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像在佛教艺术产生之初，便开始了其介入空间的旅途，无论是平面的壁画空间，还是立体的雕塑空间。“像设”与空间“介入性”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佛像对空间的“介入性”表现不同，是具有时间性的空间设计概念。本文通过研究石窟建筑内部空间布局演变情况，可以发现佛殿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子，进而佛像对空间的“介入性”表现成为“解密”的关键点，汇总其特征。

关键词：佛像;建筑空间;介入性

1 礼佛观像的心理空间

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状况也决定了人们对其的态度。“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也表明各个时代的佛教学派、 学说与释迦的关系甚少，而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阶级利益的关系甚深。”[1]纵观历史发展，自东汉以来，佛教在整个古代社会所处地位较高，道教次之。但二者都依附于儒家思想而发展，后期长时间出现三教合一的民众信仰特征。寺庙供奉尊像多种化盛行，儒释道代表塑像被同时供奉与殿宇建筑之中。殿宇设像身份的多样化，也势必影响了整体建筑空间格局及具体营造法则。佛教和道教被儒家化。

2 礼佛观像的仪式空间

2.1 早期礼佛仪式

在佛教建筑（佛殿、石窟等）里，礼拜空间是信徒通过行使礼拜仪式对其崇拜对象（佛陀）表达礼敬的场所。其具体空间形式主要由礼拜方式所决定。礼拜空间的主要要件是崇拜对象、信众以及他们之间的维系方式。[2]

右旋绕佛与叩拜礼佛是早期佛教主要的礼佛仪式。

右旋绕佛，指見到佛陀（佛像、舍利等）及其象征物（佛塔、菩提树等）进行以顺时针方向旋绕的礼拜方式。旋绕过程中有手持“灯”“香（手）炉”等供养器物的仪轨。这种右旋礼佛的仪轨在佛经中有记载，如《佛说右绕佛塔功德经》云：“大威德世尊，愿为我等说，右绕于佛塔，所得之果报”;[3]《提谓经》云：“经律之中，制为右绕，若左绕行，为神所诃。”[4]经律中明确规定绕佛须右旋，左旋违背神愿。佛经中还规定了右旋的周数。如《贤者五戒经》云：“绕塔三匝者，表敬三佛，一佛，二法，三僧”。[5]可见右旋周数背后有明确的佛学教义。

叩拜礼佛，是通过身体完成一系列不同程度礼拜动作的总称。其中，以“五体投地”为最高礼仪。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致礼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凡斯九等，极惟一拜……跪有赞德，谓之尽敬。远则稽颡拜手，近则舐足摩踵。”[6]

这两种礼拜方式在古印度（佛教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6]佛教只是加以延用，并把它写入佛经，成为信徒最主要的礼拜方式之一。在佛教建筑空间里，信徒应用最广的礼佛仪式是将右旋绕佛与叩拜礼佛两种方式相结合，形成复合式、多样化的礼佛空间样式。

2.2 礼佛仪式的演变

经典礼佛仪式随佛教传入中国。传播过程中，根据不同时代对空间礼仪的需求，礼佛方式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古籍文献中记载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法苑珠林》卷二十八云：“彼则拜少而绕多，此则拜多而绕少，彼则肉袒露足而为恭，此则巾履备整而称敬。”[7]

绕行礼佛需要有中心参照物（佛塔、佛坛等），建筑空间内减去中心参照物所占空间，剩余部分可作为绕行空间，呈“回”字形平面。叩拜礼佛需要占有建筑空间内正面居中所设佛像的前部空间。叩拜必须与被叩拜者面对面，才能达叩拜之礼。故叩拜礼佛只占有佛像前部空间便可，而绕行礼佛所形成的空间里包括佛像前部空间。换而言之，绕行空间可以行叩拜之礼，整体空间形式满足复合式礼佛仪式的需要。而叩拜礼佛所需的建筑空间内，绕行空间并没有一定存在的必要性。早期礼佛仪式在佛教建筑空间内的表现，以叩拜和绕行两种礼佛形式复合为主。石窟建筑中中心塔柱窟和设有中心佛坛的佛殿皆采用了复合式礼拜方式。至元代，绕行礼佛仪式逐渐弱化，不断强化叩拜礼佛仪式，绕行空间在有些寺院佛殿中消失，如广胜寺下寺大殿。

2.3 石窟建筑内礼佛仪式的空间转变

中国石窟主要有僧房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及大佛龛等几种形制。这几种窟形的空间格局反映了不同时期流行的礼佛仪式所需的空间模式。

中心塔柱窟是北朝时期最主要的石窟类型，隋唐时期，殿堂窟日渐流行。这一过程也对应着礼佛仪式的空间变化。早期中心塔柱窟平面接近方形，无前后室及甬道之分，中心设置一方形塔柱，宽度约为洞窟总面阔的一半。塔柱四面开龛塑像，佛龛及塑像体量样式大致相同，没有很强的方向性，无正侧之分。窟内壁与塔柱之间形成绕行通道，可以进行绕行礼拜仪式。如张掖金塔寺东窟、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稍晚建造的中心塔柱窟，平面呈长方形（进深：面阔≈1.5）。窟室中央居后设一方形塔柱（塔柱面阔：窟室面阔≈1：2），塔柱两侧及后方留有通道（宽度接近），塔柱前部空间约占窟室总面积的一半。

较之前的中心塔柱窟的空间设置，窟内塔柱前部空间被扩大。方形塔柱正面（对准窟室入口）设大佛龛，安置主尊佛。其余三面分设上下层龛塑像。此时，塔具有了正面方向性，强调正面佛像的更重要主尊地位。整体窟形空间满足绕行和叩拜礼拜所需，属于复合型礼拜形式空间。塔柱正面性的确立和前部空间的扩大，强化了叩拜礼佛所需的空间，弱化了绕行礼佛空间。如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窟。

再后期的中心塔柱窟，主室平面与前窟形类似，呈方形。方形塔柱位置继续设于窟室进深的1/2处以内，具有正面方向性，满足复合式礼佛仪式所需空间状态。最大空间变化和区别在于，塔柱正面不再开阔设像，而在塔柱正面落地设佛座立像。佛像走出佛塔，大大增加了其体量，进一步占据了窟室的形象空间，营造了更浓郁的以佛像为主题的信仰空间。这样的空间设像布局，继续强化了正面佛像为供奉主尊的重要性，弱化了塔柱作为绕行礼拜的供养地位。随留有绕行礼拜的通道，但空间格局的属性已经决定了，此窟完全可以进行只叩拜不绕行礼佛的仪式。如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27窟。隋唐时期，中心塔柱窟在窟室比例中逐渐减少，以像设为空间主题的佛殿窟盛行。窟内礼佛形式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叩拜空间逐渐占领了空间整体，绕行礼佛空间消失。

3 结语

信徒采用怎么样的观像礼佛的仪式，直接影响了佛教建筑内部空间分隔形式。现有遗存的佛教建筑空间内部格局样式，真实反映了当时信徒的礼佛形式。分析佛教建筑空间内观像礼佛仪式的演变规律，也是探寻佛像空间“介入性”之根所在。通过分析佛教建筑内空间格局的变化过程中所反映的礼佛空间形式情况，得知佛像在建筑内部空间样式演变发展的重要性。研究佛像在建筑中的空间属性，是解开佛教建筑空间之谜的关键“密码”。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04.

[2] 张勃.汉传佛教建筑礼拜空间源流概述[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3（04）：60-64.

[3] 大正藏（第16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801-802.

[4] 王维撰（唐）.王右丞集笺注（下）[M].赵殿成（清），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359.

[5]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5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2：831.

[6] 玄奘，辩机（唐）.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羡林，等，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207.

[7] 释道世（唐）.法苑珠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05.

作者简介：牛志远（1985—），男，山东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