界通史和全球史的叙事中，“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视为在欧洲范围内发生的“地方性”事件，几乎鲜有全球性的历史影响。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面相”则被当作标志性的话语，规范和指导着国际关系史演进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学的话语（discourse）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初，《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指一个具体历史事件，并衍生出各种意义，例如国家主权的胜利、国家共同体的建立、甚至集体安全的肇始。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经过概念化，被改造为“国际体系”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样的短语开始被用来表达一系列的国际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仅限于国家主权至上、领土权、不干涉原则，排除了其他含义。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概念化以及对它的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诚如塞巴斯蒂安·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第一，由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种理想类型，可能从未真正存在过，使用它的学者们可能夸大了全球化的影响。其次，它的使用意味着从某种“威斯特伐利亚”结构到某种“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状态的线性发展，然而，国际体系的实际变化可能更为复杂。

参见Sebastian Schmidt， “To Order the Minds of Scholars： The Discours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3（2011）， pp.601-623.

纵观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并成为研究国际体系的试金石。冷战结束后，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反思“威斯特伐利亚”的论著可谓“蔚为壮观”。因此，本文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反思主要聚焦于后冷战时代西方学术界的相关反思性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造成这种历史与理论之间张力的原因。

一般而言，反思亦称为反思性（reflexivity），是一个众说纷纭、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对其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有一点似乎是公认的，即反思性与现代性的产生和演进密切相关。“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我们似乎置身事外。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影响无所不在，安东尼·吉登斯曾提出了三种意义上的反思性，并赋予了三种指称：能动、科学和社会。由此，社会科学具有了反思性的特质，因为它所产生的知识被“注入”到其所描述的现实中。

Anthony Giddens，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David Held and John B.Thompson， ed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97.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迪厄借鉴了吉登斯的观点，认为人们受到社会诸多偏见的束缚，导致了对外界事物缺乏反思性认识，并进而指出了“反思性的概念涵盖了从自我指涉到自我意识，再到叙述（或文本）所构成的循环性”。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p.37.

布迪厄提出了三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认知偏见，分别为社会性偏见（social bias）、学术界偏见（academic bias）及知识分子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社会性偏见是指研究者处于某种社会文化圈里，因为出身背景，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认同（身份）所产生的认知偏见。学术界偏见是指一个研究者居于学术圈的某个位置，因此产生的认知偏见。布迪厄对反思性的理解最具原创性的是第三种偏见——知识分子偏见。“知识分子偏见诱使我们将世界理解为一种场景，将其理解为一系列需要解释的意义，而不是实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种偏见比那些根植于社会出身和学术界分析家的偏见更为深刻和扭曲，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完全忽略实践逻辑的差异”。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40.正是由于上述三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认知偏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传统的国际关系文献之中，后冷战时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威斯特伐利亚”进行了反思。本文将选取其中代表性文献，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回溯历史，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进行了“正本清源”。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撰写过多篇论文来探讨“威斯特伐利亚”问题。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条款更多体现的是中世纪的观念，主要针对一些封建问题，包括德意志诸侯继承问题、封地问题。同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没有宣判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早在13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就已经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因此，他指出：“通常所认为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约》标志着历史转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

Stephen Krasner， “Westphalia and All That，” p.235.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似乎走得更远，他干脆将“威斯特伐利亚”称为“神话”。通过考察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确立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是在自治的政治单位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联系的制度。从神圣罗马帝国的角度考察这段历史，研究帝国与欧洲体系之间的结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欧洲国际体系。因此，“‘三十年战争几乎与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无关”。

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 No.2（2001）， p.251.彼得·施罗德的观点与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相近。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塑造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可以从帝国宪法的角度来考察帝国结构，这不失为一种新的理解方法。

参见Peter Schrd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after 1648： Samuel Pufendorfs Assessment in His Monzambano，”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42， No.4（1999）， pp.251-287.相形之下，巴里·布赞采取了一种“中庸”态度。他从国际关系学中的基准时间进行考察，并对其加以批判。他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主权、不干涉及教随国定等原则都没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提及”。他的结论是：“与其说威斯特伐利亚是一道分水岭，不如说它是对包括帝国联邦中心地位、王朝秩序和世袭统治等既存现实的认可。”

[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颜震译：《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史学集刊》， 2014年第1期。上述学者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审视，表明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构建的“威斯特伐利亚”诸“面相”与世界历史中的历史事实存在着认知上的张力。

其次，反思理论，对“威斯特伐利亚”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了检讨修正。尽管克拉斯纳指出，基于自治和领土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的一种分析假设，两者都假定：国家可以被视为自治、一致性的以及理性的行为体。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并非实际存在，仅是一种理想中的模式，并且该模式长期以来一直遭受破坏是其特征。

参见Stephen D.Krasner， “Compromising Westphal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3（1995-1996）， pp.115-151.大卫·L.布莱尼等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暗含的各种国际关系原则，尤其是主权原则，在解决当代国家间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差异问题上，并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参见David L.Blaney and Naeem Inayatullah， “The Westphalian Deferral，”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2（2000）， pp.29-64.詹姆斯·卡波拉索则从领土、公共权威和主权三个方面，考察了后冷战时代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出现的变化。

参见James A.Caporaso， “Changes in the Westphalian Order： Territory， Public Authority， and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2（2000）， pp.1-28.库尔特·伯奇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国际关系学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研究存在着词汇贫乏问题。他将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变迁”问题理解为国际关系的框架问题，并试图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词汇来建构一个更为清晰的分析框架。

参见Kurt Burch， “Changing the Rules： Reconceiving Change in the Westphal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2（2000）， pp.181-210.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认为，从学术研究上看，“威斯特伐利亚”现实主义虽然依旧具有意义，但其作为理解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传统地位正在受到严重挑战。

参见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Beyond Westphalia？ Capitalism after the ‘Fal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Dec.1999）， pp.89-104.最激进的莫过于塞巴斯蒂安·施密特的观点。他指出：“鉴于使用威斯特伐利亚概念所造成的困难……为了经验和理论上的明晰，国际关系学最好放弃使用作為分析工具的威斯特伐利亚概念。”

参见Sebastian Schmidt， “To Order the Minds of Scholars： The Discourse of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pp.602-603.上述学者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一方面折射出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差异，另一方面彰显了无法彻底解决“威斯特伐利亚”在理论层面存在已久的“内在”张力。

第三，正视现实，对“威斯特伐利亚”的阐释功能进行了丰富拓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关系现象，众多学者针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秩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猪口孝认为全球政治存在三种模式，即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费城模式和反乌托邦模式，并对这三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参见Takashi Inoguchi， “Peering into the Future by Looking Back： The Westphalian， Philadelphian， and AntiUtopian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 No.2（1999）， pp.173-191.威廉·华莱士以欧洲的后主权区域体系为例，考察了冷战后国家间秩序的变化。

参见William Wall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state Order or Post-Sovereign Reg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Dec.1999）， pp.201-223.随着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学者创造出与“威斯特伐利亚”相对的“伊斯特伐利亚（Eastphalia）”来形容因亚洲兴起而产生的国际影响。威廉· A.卡拉汉以对中国的认知来论述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参见William A.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4（2008）， pp.749-761.汤姆·金斯伯格将“伊斯特伐利亚”和“威斯特伐利亚”进行比较，认为“伊斯特伐利亚”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完美化身。

参见Tom Ginsburg， “Eastphalia as the Perfection of Westphalia，”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7， No.1（2010）， pp.27-45.西方学术界从两方面探究了中国与威斯特伐利亚之间的关系。一是对中国古代朝贡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了比较，如林瑞谷将两种东亚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对比。

参见Erik Ringmar，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1（2012）， pp.1-25.二是考察了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对于所谓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以及“伊斯特伐利亚”会向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发起挑战。

参见Andrew Colenman and Jackson Nyamuya Maogto，“ ‘Westphalian Meets ‘Eastphalian Sovereignty： China in a Globalized World，”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 No.2（2013）， pp.237-269.彼得·M.R.斯特克对“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与主权平等进行了论述，认为国际关系学者更关注于主权的研究，但是对主权平等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使国际关系学界对于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见Peter M.R.Stirk， “The Westphalian Model and Sovereign Equa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8， No.3（2012）， pp.641-660.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C.德姆查克针对网络时代国家权力的变化，颇具创意地提出了“网络威斯特伐利亚”的概念。

参见Chris C.Demchak， “Uncivil and Post-Western Cyber Westphalia Changing Interstate Power Relations of the Cybered Age，” The Cyber Defense Review， Vol.1， No.1（2016）， pp.49-74. 上述反思性文献，凸显了历史与理论之间张力的时代因素。

尽管西方学术界对“威斯特伐利亚”这一术语及其诸种“面相”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思，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消弭存在已久的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张力。这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历史研究常常忽视重要历史事件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意义。历史学家伊恩·亨特对理论所处的困境做出了如下结论：“想要确定理论史上共同的对象和共同的语言是徒劳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东西。”

Ian Hunter， “The History of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Vol.33， No.1（2006）， p.112.第二，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了非历史主义的窠臼。“威斯特伐利亚叙事”是这种非历史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体系演变和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学者无数次提及这些条约，导致形成了一个理解国际关系史和政治的框架，即威斯特伐利亚叙事”。

Turan Kayaoglu， “Westphalian Eur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2， No.2（2010）， p.193.诸如“威斯特伐利亚叙事”这样的理论概括抽空了历史的复杂性，进而导致了对历史的误读。第三，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研究领域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和“联姻”。一般而言，“理论在历史学科中的位置一直都很边缘，许多掌握经验知识的实践历史学家对理论抱有十分复杂的感情”。

John Zammito，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in Aviezer Tucker， ed.，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hichester： Wiley & Sons Ltd.，2009， p.64.誠然，历史学界也有人对理论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接受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人们所说、所想、所做、所经历的一切”，但他认为两者处理对象的方式不同。

反思“威斯特伐利亚”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学术话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警示非西方学术界亟须确立一种学术上的精神自觉。“威斯特伐利亚”依然强调了“西方世界”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非西方世界”相应地就成为一种客体并处于边缘地位。随着作为知识表现形式的国际关系史叙事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传播，非西方学术界时常陷入一种尴尬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追随者亦步亦趋，心甘情愿或浑然不觉地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信徒。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者应该秉持批判和开放的学术立场，以反思“威斯特伐利亚”为起点和契机，共同开创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新局面。具体的路径为：将“威斯特伐利亚”从一般性话语退回或“还原”为差异性话语。差异性话语强调那些过去的、特殊的、身份形成的事件以及这个群体未来的可能性，而一般性话语则强调现在以及作为现在延续的未来。唯有如此，才能消弭“威斯特伐利亚”所带来的历史与理论的张力，才能克服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研究领域的故步自封，才能探索和建构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