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必松

一、海南，炼狱30年的地方

屈指算来，李少君在文化的边缘之地待了30年后，再升迁到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北京，这应该是其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绚丽的重要性事件。他是海南省建省初期第一批到海南的资深文化闯海者。他的闯海经验以及文化的基础建构除了珞珈山的浸润外还有同著名作家韩少功等人的赏识息息相关。对李少君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上个世纪末，通过小说家梅菁认识他，那个时候梅菁还没去美国。一晃20多年过去了，梅菁在欧洲的孩子也上大学了。特别是近几年来，少君声誉日隆，一日千里，远播诗坛，这当然同其拥有的语言资源、话语权力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诚然，在生态诗学之路和理论建构下是花了一番深功夫的。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黑兹利特说：诗不只是局限于书本中的诗行，诗是心灵与自然和它自身保持联系的宇宙的语言。进一步说，“那里有对美的感受，有对力量或者对和谐的感受，就像海浪的自然运动，花朵的自然生长把它甜美的叶子在空气中自然地展开”，“把它的美自然地献给太阳”那样，哪里就有诗歌的诞生。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诗不仅在语音中，也在自然中被发现。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界进行情感交流的手段。就像约翰·克莱尔所说的那样，诗是“大地永远的绿色语言”。说实话，我只在这个岛屿上蛰居的时候，李少君才在我记忆的底片中温情地映显和苏醒。湘人同楚人是有巨别的，正因为其性格的包容和互补性，是李少君成功的精神秘卷。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好像是吸收了曾国藩或说左宗棠待人处事的精髓（李少君是一定研究了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二个湖南的历史人物的，至于达到什么程度和有什么心得我不知道）以及韩少功、蒋子丹人缘好的性格上的“同化”或说“衣钵”，他的处世智慧是有别于楚人并略高一筹，矮矮的个头，秀琅的近视镜，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李少君。李少君的闯海经验只是在其语言诗学方面的建构，他的闯海经验只是在象牙塔意象的闯海经验，是弥漫在一种“贵族化”气象中的闯海经验，这是我写作此文的初衷。

虽然早期也历经艰难，但总体而言，李少君在海口是命运的宠儿，这种闯海经验同大多数真正的“草根”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那么，李少君又怎么会引起各路“牛鬼蛇神”们广泛的拥趸和认同呢？因为其性格中有温情和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对弱者有怜悯之心，没有任何势利眼。这是李少君最大的亮点，他会无私地去帮助弱者或暂时性地处在尴尬境遇的人。海南是一个炼狱的地方。当年有一句顺口溜：树上掉下一个椰子也会砸中一个诗人。当年无数读了书，又不甘心被命运埋葬的人来到这个岛上寻找机会，除了体制内接纳的极少的一部分外。还有大量的这些不甘命运屈服的人落草江湖，这是历史事实。当年的“闯海墙”下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秀英的遣送站人满为患，秀英血站上等着卖血的人排起了长龙……毎个人的闯海史都是一部血泪史、辛酸史、挣扎史，处在象牙塔之中的李少君几乎是没有这种活生生的体验的。

“既然選择了翱翔，就要横行四海;既然选择了闯荡，就要乘风破浪。”这既是李少君在长诗《闯海歌》中的言说，也是闯海者共同性的心声，有着普适性的意义和“美学范畴认同”。“这里除了人才没有别的，除了人才还是人才/人才们在这里卖烧饼、卖报纸、卖水果/人才在这里擦皮鞋、摆地摊、修单车/人才在这里专售一毛钱一杯的茶水/人才在这里交流各种信息，从招聘消息/到电视机贩卖价格到汽车摩托车走私/还有哪里有小姐哪里有房租哪里有刀枪卖/人才要吃饭，人才要生存，办法总比困难多……”李少君在诗歌中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情景或说乱象。“我是来自湘中小城的一个梦想者，为了自由和理想奔赴天涯……”。三十年前，李少君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准确的。一晃三十年过去，正如他在《尼洋河畔》中言说的：林芝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雪域高峰，时有神迹圣意闪烁/丛林中的一泓蔚蓝，深谷的大片野花/山顶的白云飞扬，携带着彩虹与霞光/让每一天亲眼目睹者倍感殊荣，福佑均沾。“不用打伞了，没下雨了”。我非常喜欢少君这种沾润着自然主义之光的诗歌。《雪的形象》中：我亦清静，清晰地看到模糊的窗玻璃上，你以雪花的形式，飘浮在越来越深的夜晚。《珞珈山的鸟鸣》中：“ 有一次，一只鸟儿冲我反复啼鸣/引领我进入一片丛林/然后，我好奇地跟了过去/来到一片空地，惊讶地发现/呵，眼前湖光山色，豁然开朗/原来，这里才是珞珈山俯瞰东湖的最佳位置。”这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诗歌。艾略特认为艺术家应随时不断地放弃，消灭个性，使自己依附于人类更有价值的东西。他要求诗人个人的情感情绪，体验感受必须转化为艺术性、宇宙性和全人类的东西，使诗脱离诗人而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之诗本身”。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无不是从自己的情感开始，但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痛苦或幸福提升到更加广泛而又普遍的非个人的高度，即它所代表或反映出来的是整个人类与社会的痛苦或幸福。艾略特还认为，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具有这一非凡的超越个人的能力，才能在写自己的过程中反映出他的时代。

李少君在《闯海歌》中抒写的经验绝非是他个人的单独经验，而是综合了闯海者共同性的人生经历。在我的印象中，李少君是不会弹奏吉他的，但他却在诗中把一个浪迹天涯的文艺青年演绎得活色生香，余味缭绕。“我看了一夜最美的落日和星光，又听了一夜最动听的涛声和鸟鸣。这些，都转化成了我内心优美的旋律。”“我收获了最热烈的鼓掌，还有一大把纸币硬币。”这绝不是李少君亲历的生活和人生体验，而是借鉴了他人的生命体悟和人生经验。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说的：在他的后期哲学中，“自然”存在“存在者整体”都是同一的。海德格尔后期关于存在，关于四重存在者整体的那些看法，也是他对原初意义上的“自然”的看法。在他看来，“自然的存在是通过诗歌向我们揭示出来的最原始的存在。天空与大地、生命与灵魂的强力的自我涌现，所有这一切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种可以称作‘神圣大自然的至美品质，那种可以作为家园的景观，所有这些都是在诗歌中被最真实、最真诚地揭示出来，而达到最本真的无蔽的。”李少君在《闯海歌》中的自然主义经验的抒写，不是一种遮蔽，而是一种敞开，一种诗性的澄明。“日日开船顺风浪，撒网捕鱼鱼满舱/南海是我祖宗海，护佑子孙世代长”“渔姑靓丽又聪明，挑水下船勤织网，阿哥开船掌稳舵，采海归来天茫茫”“海鸥踏浪走四方，巨鲸巡游闯天涯。一生坎坷漂泊多，所幸港湾容我船。”这是李少君长诗《闯海歌》中最经典的文字和映像，技术性地完成了从自然诗学到政治性诗学的嬗变，凸现了《闯海歌》的生命美学和价值，以及一种隐形的，能够广泛认同的主流话语的历史性安置。象征主义里程碑式的诗人艾略特曾经言说：“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绪的唯一方式是找到‘客观対应物，是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形象、情境、情节等等适当的媒介并把它写到诗里，使读者从这些形象等象征物中感受到诗人所要表现的情绪”，力求做到“像闻到玫瑰花一样立刻感受到思想”，即赋予思想感情以感性形象，通过客观象征物来表现主观精神，把读者从客观事物中听体味揣摩并引发出来的相对应的思想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在艾略特看来，诗人越是能把各种情感密集地表现在某种形象或文字里，而不是直接抒发出来，诗才越有价值。

如果一个人的视野只是乡土的，他精神上永远也只是乡土的;如果一个人的视野是世界性的，他就拥有了这种世界性的可能。李少君在《闯海歌》中借喻一个漂泊一生的老船长形象，生动地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双重意义的隐喻。实话实说，我非常羡慕诗人“丁克”家庭的状态，那种羁绊很少，牵扯着的俗务很少。生命只是一个过程，走完了就走了，任何对“永垂不朽”的诠释只是政治道德性的附庸而不是真理性的旨归。曾国藩有句家训：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能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李少君的一生是不断学习和不断突破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生，这点是真正值得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学习的清贵品质。

二、北京，眺望世界的

窗口和中转站

李少君在海南的“文化炼狱”有着近30年的积累。不久前，我曾当面向萧帆教授（哲学家萌萌的丈夫）询问了一个问题：李少君在海南文化建构和转型之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张志扬、萌萌、陈家琪等上一辈哲学家的眼中，在知识圈对李少君有着怎么样中肯的评价？李少君从上世纪末到前二年离开海南，差不多20年都活跃在海南的文化界和知识界。张志扬和萌萌都很喜欢这个谦逊而有为的年轻人。他对上一代在海南的知识分子代表很尊重并虚心地学习和领悟，这在建构其完整的知识体系，从新闻学、文艺学、诗学、直到其哲学的跨界和理论思想的转化、巩固中大有裨益。海南建省后，迅速成为了一个文化互相激荡的疆域。特别是以韩少功创办《天涯》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分水岭。依稀记得，2001年海南省文联、作协主办“文学与我们的时代”研讨会，李少君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海南文化界的一个中坚分子，有着一种粘合剂并且无人能够代替的这样一个角色。当年的我，还是在海南的街头流浪……早前的日子，著名作家杜光辉挨饿的时候，用公共厕所外的自来水充饥。也就是在那次活动中，我认识了知识界的李陀。还有张承志和莫言，并嬉皮笑脸地搂着莫言在鑫源酒店的电梯口照了一张相片。次年，又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活动，那个时候李少君开始主编《天涯》了，并且有些重要的文化活动是他主持了，当地的文化新闻上开始有了他的镜头。也就是在那个活动上，我第一次识了诗人翟永明，交谈之中，得知她在成都宽窄巷子开了一个白夜酒吧……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当年的省委宣传部部长是周文彰先生，他的哲学博士后的文化实力能够镇得住各路的“牛鬼蛇神”。我个人固执地认为，海南文化生态和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从韩少功上岛到李少君、伍立扬离岛这差不多20年间。至于海南大学以耿占春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是在海南任职，还在国内其他的大学兼职，有着复合型的多种文化身份。总之，李少君曾经为海南的文化推广、传播、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起到了一个标杆式的作用，是海南真正的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我认为自己的这种表述是尊重和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的，没有人为的拔高和曲意迎合。

正如中国最重要的女性思想者、哲学家诗人萌萌所言说的：诗是神秘的，如同命运（节选）人们无数次地、从各种角度给诗下各种定义。谁能真正说清，诗是什么。但人们依然在说着，还要说下去，一直说到生命尽头。存在总保留着存在的根基——自然，人原本就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技术理性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使人的存在成为一种飘浮无根的状态。于是人们追寻着诗和艺术，仿佛追寻着自己失去的生存之根。诗不是人用语言构筑的梦幻式的世界。这种用语言构筑的梦幻世界固然是“诗”，而且曾长久地占据诗坛，但它远不是诗的本体。诗不是，至少不只是人为着寻求生存的现实意义的产物。任何为着具体目的而赋予的现实意义，都会使生存变成某一个意义的固置，诗也就随之堕落为这被固置的意义的工具。

“最奇特的是有一个喊雨现象/冲着山里的云喊一声，天空就下雨/喊声一停，雨也停/后来才直到这喊声发出振动/破坏了此地长年静寂的云层生态/故一喊，云层发生动荡，就下起了雨。”“我不会忘记海南不会忘记十万人才的热潮/我不会忘记老船长黎歌王教给我的渔歌山歌/我一定会把我的歌像云彩一样覆盖得更远更长久。”《闯海歌》中的尾声有着神来之笔，吹响了其整个诗作思想者的集结号：“我是有大海的人/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我是有大海的人/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李少君之所以受到推崇，就是因为他不囿于地域、民族、国家、语种等等、而是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格局。

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哲学界研究海德格尔的人很多，几乎没有一个人寻找到海德格尔其关于诗学的“对应之物。”我固执地认为，李少君像荷尔得林一样承载了其“诗意的栖居”的精神対应物。海德格尔指出，“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如果我们失去了大地，我们就失去了根基。”但现代技术对“大地”进行“促逼”，以使人类居住的根基受到严重的破坏，人要诗意地栖居，首先就要“拯救大地”，“保护”由天、地、人、神四方构成的“四重整体”。因为，“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體中存在”，而“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在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保护。而拯救不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拯救的真正意思是把某物释放到它的本己的本质中。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对大地的拯救并不控制大地，并不征服大地——这还只是无限制的掠夺的一个步骤而已。只有“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栖居发生为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人类栖居才能发生为“诗意栖居”。这种“诗意栖居”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精神上的一次炼狱，一种逆风飞扬，一次涅槃。我曾看过《李少君自选集》中的一篇长文——《印度的知识分子》。我同样固执地认为，李少君是具有同印度的知识分子体恤底层社会、宅心仁厚的怜悯情怀的。这也是我若干年来尊重李少君的一个深层次的理由。中国的知识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很多人比我更清楚。“坐在黑暗中，听着高亢的歌声，我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感动中，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着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乐观又悲观，既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是啊，这些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如今面对这严峻的全球化现实真是困难重重啊。我感到自己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些纯朴，充满同情心与良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充满敬意，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兄弟般的感情。我是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境遇与悲情而痛苦，为他们的悲愤与顽强的完全不甘屈服的反抗而震动。为前景的迷茫而与前所：未有的迷惘而感到软弱，而哭。纯净的泪水洗刷着我的脸庞。”（摘选自《李少君自选集》P151面）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这种情怀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似乎有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韩少功隐退后，蒋子丹去广州当了专业作家，李少君北上了，伍立扬去了成都……海南省的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海南省的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是谁，根本无人去打听。因为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像韩少功那个时代一样统摄在海南羁旅的文化人，这才是海南文化最深层的堪忧和断层。因为还没有岀现新人能够承载作为一个海洋之省的文化格局。我曾经同《海南日报》文艺部主任黄宏地聊天时，他也有这种深层的担忧。他说，韩少功及其的文化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三、自然诗学的

地域性基因和精神密码

很多人会质问我：李少君明明是一个自然诗人，你为什么牵强附会地说他是一个政治诗人？只是李少君从自然诗人向政治诗人过渡的节奏还不明显。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之下，人的第一性绝对是其“政治性”，在其“政治性”的美学和范畴之下，人才能完成人之追求真理之使命。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在政治上，上世纪90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李少君到底是一个单一性的诗人还是学者型的诗人，或者说是一个复合型的知识分子代表？这是以往的任何李少君研究者都忽视了的问题。李少君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如其是对自身的一种“悬置”或说“遮蔽”。《天涯》是一本思想者的刊物，如果李少君没有思想者的能力，他根本无法胜任《天涯》主编的职位，并且一干就是近十年。“在当下的世界，动物保护已经是一种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你的表述从动物入手，不断深入，在感人的同时，兼顾了理性的高度，或者说哲学的高度”（蒋子丹、李少君：《动物保护：新的政治与文学》）这个论断也同样可以用来理解李少君诗歌中的生态主义的理性、哲学与政治。李少君的感受力也正表现在对物的世界的关怀与敏感。这种关怀不是从人类中心出发的，不是人类站在万物的灵长的至尊地位俯视物的世界，物的世界本身就是思考问题的原点。生态主义的政治性正隐含在这种思考的原点之中。（参见吴晓东《生态主义的诗学与政治——李少君诗歌论》，摘自《李少君自选集》P291页）

一个知识分子坚持真理性是异常艰难的，甚至为此会付出生命之代价。对于权力，鲁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它无所不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权力可以通过话语进入真理，使真理异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识形态就是眀显的例证。对鲁迅来说，真理不可能是超验的实在：它是一团活火，通过对权力——首先是话语权——的对抗，同时通过自我关怀，自我证实'与自我反思，进入道德主体并有助于自身的完善。我在知天命之年才深刻地理解鲁迅，鲁迅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至尊地位。从此，我视鲁迅为圭臬。鲁迅是一本琢磨不透的"天书"，至今魅力四射。他认为，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将无权者分成奴隶和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唯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和挣扎。李少君也是一个有骨头的人，虽然他的骨头没有鲁迅那么样的坚硬和明朗，但他绝对是有一根儒骨的人。他对印度圣雄甘地有着英雄主义的崇拜情结，并试图以自己肉身的受难来博取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之心，这其实就是一种理性和爱的旋转与升腾。在其长诗《闯海歌》中只是借喻一个流浪歌手的“壳子”，只是借喻这个流浪歌手的“肉身”来安抚自己无处藏身的灵魂。《闯海歌》的结尾部分正如同荷尔德林在名为《希腊》的一首诗的草稿中写道：美更喜欢/在大地上居住/而且无论何种精灵/都更共同地与人结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巧合吗？而是人居住在其存在的真理中的住处，再次获得和灵魂深处的被召唤和拯救，这也许是李少君到北京后更倾向于政治性詩学和哲学思想后的再一次岀发，并为其后可能走向的生态政治诗学寻找到其哲学依据。

责任编辑|王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