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每次去二姐家摘梨，远远地就能看到二姐家那几棵比院墙高出半个身子、在风中婆娑摇曳的“大冬梨”树。

跨进二姐家的院门，只见那些硕果满枝的“大冬梨”，如农家秋收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苞谷辫子，若不是下面打了很多撑杆，梨树早已垂到了地上。尽管二姐忙前忙后招呼我们，但我总有些迫不及待，随便一抬手就随心所欲地摘一个梨，连皮啃吃。看着那一个个圆头圆脑的“大冬梨”，我仿佛又见到了二姐情窦初开时熟悉的脸庞。

老家的人并没有高深的文化，却常用“小红梨”“水扁梨”来比喻那些初长成人的姑娘脸蛋儿。二姐天生一副椭圆形的面孔，脸上没有粉团花漂亮的腮帮，更没有圆溜溜的小酒窝儿，却有不少麻雀斑，便落得一个酸溜溜的外号——大冬梨。大冬梨又叫“土锅梨”，与青菜梨、火把梨、雪梨等其他的梨相比，个儿头大、皮厚，结得早，长得慢，熟得迟，肤色偏黄，宛若柴火灶上的土锅，每年都要到秋收结束，冬至来临，才慢腾腾成熟。而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梨是我和二姐童年弥足珍贵的零食。每年端午节过后，二姐领着我去找猪草时，每当看到那些睡眼惺忪的梨，我和二姐就会趁机悄悄摘几个，像松鼠一样“尝梨心”。爬树摘梨、偷梨吃梨很快就会上瘾，隔三岔五，我和二姐就像两只猴子，她推着我的屁股上树，我爬得越高，就能摘到越大的梨，鸟瞰到更多美丽的田园风光。我在树上高兴地摘梨，她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接梨，互相配合，然后把梨藏进猪草篮里，顺手牵羊背回家慢慢吃。那种只有半成熟的“大冬梨”，二姐常教我放在猪食锅里煮，捞出来洗干净，剥去皮，就没有酸涩味，面糊糊的实在好吃。有时，半生不熟的梨吃多了，也害得我和二姐肚肠咕噜，又拉又泻。母亲常责骂二姐：“你这样馋，喜欢吃梨，以后就给你嫁到盛产梨的地方，让你一辈子有梨吃。”

我心里明白，自己比一頭拱地的母猪还馋，梨是我吃得最多，可挨母亲骂得最多的却是二姐。从小到大，二姐不知为我背过多少次“黑锅”。

二姐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却嫁到了白马山脚的柿子树村。那里只见柿子，不产梨。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姐夫在自家的院子里栽了七八棵棠梨树，上冬时节，从我们村割了几株“大冬梨”秧穗条，带回去请师傅嫁接。成活后没几年，原本没有梨的二姐家，房前屋后就被蓬勃生长的梨树掩盖了。可是，“包产到户”以后，我们村的田地、梨树都分给了各家各户，很多人家都嫌梨树长在田间地头，与庄稼争阳光雨露，妨碍庄稼生长，曾经养育着一茬茬乡村孩子长大的梨树，断断续续倒在了刀斧之下。尤其是那种连猪都不愿意吃的“大冬梨”，几乎被砍尽杀绝。倒是二姐家院子里的那几棵“大冬梨”，每年都开花结果，逐渐进入盛产期，成为了二姐家的摇钱树，不仅可以哄孩子、送亲戚，还可以拿到猫街卖一部分，赚点零花钱。每年“七月十五”祭祖，“中秋节”献月，我都要去二姐家摘梨、背梨，反哺我家。

岁月如刀，长大成家以后，二姐和我仿佛是被刀砍成两瓣的梨，我移栽城市，她扎根乡村。每年梨成熟时，二姐就会打来电话，催我回去摘梨。有时事多回不去，二姐也会大老远地大兜小袋把梨送上门来。梨多吃不完，母亲就会一一敲开邻居的门，送几个给人家品尝，都赞不绝口，夸二姐家的“大冬梨”水多、梨味浓、好吃，赢得了不少好口碑。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我都要去二姐家走亲戚，二姐早已为我们腌渍了很多“大冬梨”，制作了很多梨醋，让我们带回城慢慢吃。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我和二姐就在“梨来梨往”中悄无声息地流淌着。

二姐家的梨，于我而言，是一道情有独钟的风景，在我的心头伫立了三十多年，根深深扎进了我的血脉，历经沧桑，怎么也摇撼不动。如今，二姐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昆明，一个在县城，和我一样都过上了吃穿不愁的生活，只有不愿意进城的二姐和姐夫仍在以院子里的那几棵梨树为伴，坚守着那几棵情同手足的梨树。我每次去二姐家摘梨，早有准备的二姐和姐夫都把我当贵客待，火腿、土鸡一桌特有的农家饭菜，就在浓荫如盖的梨树下拉开序幕。头顶，看热闹的鸟“扑棱棱”落在枝头，打量着我们这些乡村的寄生虫，“嗡嗡”鸣叫的马蜂飞来飞去，似乎把我们视为入侵者。只有好客的风沙沙浅韵，在为我们助兴。

坐在二姐家的梨树下，拉家常，叙旧情，不知不觉就酒足饭饱了。吃梨解酒，站起来，一不小心，就把沉甸甸弯下腰的梨碰落在地，我随手捡起来啃吃，满舌苔上都是二姐的味道。

责任编辑：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