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琪

摘要：《伤逝》与《玩偶之家》都是讨论女性自由与生存问题的著作，鲁迅对易卜生的戏剧多有借鉴，同时对女性未来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本文通过两者的比较探究《玩偶之家》对《伤逝》的影响，以及两者内在关联。将从人物塑造、叙事风格和创作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两者的异同点，讨论其背后的复杂成因，寻找女性的出路。

关键词：《伤逝》;《玩偶之家》;影响;娜拉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探讨婚姻关系和男女社会、家庭地位，提倡妇女的解放与独立，呼唤真正的人性复归，对当时包括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在传入中国之初便受到了广泛关注，其思想在启蒙浪潮中发展得轰轰烈烈，现实中更是出现了几个“娜拉”事件。在“娜拉热”方兴未艾之际，鲁迅对易卜生及其思想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称赞易卜生“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1]期待像易卜生一样，保持清醒的头脑，开辟出新的道路。但在“娜拉”问题的回应上，相比于其他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他却显得极为冷静。《伤逝》中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道出中国的“娜拉”们没有认清的现实：追求婚姻自由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建立起幸福生活的，深刻体现了启蒙主体的危机意识。《伤逝》既是鲁迅和易卜生一次文学上的跨时空对话，也是鲁迅进一步思考女性命运走向和最終出路的阵地。鲁迅对易卜生戏剧多有借鉴，都是对女性生存与自由的思考，但是在女性出路问题的思考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一

娜拉的形象前后有所转变，剧本的开头，娜拉被叫作“小松鼠儿”、“小鸟儿”[2]，对海尔茂言听计从，为他跳舞、化妆演戏。在与老同学林丹太太交谈过程中，随着戏剧矛盾冲突的激化，娜拉的真实性格才在隐藏的秘密下有所显现，易卜生在娜拉身上投射出一个隐忍、坚强、富有牺牲精神、清醒果决的女性形象，当她面临多重道德伦理压迫的时候，她选择自己承担，为家庭牺牲个人的名誉和自由。当她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祈祷的“奇迹”不会发生，性格里的抗争因子在这一个节点爆发出来，她拒绝再做玩偶，认识到“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2]，于是她坚决果断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出走寻找出路。虽然娜拉前后的形象截然不同，能够作为铺垫的情节并不多，产生了脱节之感，但是娜拉身上依然闪耀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现代民主精神的光辉。

与娜拉主动脱离婚姻关系的束缚不同，子君则是在被动的处境下走向悲剧，根源于中国传统女性道德伦理的束缚，以及当启蒙解放思潮褪去后，知识分子产生的无虚无和幻灭感。子君之前接触到的都是打破家庭专制、旧习惯，谈论的都是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甚至能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的宣言，于是她跳出专制家庭的牢笼，蔑视他人的目光，开始了在吉兆胡同的崭新生活。但是当爱情的热度褪去，涓生开始受不了她对生活琐事的斤斤计较，对她丧失豁达无畏言论和思想感到失望，于是开始疏远冷落她，并最终向她坦白已经不爱她了的事实，子君为爱情和自由的出走最终以死亡收场。子君何尝不是玩偶呢？先是在自由解放思潮的鼓动下，为之疯狂付出，后来又在涓生和生活的操纵下，一步步失去自我，沦落至被抛弃的结局。她始终没有认清社会现实，不具备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视野去认识和理解革命，成为了飓风般解放思潮下的牺牲品。

无形中压迫娜拉和子君的不仅来自夫权、父权和社会舆论，对于娜拉来说，还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世界里人们要受坚信礼，小孩子生下来受过洗礼后，到了青春发育期，一般要再受一次坚信礼，以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宗教信心[2]，西方世界里不信宗教就是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他们自私地从女性身上汲取生命力，却又用宗教去束缚压制女性。而对于子君来说，压制她的还有“虚空的重担”，真实感来源于对生活的希望和爱，也就是当时社会所热烈宣扬的对未来自由进步平等的生活的构想，而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容许这样的真实感存在，子君的期待和欢欣被剥夺了，在绝望空虚中失去了所有。

二

戏剧作为独特的文学样式，对叙事的紧凑型和连贯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大多戏剧的叙事时间呈现线性的排列，易卜生却创造性地进行构思，采用倒叙的方式，开头构建娜拉借钱与海尔茂人前人后性格不一的情节，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也为后来的情节突转提供心理预设。然后在娜拉对海尔茂一次次的试探中揭示海尔茂的虚荣自我，为娜拉最后抗争精神达到顶点决意脱离家庭埋下伏笔。倒叙的设置，扼制了时间性序列的发展，设置情节的拖延，营造悬念。鲁迅吸纳了易卜生颠覆性的构思技巧，同样采用倒叙的方式，开篇即是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奠定了悲伤抑郁的格局，而后以涓生的叙事视角讲述与子君的感情，回忆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与伤感，他将自己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归因于社会的压迫和封建专制的旧思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新思想认识的浅薄，没有改变提升自己的认识，最终的命运还是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1]。

两者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玩偶之家》擅长用人物对话造成矛盾冲突，产生戏剧性效果，因此，剧本中展现了娜拉和海尔茂精彩的论辩式对话，激烈的言辞传达出女性命运抗争的热烈和对未来平权社会的憧憬。海尔茂作为传统男权主义的典型，自私的质问“难道你不明白你在自己家庭的地位？”有理所当然的言论“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面对海尔茂抗风暴雨般的问询与轻视，娜拉以理性充满激情与斗争色彩的语调反驳“为什么你只说母亲？”“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2]用双方来势汹汹的论辩风格将剧情推向高潮。《伤逝》与之相较，则平缓得多，涓生的自述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将自己的心理活动与感情变化暴露在读者面前，从懦弱而又孤独的知识青年的视角透视社会现状，利于读者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给人直击心灵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3]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巧妙运用“突转”和“发现”，在平缓发展的情节中安排“突转”，营造矛盾，模糊读者对人物命运的观照，最后娜拉的“发现”为出走提供强有力的情感保障。《玩偶之家》中的“突转”发生在第二幕中柯洛克斯泰拿借据威胁娜拉，以及第三幕中柯洛克斯泰在林丹太太的劝说下放弃告发娜拉。第三幕中娜拉“发现”了海尔茂的表里不一和极度自我，“发现”自己不爱海尔茂了，于是彻底觉醒，“突转”和“发现”的因果关系，促成了“复杂的行动”。《伤逝》受《玩偶之家》的影响，同样设置了“突转”和“发现”，只不过更为隐秘，给读者带来的震惊效果并没有太过强烈。

三

女性问题一直是文学探讨的基本母题，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谈及女性，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婚姻、家庭、孩子和家务等概念。对女性的定义便是在这些概念的不同组合中建构起来的，因为作为个体的女人便按照这种文化上的定义来建构自身。”[4]在世俗的观念中，女性首先是功能性的，她们存在的意义是为能与其产生关系的人和事服务的，女性这样长期被定义，外界包括女性自己都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个体性。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女性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关注，于是易卜生通过戏剧塑造自由独立的女性灵魂，以此来反对家庭和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公，宣扬女性应该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娜拉敢于质疑对待妇女不公正的法律，敢于质疑反抗男权，果断割裂婚姻关系，故事发展到出走就戛然而止。易卜生在女性问题上抱有的更多的是一种期望，他以热烈而又充满激情的论调鼓舞女性摆脱不公、偏见，对传统的婚姻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伤害给予同情，鼓励她们争取解放和自由，对建立平等友爱的世界充满希望。

鲁迅深受易卜生的影响，继承了这一母题，同样谈论到女性的出走，但是故事并未向《玩偶之家》一样陡然停住，而是以大量篇幅叙写子君出走后和涓生的生活，寄予的不是期望，而是借此表达警醒和反思。鲁迅解释“出走”象征的解放不过是摆脱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家庭结构，但是在当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体制下，女性并未拥有独立的经济权，只能依附于男人，依附于社会，受到外界的主导和支配。并且，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问题联系起来，表明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的洗滌，封建主义统治者正与资产阶级革命右翼勾结起来，广大青年并不能彻底摆脱社会的束缚，因此当他们的理想破灭时，会产生像涓生一样的虚空感，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对现代爱情观有着深刻的反思，折射出当时时代婚姻自主的艰难和青年不能自主掌控命运的悲哀。

《伤逝》不论是艺术手法还是主题塑呈现上对《玩偶之家》都有所继承，而鲁迅对易卜生的创作方式以及文化思想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他们传达的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伤逝》是对《玩偶之家》遗留下来的女性出路问题的回答，是对女性出走现象的反拨，从社会层面和人物心理层面上探究问题背后的隐因，实现了主题思想上的超越。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