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瑞霞

摘 要：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华儿女公认的“母亲河”。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数千年来运河沿岸乡村稳定而均质的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乡村文化“物种”正在迅速消亡，大运河沿线村镇的文化建设意义深远，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国家战略。本文从“立体思维，联通大运河文化遗产网络系统;空间融合，联动大运河城乡一体化发展;设计中介，联合建构大运河文化共同体”三个方面来践行对运河沿线古村镇保护与利用的设计对策与方法。

关键词：文化遗产网络;空间活力;设计中介

中国大运河是集生态与遗产保护、城乡地域文化彰显、经济与社会发展、旅游与休闲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合型文化景观。但是，随着大运河交通运输功能的减退，运河文化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视野，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很多传统村落濒临衰落，近年来很多城市针对大运河沿线城区聚落和历史街区等重点景观的生态环境修复和建筑风貌优化等方面做了很多改进，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内涵挖掘、研究深度和示范性多功能融合景观建设做得还不够，在传承利用方面的效益还不明显，尤其对运河沿岸乡村整体性文化建设还很缺乏，记住乡愁，重建精神家园显得尤为迫切且意义深远。加上大运河沿线地域情况复杂，遗产种类丰富，涉及行业、学科众多，缺少统一规划和引领。中国大运河沿线链接从北京到浙江的沿线8省35个相关城市地区，大运河文化带的日常管理是由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分段实施，涉及多个管理部门，需要一个跨界协同的体制机制来统一规划和整体实施，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协调机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发挥其对沿线村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问题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GOF“中介者模式”[1]作为“一种行为设计模式”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本文以大运河文化带（江南段）沿线乡村为例，提出以“设计中介”为平台载体的设计协同模式，是针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延续、传承和利用而进行的一种综合性科学规划与实施对策，分为立体思维——空间融合——设计中介三个步骤，整体协调和落实大运河文化背景下的村镇品牌形象策划，产业定位，艺术与科技创新等项目的管理与实施。

1 立体思维——联通大运河文化遗产网络系统

大运河的开凿以水环境为核心，影响着沿线城乡环境生态系统。在农耕文明时代，运河沿岸水环境的变化速度较为缓慢，随着铁犁农耕的发展，人类的精耕细作对表层土地的影响深到内层的土壤结构，对植被的影响也从农田扩展到周边林地山丘。史书记载吴夫差凿“江南河”[2]运兵、运粮，“行百七十里”。[3]一般认为，此河的部分区段当为江南运河的始基，在中国运河史上意义重大。其实夫差是在先人开挖河道的基础上疏浚拓宽而成，之前“有‘堰渎、‘胥渎、‘古江南运河、‘百尺渎[4]4条运河……这几条运河不是各自孤立出现的事物，而是与吴国崛起争霸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依次循着当时历史进程而有序形成的”。大运河贯通南北东西，对中国文化经济大格局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和南来北往的人员交流，促成了古代中国东中部地区甚至更广泛空间区域之间的大沟通和大交流。对运河沿岸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不能按照老观念，狭隘地以水道是否古为今用作为评价标准，应穿越时空，充分考虑运河与当地文明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历时性的全部遗产。

历史上对大运河有三次重要治理：第一次宋代对邗沟修筑及运输管理到达鼎盛时期。第二次就是对江南运河的治理;第三次是江浙沿海地带的海塘修筑。大运河的通航，联通长江与太湖，对东部河网的影响巨大，宋代后运河双堤，河道就相对固定，截流作用明显，在传统农业开垦耕作外力的影响下，圩田变化最终导致了地表的变化和太湖东部地区碟形洼地地貌的形成。随着大量移民进入江南，水利和稻作加强，城市兴起，农田杂草和作物种类减少，水稻品种逐渐增多，水环境影响和决定着农田、河道与地形地貌的变化时间，期间变迁时长达千年以上。到了近代，工业化与城镇化对整个土地的影响加大，土壤、海塘、农业、植被等核心外层的自然环境因素也随之改变。大运河文化与江南山川、经济社会、民风民俗与人的审美心理等人文、自然要素有机融合，相互影响，形成具有生命力和内驱力的、极具江南灵性和人文气质的地方文脉。

长江、太湖以及周边丰富的水网不仅孕育了相对完善的水利系统，也支持了畅达东西南北的物流，兴盛的园林、田园诗话、收藏风雅等也影响着国人的审美趣味，人、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映江南文化的地域差异性，构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强化了江南文化清新、婉约、恬淡、雅致、诗性等风格特点。在江南，芦苇、荷花、红蓼、荻花等水生植物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各时代人的审美观念和风格随之变迁，[5]南宋范成大[6]、元代倪瓒[7]留下诗句，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景观写照。明清时期的江南，人口与城市增长，水面破碎化明显，环太湖农作物景观随着水网的分割呈现碟形碎片化趋势，明代田园景观出现衰退景象，[8]但是并不影响中国农民和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中国农业其实是没有设计师的园艺，随着水乡土地和水面的碎片化，大面积种植面积渐少，随之兴起的是私家园林，诗画关注是对乡村描述多是树木花草、小桥流水人家以及莲蓬、荷花、稻香的颜色和动人景致，而不是宏大的景观叙事。

湍流不息的大运河形成了贯通古今中外的交通带、经济带、城市带和文化带，已经汇聚成为一个立体的“文化遗产网络”，包含行政管理网络、水利航道网络、沿线景观网络、城乡社区治理、公共设施网络、特色产业网络、地域文化网络、非遗工艺网络、交通运输网络、文化传播网络等等子系统，具有普遍性价值，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就要深入理解地方文脉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理解运河沿岸乡村发展史与区域文明的密切关系，在最大范围和限度内进行环境保护与修复。自古以来，大运河与扬子江城市群中部区域形成黄金交汇，中原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有机联姻，展示出独特的水韵魅力与人文内涵，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提升“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将起到明显的支撑作用。

2 空间融合——联动大运河城乡一体化发展

漕运是我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赋税方式和治理国家最重要的统治手段，是中国大运河修建和维护的动因，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经济。如今的大运河沿线集中了一些典型的建筑形式，如因漕运需要而设置的转运仓、因商品流通发展产生的钞关、与运河相关的祠庙以及运河管理机构，这些建筑类型“因运河而生，其发展、变迁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及所在环境、人们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转运仓的发展离不开中央集权控制的漕运活动”“钞关则是国家税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9]这些建筑也对运河沿线的城镇建设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造就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记录着所在区域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

河村相生、因河而兴。很多交通便利之处因漕运而发展为“市”，在古代可延伸为“市井”“市肆”“市廛”“草市”等指称。江南市镇的兴起离不开传统集市的汇聚，运河的通航，南北货商交易频繁，尤其自明代开始，大运河沿线集市呈现繁荣景象，吸引着大江南北的富商大贾，丝绸、棉布、粮行等店铺。明代的江南集市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的社会转型与变革，农业经营的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江南市镇呈现乡村工业化倾向，李伯重[10]以及美国学者彭慕兰[11]的研究结果，与日本学者杉原熏提出的“1520-1820年全球经济史中‘东亚的奇迹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是一致的。明代中叶的江南很多市镇的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乡村工业、原始工业）当作主业。江南市镇乡村丝织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中国的棉布业市镇也同样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18世纪中叶，松江府及其周边乡镇生产的棉布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11]一直到机器工业化大生产之后，停滞不前的中国江南传统棉纺织业才渐渐失去其价廉物美的优势。传统江南市镇的形成与当地的农村产业经济结构关系密切，呈现专业化分布格局，如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粮食业市镇数量居多，其他传统工业包括：盐业市镇、刺绣业市镇、编织业市镇、榨油业市镇、笔业市镇、竹木山货业市镇、烟叶业市镇、渔业市镇、冶业市镇、窑业市镇、制车业市镇、造船业市镇、海运业市镇等;苏南主要工副业种类主要在刺绣、织席、养蚕、纺织、养猪、竹器等方面。江南市镇，“凭借江南地区经济的高度成长，已经超越了一般集市的水平，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高于集市的地域市场或超地域市场”，[12]明清以来，大运河沿线的江南古镇成为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也造就了其优越的文化生态环境。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现代化、城镇化的侵蚀，导致大运河文化带支离破碎，城乡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农村市场“集市社区”[13]理论模型，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把一个经济区域的各个方面看成一个整体，把活生生的人类历史恢复到活生生的整体中去，并具体显示整体中的局部。回顧历史，考察江南市镇的成长背景，是凸显它的一个参照系。大运河沿线城乡空间一体化融合发展首先要遵循以下两大原则。

一是世界文化线路遗产视野下的整体保护原则。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作为一条文化线路，是一个整体的、跨地区的、动态发展的国家级文化品牌，应当进行整体的研究和保护，在大运河沿线，不同的乡镇具有各自文脉和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类型，包括花卉林果产业、生态农作物产业、特色水产养殖业、特色牲畜养殖业等，要强调乡村产业规划的科学性，运用城乡互构的整体论在为乡村改造环境、拉动旅游、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更加提升文化的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兼顾文化线路的整体性，将大运河文化作为包容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资源，将其融入城乡统筹规划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还结合城乡文脉的延续性，保护和传承具有差异性地域文化，选择适宜乡村自身发展的产业方向，引导区域经济主导产业依次由一产、二产再向三产深度融合。

二是重塑千年运河精彩神韵的文化生态原则。以大运河文化生态重塑为目标，运河沿线城乡景观规划，要重点保护好大运河水体和河道，保护好大运河沿线以及与运河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沿线城乡历史建筑风貌，优化大运河生态环境。可制定《传统民居保护与修缮导则》《历史环境要素保护与引导控制要求》等法规，加大塑造乡村景观识别度和核心文化内容建设，从实际生产生活角度，以村居和农作物景观特征为主，探讨宗祠彰显乡村的耕读源流，将传统宗祠扩展为结合更多当代生活功能的乡村书院，将村内尚遗留的小水塘，塑造出村居与方塘之间相互掩映的空间肌理，以木桥来重建村落的山水人文气息，形成融合型生态空间，形成具有温度感的乡土景观，传承好积淀在大运河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和精神，延续壮美运河的文化气质，弘扬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设计中介——联合建构大运河文化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管理内容非常繁杂，包括完善遗产要素保护、决策程序和风险防御体系历史文献档案管理体系;遗产监测数据系统;遗产展示与阐释体系与策略;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渠道和及激励机制;遗产地游客管理系统等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和文化工程。从设计学的视角，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结构异常复杂，各省市之间缺少沟通与连接，使得运河文化创新模式利用的可复用性降低，系统的可扩展性降低。在运行具体建设项目过程中，常常缺乏对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思考和对大运河文化深度研究，导致系统的耦合性增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都降低。我们可以借鉴“中介者模式”，构建一个融政产学研经用于一体的开放型文化建设共同体，使之成为一个松耦合系统，如果其中一个子系统需要调用另一个类中的资源与方法，通过“设计中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中心这个枢纽平台，系统规划，整合与协调人力、物力和遗产资源，深度了解各个子系统资源的交互细节和相互联系，减少对象之间复杂而片面的对接关系，将复杂关系的网状结构变成专业、聚焦的星形结构，确保系统的正常有效地运行。

3.1 大运河文化线路引领下的协同设计机制创新

中国大运河的文化线路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北从通州南达杭州沿途流经8个省27座城市，现有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山、水、田等要素所构成了大运河沿线生态空间，形成不同地区独特多元的城乡风貌，需要整体系统规划、协同设计的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区域协同。统筹沿线8省市相关地区的区域合作，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沟通机制，实现大运河文化带不同地域文化精华的全景展现和品牌活动的整体互动。二是资源协同。统筹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小镇等历史文化资源和地形地貌、山水河堤、农田植被等生态资源，强调总体规划和资源集聚，利用人文地理以及经济地理的研究视角方法，对国家发展目标、地区发展目标进行细化，使其在总体上保持一脉相传，各个地区发展又各具特色，统筹物质、非物质的文化方式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多彩呈现。三是智库协同。统筹运河沿线城市的智库专家，打破学科专业界限，国家层面构建指导性的专家智库，各地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分设集政策研究、设计转化、推广和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开放性研究平台，找准多主体参与的定位和协同着力点。基于协同理论构建以中国运河文化协同共享系统管理模式，政府主导、产学研结合、金融推进，文化提升，实现“政产学研金文”多主体协同推进的系统整合创新模式。四是部门协同。统筹相关部门职责，推动交通水利、输水配水、文物保护、生态修复、社区治理等工作协调发展，既有基于文保、水利、交通等部门的专业角度的管理与推进，更要有整个大运河文化带展现中华文明的总体设计。

3.2 大运河文化精神阐释目标下的设计方法创新

现代人开始转向乡村和传统，期望能在相对和谐诗意的田园乡村生活和传统精神中，寻找巳失落的乡愁成为城乡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这也是运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大运河文化线路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对大运河沿线城乡村镇景观节点空间的设计，要突出空间的整体性和运河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在关注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更关注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不可量化的多元价值，揭示出大運河文化变迁的规律和生活其中的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大运河文化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产，首先通过文脉解析、基因提取和凝练，形成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品牌MI、VI和BI系统，从而为保护运河文化从传统文明向现代运河文化发展指明方向，营造串珠成链的发展格局，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质;同时采取“大运河品牌文化+N”的创新方式，应用不同媒介和表现方法，找回大运河的文化记忆，创建地域化、多样化的乡村业态。中国传统工艺包含着许多“人工造物与生活的智慧”，[14]可成立传统工艺与农产品开发合作社，积极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和创业，打造有温度的产品、有记忆的包装、有品质的服务，真正留住乡愁和集体记忆，促进电商、养生、养老、体育、休闲、健康、研学、节庆、会展、集市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设计介入乡村，要深度研究大运河沿线沿存在共同起源的诸如宗教、仪式、语言、节日、烹饪等特殊记忆与文化表现形式，包括音乐、文学、建筑、美术、手工艺、科技技术间的相互影响，从运河沿线乡村环境更新、乡村记忆空间设计、公共艺术设计、影像叙事、乡村品牌形象与农产品系列包装设计、传统工艺传承与文创设计等方面跨界融合，提高品质，塑造形象，彰显个性。

4 结语

历史中的大运河作为遗产网络体系的大动脉，融合沿途各地文化，形成了一条几千年来至今仍在不断演进、生生不息的“文脉之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将生生融合的价值观作为文化内核贯穿于始终，从生态治理、生活安定、生产有续、生命关怀的整体性出发，强调对人的生命和价值取向的尊重、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大自然无限热爱之情怀;在实施过程中加大法律保护力度，以《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带建设总体规划》为纲，有效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基础保护等方面工作;要激发人的智慧与潜能，加大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度，增强社区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为文化创新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模式;还要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为特色乡镇可持续发展提供运营保障。如今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一带一路”一并成为国家战略，成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提高和均衡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大运河沿线城乡联起手来，共同推动传统文化向现当代消费文化转型，确保文化传承、生态维护、产业经营、旅游休闲、社区营造、文脉延续等综合功能的实现，从文化认同走向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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