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群阅

吴 瑜

肖以恒

黄启堂*

兰思仁

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的同时，也给城市中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城市中各种疾病日趋蔓延、城市居民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和健康风险不断增加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自然环境及城市中的公园、街头绿地等绿色开放空间有助于弥补城市居民的健康损失，如自然环境能够增加人的积极情绪[1-2]及释放人们的焦虑与压力等[3-4]。一些研究从恢复性环境的角度揭示了人们在城市公园等绿色空间中能够得以恢复主要是由于城市公园使人们远离了日常环境，重新获得满足日常生活的能力，进而促进了心理的健康。恢复性环境是指能够使人更好地从心理疲劳和压力相伴随的消极情绪中恢复过来的环境，人们在恢复性环境中的体验即为恢复性体验。恢复性是联系自然体验与健康作用的一个关键机制，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自然环境的物质特征和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5]。当前针对环境的恢复性研究中，多着眼于验证自然或绿色环境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及环境偏好情感对恢复性评价的影响，缺乏关于人地之间的场所依恋情感对恢复性评价的影响研究。因而，本研究目的并不在于探究城市公园的恢复性程度或者比较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恢复性效果差异，而主要从人与环境之间的2种重要情感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出发，探索2种情感与恢复性评价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应的心理机制，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不同情感对恢复性的影响，为城市公园的设计和营造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1 文献回顾及模型构建

1.1 城市公园的恢复性作用

城市公园对居民的恢复性作用可以概括为生理、心理和社交健康3个方面，其中生理健康主要表现为在公园中散步、跑步和骑行等运动减少了身体疾病的发生[6]；心理健康主要表现为消极情绪的减少[7]、注意力的恢复[8]和场所依恋感的形成[9]等；社交健康主要表现在居民凝聚力的提高[10]、社会包容性的增强[11]和社区居民联系的加强[12]等。城市公园的恢复性作用主要指其对人体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一些研究直接将这种作用称为自然环境的综合恢复性体验[13]。关于恢复性环境对人体的恢复性作用，有2个比较经典的解释理论，即压力减少理论和注意力恢复理论。其中，基于注意力恢复理论建立的“知觉恢复量表”(Perceived Restoration Scale，PRS)可以有效测定环境对个体的心理恢复作用。该量表的建立为恢复性环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随后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此量表而展开。本研究中对恢复性评价的测定也是基于PRS量表。

1.2 环境偏好及其与恢复性评价的关系

环境偏好是一种评价，指使用者更愿意选择某一环境的倾向[14]。Kaplan认为人们对于环境偏好的产生源自于过去物种的演化，并且个体偏好的环境更容易满足个人的需求，使其有强烈的欲望去融入其中[15]。同时，Kaplan等从信息与需求这一视角出发，指出了具有一致性、复杂性、易读性和神秘性4项特征的景观环境更容易引起人的偏好[16]。一致性主要指景观环境的和谐统一，具有相同的特征，如相似的尺度、形状和材质等[17]；易读性是指环境容易辨别，不至于在环境中迷失方向，即一个结构良好的空间，拥有可明确区分的元素，具有容易理解与记忆的特性，可以很容易在这一环境中找到出路；复杂性可以理解为视觉景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即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可以看出的景观要素的多寡，包括数量和种类，具有复杂性的景观环境能够激发游憩者的探索欲；神秘性是指环境含有吸引观察者更进一步探索信息的程度，即当观赏者进一步投入或探索该景观时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17]。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偏好越高的环境对人的恢复性也就越高[17]。且与人工环境相比，人们更喜欢自然环境，即使在城市当中，人们也更喜欢充满自然元素的场所。

1.3 场所依恋及其与恢复性评价的关系

场所依恋是环境心理学和行为地理学对地方情感研究的一种常用方式，人们通过不断地与地方接触，产生了个体对地方的认知、偏好或判断，或者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与联结，即为场所依恋[18]。Williams等指出场所依恋包含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2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了场所依恋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对地方的依恋程度[19]。场所依赖是一种功能性的依恋，是指某个场所的环境景观、服务设施、公共资源等满足用户的程度；场所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是个体基于个人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偏好及自我概念而使个体对场所产生的情感依恋及归属感[20]。研究表明，场所依恋情感的产生与恢复性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高依恋的场所中，个体感知到的恢复性越高[21]。

1.4 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的关系

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都是个体对环境的情感表现，根据天性假设，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将注意力集中于生命或者生命进程的倾向[22]，会本能地对开放的、低风险的环境产生需求或偏好，进而表现适应性依恋。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如Kil等针对欧卡拉国家森林中游客的研究发现，对森林具有不同依恋程度的游客在森林的环境偏好上存在着差异[23]；Ryan以城市公园和自然游憩地为研究地点，比较了游憩者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存在着中度相关[24]。此外，对场所认同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如城市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对情感依恋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一些研究也表明场所依赖主要通过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人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25]，因而，场所依赖很可能通过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恢复性评价。

1.5 模型构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环境偏好和场所依恋都对环境的恢复性评价具有重要影响。情感的认知理论认为，人在接受环境中刺激物刺激的同时也会做出调节来适应[26]。Bagozzi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我调节态度理论，认为评价会促进情感的产生并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或行为意向，总体上表现为评价-情感-行为的发生过程[27]。城市公园中包含许多的山体、水体、植物等丰富的景观资源以及休闲娱乐的游憩设施等，居民通过与城市公园的互动，会对相应的环境产生偏好情感，进而引发一种适应性的依恋与归属感。因此，借鉴自我调节态度理论，将环境偏好作为认知评价变量，将场所依恋作为深层性的情感响应变量，而恢复性评价作为情绪启动变量的结果，构建了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心理模型，即环境偏好(认知评价)-场所依恋(情感响应)-恢复性评价(情绪启动结果)(图1)，并提出以下假设：H1：环境偏好对场所依赖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2：环境偏好对场所认同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3：场所依赖对恢复性评价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4：场所认同维度对恢复性评价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5：场所依赖对场所认同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6：环境偏好对恢复性评价有直接显著正影响；H7：环境偏好可以通过场所依恋的中介作用对恢复性评价产生正影响；H8：场所依赖可以通过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恢复性评价产生正影响。

图1 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心理模型(刘群阅绘)

表1 模型信度、效度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图2 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最终心理模型(吴瑜绘)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地选取

本次调查主要在福州展开，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城市，位于福建东部，与台湾隔海相望。截至2015年，福州全市建有77个主要的公园绿地，总面积约3 054hm2。本次研究根据区域分布相对均匀、人流量大、建成时间较久的原则选取了西湖公园、乌山景区、屏山公园、左海公园、温泉公园、金鸡山公园、金牛山公园、闽江公园和金山公园9个公园。这9个公园涵盖了全市性的综合性公园和区域性的专类公园，同时又体现了福州城市公园的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问卷设计

由于本次调查的内容较多，考虑到受测者的接受程度，本次研究的问卷尽量简化。环境偏好量表主要采用台湾学者黄章展等修正后的量表[17]，场所依恋量表主要借鉴Williams等研究使用的量表[20]，而恢复性评价量表则借鉴黄章展的研究，以上3个量表的题目均采用李克特7分制量表法[17]，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来表示。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调研主要于2017年4月和5月进行，调查主要对象为公园内游客。在对游客进行调查前，首先征求了游客的调查意愿，并针对调查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解释与说明，保证游客对问卷内容的理解；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与调研质量，采取赠送纪念品的方式。依据样本数与观察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0:1～15:1的原则[28]，总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6份，剔除无效作答86份，得到有效问卷410份。采用SPSS 19.0和AMOS 23.0进行数据处理及概念模型的验证分析。

表2 修正后的环境偏好模型信度、效度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测量模型分析

数据呈正态分布是采用极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的必要前提[29]。运用SPSS 19.0对测量问卷的题项进行偏度和峰度分析，得到各测量题项的偏度系数绝对值为0.004～0.635，峰度系数绝对值为0.004～1.299，分别小于相应的偏度系数小于2和峰度系数小于7的标准值，因而可以采用ML进行参数估计。

3.1.1 信效度分析

信效度分析可以有效反映问卷的精确性以及问卷测量题项是否能够反映所要测量的主题或内容，运用SPSS 19.0和AMOS 23.0对环境偏好、场所依恋和恢复性评价的量表实测指标进行可靠性和有效性检验，结果见表1。3个量表的Cronbach's α值除了环境偏好的易读性维度小于0.6外，其余在0.652～0.893之间，所以除了易读性维度外，其余量表均有较好的内在信度。从单项与整体总和的相关性来看，均在0.4以上，说明量表内部结构良好。收敛效度的检验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因子负荷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值来进行检验。由表1可以看出，A22、A31和A33的标准化负荷小于0.5，其余均大于0.5；一致性、易读性和复杂性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分别为0.487、0.317和0.363，均小于0.5，其余均大于0.5；组合信度中除了易读性(0.575)小于0.6，其余均大于0.6。因而，测量量表中一致性、易读性和复杂性效度较低，应进行修正。由于A22(0.436)、A31(0.497)和A33(0.474)这3个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小于0.5，考虑予以删除。删除后重新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易读性维度AVE值降低为0.296，组合信度降低为0.450；而一致性的AVE(0.486)仍小于0.5，分析发现A12降低了一致性维度的效度，因此，再次将易读性维度及A12删除进行分析。然而，经过计算后发现环境偏好量表测量模型的适配度不足，分析发现是由于A41与A43的残差存在比较高的共变异数，删除A41后再次进行相应的分析，得表2，经计算可知此次修正后相应的指标都已经达到要求。

3.1.2 测量模型适配度分析

由于环境偏好测试量表仍有3个维度7个测量题项，环境恢复性评价有4个维度18个测量题项，为了达到精简的原则，参照黄章展的研究[17]，在进行测量模型分析前，将环境偏好及恢复性评价各个维度的测试题项相加取平均值，构建新的测量模型，原来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中的潜在变量则因为变项的简化而变成观测变量，之后再进行测量模型的适配度分析。针对总体测量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得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χ2/df=2.634(标准为χ2/df≤3)，GFI为0.920，AGFI为0.892(标准为大于0.8)，CFI为0.957，NFI为0.933，均达到了大于0.9的要求，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63，达到了小于0.08的标准，所以，测量模型的适配度较佳。

3.2 结构模型分析

3.2.1 结构模型适配度分析

针对最终的结构关系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从而检验相关的假设是否成立。结构模型的适配度指数为：χ2/df＝2.634，GFI＝0.920，AGFI＝0.892，CFI＝0.957，NFI＝0.933，RMSEA＝0.063，均达到了相应的要求，因而，整体上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度。

3.2.2 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最终的结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图2。结果表明，除了假设H2和H4被拒绝，即环境偏好对场所认同的直接显著正影响和场所依赖对恢复性评价的直接显著正影响不成立外，其余假设均得到了验证。可以看出，环境偏好对场所依赖和恢复性评价都产生了直接显著的正影响。其中，具体影响为当环境偏好每提升一个单位，场所依赖就提升了0.43个单位。环境偏好虽然对场所认同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场所依赖的中介作用而对场所认同产生影响，中介效应为38%，说明人们对某种环境的偏好程度越高时，相应地，人们对这种环境的依赖感和认同度也就越高，这符合了天性假设提出来的人类会本能地对开放的、低风险的环境产生需求或偏好，进而表现出适应性依恋。环境偏好对恢复性评价的影响分为间接影响和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效应为67%，间接影响效应为26%，总效应达93%，表明环境偏好对恢复性评价高度密切相关，环境偏好可以直接对恢复性评价产生影响，又可以通过场所依赖及场所认同的中介效应对恢复性评价产生间接影响。场所依赖对场所认同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影响效应达88%，这与过去研究的结论相一致[30]，场所认同对恢复性评价直接影响效应达70%，但场所依赖对恢复性评价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是通过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恢复性评价产生了62%的影响，根据Kaplan的注意力恢复理论及游苑伟提出的审美层次与恢复的关系[31]，这可能是由于场所依赖维度测量的主要是人们对某种环境的态度，是一种浅层次的测量，是人们对环境的一种功能性依赖；而场所认同测量的是人们从心理上、行为上对某种环境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测量，本质上是对场地文化的一种认同，功能性的满足仅仅满足个体外在的需求，要提升对环境的恢复性评价就需要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深层次的情感满足才有助于环境恢复性评价的提高。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环境偏好、场所依恋和恢复性评价都是景观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而之前的研究很少考虑场所依恋情感在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中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先论述了几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借鉴自我调节理论，将3个概念综合考虑，构建了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的心理模型，并以福州城市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初步揭示了环境偏好和场所依恋对恢复性评价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城市公园对人体的恢复性作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得出如下恢复性评价心理路径及结论。

1)“环境偏好→恢复性评价”的简单影响路径。本研究中的环境偏好量表中，经过修正后只剩下一致性、复杂性和神秘性3个维度，且神秘性对环境偏好的影响最大，这与黄章展等在研究环境偏好与恢复性评价关系时，发现只有复杂性和神秘性能够有效预测环境偏好，且神秘性的影响更大的结论相似[17]。

2)“环境偏好→场所依赖→场所认同→恢复性评价”的复杂影响路径。个体偏好的场所环境可以促进个体对环境依赖感的产生及个体情感的发展，从而引发个体对环境的情感联结，产生场所认同感，并进一步促进个体获得恢复性的体验。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路径，既包含了环境偏好情感，又包括了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这2种情感，认清这种心理路径能够为景观的情感塑造提供一定的指导。

3)居民对福州城市公园的情感在城市公园的恢复性评价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居民对福州城市公园的环境偏好及场所依恋越强，感受到的恢复性作用就越强。

4.2 讨论

1)环境偏好作为人对环境的一种基本评价，可以提高环境的恢复性效益，在户外公共环境的设计中，应该充分重视环境偏好的特质与内容，尤其是在城市公园的环境塑造中。水体通常被认为是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神秘性的景观元素，人类通常对水体有着天生的偏好，因而水体更容易对人产生恢复性效益。但是，除了水体之外，还有哪些景观元素更容易引起人的环境偏好？人们对不同景观元素的偏好程度有何差异？不同景观元素对恢复性评价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2)场所依恋作为一种人对地方的情感联结，在城市景观趋于同质化的背景下对塑造具有情感性的公园景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提高城市公园的恢复性作用也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城市公园不仅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功能性需求，同时也具有情感上的意义，甚至成为一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还只是从地理层面上来探讨依恋情感的产生，景观元素与依恋情感之间是否有相应的联系，目前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本研究构建的城市公园恢复性评价心理模型表明游憩者在环境中的恢复性感知是一个渐进式的心理感知过程，尤其是在具有场所依恋情感的环境中，经历了“环境认知评价→情感响应→情绪启动”的心理过程。如果游憩者所处的公园环境是其所偏好的，就会引发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依赖，进而增进场所认同感。而在认同性的环境当中，游憩者就更容易依恋其中，产生远离日常琐碎的生活，逃离世俗的感觉，实现游憩期望和游憩环境的匹配，进而促进身心健康的恢复。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路径只是初步的模型，今后应进一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