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杨（见习） 宁小倩

“6月21日，钙华（一种化学沉淀物），西南大学。”

6月19日下午，从桂林去往重庆的高铁上，8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水文地质学家袁道先，从衬衣左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备忘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最近的工作安排。

此行，袁道先要前往西南大学作一场关于钙华的学术报告。

每个月，袁道先都要上演“双城记”。

在桂林，他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仍在一线致力于岩溶研究;在重庆，他是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仍带着学子在野外科考。

桂林和重庆两地，袁道先每个月至少要往返一次。

85岁，本该颐养天年，但袁道先偏不。

8000米深岩溶是怎么形成的？

岩溶地下水系统突发污染事件如何预防？

……

从事地质研究60多年，已是我国水文地质学研究泰斗的袁道先，至今仍然有19个岩溶研究问题，让他探索不止。

对岩溶地质学研究的好奇心和责任感，支撑着他的研究生涯。

作为我国第一位岩溶地质领域的院士，袁道先把地球系统科学引入岩溶学，提出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水电建设、铁路工程地质工作和农田水利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心中有丘壑，眉目作山河。”

从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如今白发苍苍的老者，袁道先心中装满了祖国的山海沟壑，眉目间自然流转出山河湖海之势。如今，他依然在岩溶研究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结缘·一腔热血图报国

6月20日下午，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你们好！”听闻此声，只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提着一个帆布口袋，疾步而来，一边忙着问好，一边拿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

这就是袁道先老先生。

走进办公室，左侧的书柜装满了书籍、材料，中间办公桌上堆放着文件，右侧的储物柜上，放了好几张他在全国各地和地质队合影的照片。

一说起地质工作者，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从峰林谷地到峰丛洼地，从天坑地缝到深潭溶洞的身影。

神秘而刺激，有趣而危险。

“您是如何走上地质研究之路的？”

“当年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国家缺乏地质学研究的人才。”坐罢，老人家顿了顿，回想起自己的前半生。

时间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当时全国的地质人才仅有200余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委托下，谢家荣、李四光等“老地质人”创办了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地质人才。

为支援新中国地质建设，袁道先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南京矿专。

“为此，我还和家里闹了不少矛盾。家里对我寄予厚望，原本希望我继续留学深造。”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书香门第的袁道先说。

袁道先的童年是伴随着枪声和炮火长大的，对其影响深远。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早先随父亲迁居上海的袁道先被迫返回老家，母亲在这期间不幸去世。

1943年，袁道先迁往重庆青木关镇，于1944年入读原中央大学附属中学，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随校迁往南京。

“那时候每当日军的敌机来了，我们就要从教室跑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动荡年岁，袁道先如饥似渴地迷上了《人猿泰山》等国外探险小说，对野外的好奇心像一颗种子悄悄萌芽。

在南京矿专两年的学习完成后，袁道先正式开始了他的“地质人”生涯。

奔波·晓行深谷，夜枕涛声

1955年，西藏和平解放。为解决西藏供电问题，袁道先代表地质部加入国务院西藏工程勘察队，负责拉萨第一座水电站建设的勘察和雅鲁藏布江、乌江沿线的水能资源勘察。

晓行深谷，夜枕涛声，成为袁道先在险象环生的西藏工作中的常态。

一次勘察中，勘察队路过隆子县的一段峡谷。袁道先脚底突然打滑，险些坠入脚下汹涌的江水中，幸好一个负责给勘察队带路的藏族姑娘及时拉住了他。

而类似的惊险时刻在袁道先的野外勘察经历里，只是九牛一毛。

有一次，袁道先在桂林下洞考察地下河时，一条金环蛇（剧毒蛇）从他的眼前爬过。千钧一发之际，袁道先迅速拿出工作锤把那条蛇砸了个稀烂。在返途的路上，他和助手发现蛇越来越多，直到跑出洞，才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得知自己闯入了蛇窝。

“野外勘察是有危险的，但也是有趣的。”袁道先在向我们讲述这些惊险时刻时，显得云淡风轻。除了有些佝偻的脊背和银白色的头发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已入杖朝之年的老人外，他精神矍铄，充满朝气和活力。

离开西藏之后，袁道先回到中央直属地质队。机关工作的日子，他没过多久就坐不住了。

1958年前后，全国地质工作大发展，各省纷纷建立地质局，袁道先也由此从中央直属地质队调离。

他先后担任了山东水文地质大队、云南水文地质大队技术负责人，地质部南江大队第六水文地质大队副总工程师。

在这期间，袁道先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岩溶问题，开始专门从事巖溶研究。

从青藏之巅到东海之滨，从南海诸岛到北国边疆，他奔波于广袤的国土数十载，在幽深的洞穴、冰冷的岩石间，探寻破解岩溶研究的奥秘。

钻研·活成一部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

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和广泛调研，袁道先提出岩溶地下水最基本的特征是含水介质不均匀性的概念，并创立了岩溶动力学理论。

1978年，袁道先出任地质矿产部岩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开始走出国门。

十几年间，他跑遍了世界上45个有岩溶的国家。

经过对比，袁道先归纳出我国岩溶的四大特点：岩层古老、坚硬;地处季风气候区，雨热配套，岩溶发育水动力强，水化学环境好;地质构造抬升运动强烈，岩溶发育多样;西南岩溶区未经大陆冰盖刨蚀，多样的岩溶形态得以保持。

“我国是研究岩溶的宝库，应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凭着这份担当，袁道先于1990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地质、气候、水文与岩溶形成”国际地质对比计划，被选举为国际工作组主席。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科学计划之一，于1972年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共同创立。在袁道先领衔之下，得以顺利进行。之后，他又主持了4个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的研究，为中国的岩溶地质研究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

1991年，袁道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8年2月11日，对中国岩溶研究领域甚至地质研究界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

这一天，世界岩溶研究中心挂牌落户到中国桂林，落户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这是我国地质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岩溶研究者的光荣。

除了学术研究，袁道先心中一直挂念着岩溶地区的环境问题。

原来，岩溶除了带来丰富的地下水、油气、矿产和旅游资源外，也带来了岩溶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

西南地区石漠化问题一直是脱贫攻坚路上的拦路虎，“一碗泥巴一碗饭”的生存境况让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针对这一“病情”，袁道先开出了“药方”：石漠化治理应因地制宜，坚持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核心。

不仅如此，袁道先还牵头联系十几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石漠化治理建议。

经过不懈努力，“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被纳入我国“十五”计划纲要，并在“十三五”规划中继续进行。

如今，重庆南川的金银花种植基地，在治理石漠化的同时，还创造了经济效益，这就是石漠化治理的典范案例。

……

聊到一半，袁道先起身往书柜里想找一找当时申请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日记。

“当时的日记，这里的办公室也有吗？”

“从我工作起，我就开始写工作日记，都是些流水账而已。”老人家笑着，除了办公室，家里的工作日记本叠起来早已有几大摞。

然而，袁道先口中的那些“流水账”，却是一部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

为师·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

重庆青木关镇，见证了袁道先人生的起点和归途。

中学时代，袁道先至今还记得英文老师带着全班，在青木关的一片芦苇荡前，背诵莎士比亚的文章。微风轻拂，地下河缓缓流淌。

晚年时光，青木关镇建成了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地质基地，袁道先每年都要带着学生来这里，做地质实验。

同一个人，同一个地点，袁道先也成了老师。他接过昔日恩师的“教鞭”，继续传道授业解惑。

时光的轮转，身份的转变，教育的传承，让老人家感慨万千。

“上个月，我还带着当年的中学同学，去青木关转了转。”袁道先说。

当年的那条地下河，仍然静水流深。袁道先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这里，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

除了青木关之外，袁道先在西南大学工作期间，按照野外和室内教学结合的思路，先后建立了6个野外实验基地。

2000年，袁道先受邀到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编写了《现代岩溶学》教材，亲自培养岩溶研究人才。

在他的影响下，西南大学有了重庆第一个自然地理博士点和自然地理博士后流动站。

年逾古稀的他，依然站在教学前线，坚持亲自为學生授课、指导论文，甚至带头野外科考。

“搞地质不是一门只需要坐在书斋里搞的学问，必须要到野外去，要结合实践。”袁道先总是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们。

除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思路外，袁道先在培养学生方面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有好奇心。

“对科学问题有好奇心，不把读书当作一个枯燥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素质。”

回顾袁道先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也正是因为好奇心，才让“搞地质”成为他愿意从事一生的工作。

春去秋来，袁道先培养出了200余名硕士、博士毕业生，其中不乏优秀的岩溶研究者。目前，他带领的团队里大多数成员都申请到了国家级项目，一半以上有留学经历。

岩溶事业后继有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200余名地质工作者的惨淡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从未听到过袁先生对野外科考有过任何抱怨，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和执着。因为这份热爱，袁先生才能持之以恒地专注于岩溶研究，这一点很带动人。”袁道先的弟子王宁，如今已经是云南省地质调查局的技术负责人，老师对岩溶研究的热情和专注让他一直念念不忘。

采访快要结束，我们在老人家的笔记本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字迹并不苍劲有力，每一个字却重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