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俊　周泓树

摘要：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与鲁迅的《离婚》都是描写女性在家庭中受到不公而反抗的作品，在他们各自的国度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的创作都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对女性生存境遇以及女性命运的关注。本文比较分析两部作品中两位女性形象娜拉和爱姑的个性特征以及生存境遇，探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状况，进一步探讨两位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由此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离婚》 《玩偶之家》 娜拉 爱姑

易卜生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戏剧之父”，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都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和在生活压力下人性的卑劣，触发了婚姻、家庭、法律、宗教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又称之为“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描述关于女性和家庭冲突的社会问题剧，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对女性地位和女性运动空前的社会讨论，并且在不同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被推崇，主人公娜拉的出走也被看作是新时代女性突破枷锁的象征。有人说这是一篇“妇女独立宣言”，娜拉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叛逆的女性。

“在辛亥革命后，为追求独立人格和女性解放的自由‘娜拉首次登上了中国舞台，引发学界对妇女解放、家庭制度、婚姻观念等社会问题的大讨论，‘出走的娜拉也因此成为诸多现当代作家们故事的主角”。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鲁迅先生也深受《玩偶之家》的影响和鼓舞，甚至还专门写了《娜拉出走后怎样》来讨论女性在社会的生存状态。同样地，他也从当时中国的实际生活出发，描写了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如爱姑。鲁迅的《离婚》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都是讲述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变革中的女性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的故事，也都引起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不公正待遇的讨论。换言之，爱姑是中国“出走的娜拉”中的一员。在《离婚》中，爱姑是一个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人。她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权益，在封建势力面前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但在交锋后，她的梦想全部化为了泡影，属于一个乡下女人的不幸。鲁迅对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姑在“七大爷”的威严之下，竞不敢说她早已想好的话。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官，且有势。而她，只是一个乡下人。爱姑是鲁迅笔下一个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女性，虽然鲁迅先生也写过其他类似题材的小说，但《离婚》中所描绘的爱姑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是不同的，她不似《明天》或《祝福》中的单四嫂子和祥林嫂一样从来都认命、不反抗。鲁迅先生在《离婚》中所刻画的爱姑这一形象是极具反抗精神的，她骨子里的愤慨、耿直和勇敢是鲁迅先生想要赞扬的东西，而她的不幸与屈服又使鲁迅先生为其哀叹。爱姑为了个人声誉和婚姻权利而对抗夫家以及几个所谓的官家大老爷，她抗争过，虽然她提出了离婚，但显然这样被离婚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因而“以前正统鲁学的解释说《离婚》是劳动妇女对地主阶级一次不成功的反抗”。

一、不安的妻子

作为中国的“娜拉”，一个对抗婚姻性别不平等的女性形象，爱姑和娜拉无论在身份或者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首先在这两部作品中，爱姑和娜拉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妻子。两性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最基本悠久的关系，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两性关系就其产生来看是平等的，但自父权制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漫长的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谈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观念出现，“为了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来继承财产，而必须以男子对女子的人身占有和妻子对丈夫的忠诚和依附为前提”。恩格斯把这看作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相对于原始社会而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确代表着历史的重大进步，而这进步的代价就是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从此将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成为一个被统治、被规定的性别符号，正如波伏娃《第二性》扉页上的那句“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中国大约是从夏禹传位于子启，启又传位于子太康的“家天下”开始，渐渐完成由母系制到父权制的转变，并且在从商周到秦汉的漫长封建社会的不断完善中渐渐将皇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在女性的身上，把她们打入了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不管娜拉还是爱姑，都是属于社会结构的底层人物，她们一开始都明确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妻子，一个被丈夫娶回家当老婆的女人。她们渴求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希望自己能做个贤妻良母，得到丈夫的疼爱和认可，她们对婚姻精心维护，出现问题就去积极地解决，力图获得婚姻和谐。爱姑自出现矛盾，已经和婆家闹了三年，这三年，每次都是找自己父亲或其他人调解，想让自己的老公，也就是那个花花公子认识到自己才是他的妻子，而不是外面那些骚狐子，希望他能尽快回归这个家庭，一起维系婚姻。而娜拉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一心一意地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工作，即维护家庭稳定，站在丈夫背后支持他的工作。丈夫亲呢地称她为“小傻瓜”，这是爱她的方式，但娜拉并非单纯的小傻瓜。在多年前，丈夫身患重病，她自己伪造了签名借钱给他疗养，靠着这笔钱，这个家庭走向了正轨。她为自己维护家庭的举动而骄傲。包括后面她求医生和克罗斯大德不要透漏这个事情时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统一和谐，都是为了挽救她和海茂尔的婚姻。这两个女人，在同样的家庭位置上，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去维系那易碎的婚姻生活。当然，这也是普通大众女性的写照，都渴求有圆满的家庭和婚姻。

除了身份外，她们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相似性。爱姑虽然出身农戶家庭，但是其父庄木三也有一定的威望。在小说的一开始，就有相应的描述如“船里面就有许多声音一齐嗡的叫了起来，其中还有几个人捏着拳头打拱”，从别人对待庄木三恭敬的态度来看，他不是普通的乡下莽夫，还有“几个细节就体现庄木三在当地的地位不凡，如给两个人让出四人的空位，如吸的‘长烟管（一般人吸短的竹烟管）”，还有爱姑的婚事能惊动七大人等人出面，都从侧面说明了庄木三在下层人中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作为庄木三的女儿，爱姑也因此承荫其父，在她的社交环境中受到了相应的尊重，并且从庄木三连续多次去夫家讨说法来看，他也很疼爱这个女儿，这对于爱姑的性格来说影响很大。一个很小就被尊重和爱护的女性懂得自己的价值，会认为自己有资格且会付出行动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会把这种他人对自己的个人尊重凸显于生活当中，必须得到别人的认可。还有，爱姑生活在五四运动新思想传播后的新世界。五四运动引进的不仅仅是一部《玩偶之家》，更重要的是平等思想。“五四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女性作为‘人的价值被发现了，从此开始妇女解放成为社会讨论的主题”。爱姑渴求的被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五四运动兴起的“平等”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它提倡人人平等，男女都要平等，都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宣传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观念。爱姑希望被夫家人重视，让所有人意识到她是被八抬大轿娶过来的妻子，希望关于丈夫和小三的事能有一个说法，对她赔礼道歉，给予相应的妻子该有的尊重，被平等对待。与此相似，娜拉也是生活在一个新思想传播的资本主义人性解放的世界，同时她也是个觉醒中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形象。虽然娜拉看着是父权社会中的附庸物，被丈夫养在笼中的金丝雀，然而易卜生在这个可爱的妻子身上早早地种下了独立人格的种子。首先，娜拉的原生家庭属于典型的中产家庭，家里经常度假什么的，作为独生女，娜拉也被父亲宠爱，且进入学校接受了正规教育，这对她性格的塑造十分重要，这种家庭环境让她成了有学识且很有教养的女性，对自己的人生和婚姻有一定的期待值。同时，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也在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女性不仅仅相夫教子，还开始进入社会和男性一起工作，共享社会财富和价值。而男权思想的延续刺激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出现了不同的女性运动。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就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娜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目睹女性开始大步踏入社会，进入商业、政治等领域，男女平等不仅是口号，更是一种事实上的行动。女性不再局限于家庭那个小天地，也要求实现自我的价值，要求创造价值，要求认可。可以说，爱姑和娜拉都受到了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因而在行动上都具有进步性，都是进步女性的一员。

再者，虽然二人都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和进步性，但也都有局限性。爱姑和娜拉一样，当家庭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都是求助于别人，希望他人能帮助自己。爱姑三番两次地回家找自己的父亲去讨公道，甚至还惊动了七大人这样的人物。而且通过爱姑对自己婚姻的描述，她认可的还是老一套的婚姻形式，因而，事实上爱姑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旧女性。而娜拉也是先后求助于好友琳达、丈夫的好友冉克医生等人，希望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秘密得以保全，并且还说过希望有个有钱人养着的话。可以说，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婚姻继续的最大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都渴求外力扶正这扭曲的婚姻状态。在这样的诉求状态下，娜拉和爱姑都无法认清自己，也可以说是没有去自我审视，无法从自身获取实现自我的价值途径。同时，爱姑和娜拉的婚姻本身都蕴含着双方婚姻关系不稳定的因素。爱姑从父亲的关爱中获得了自我认知的价值，但是她认识得还是不够清楚，她是丈夫明媒正娶的妻子，但是她嫁给丈夫还是包办婚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有获得爱，同样也没有付出爱，只是门当户对地两个人凑到一起过日子而已。没有情感维系的婚姻终究是会失败的，虽然娜拉对丈夫充满了爱意，但是娜拉要的爱过于虚幻，娜拉想要成为受到爱人呵护的小公主，但丈夫能提供的只是比普通人多一点的资产，所以“娜拉的理想主义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她为对方牺牲一切的理想化爱情让她在婚姻中扮演了玩偶的角色”。海茂尔只是一个普通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刚刚跨入小资产阶级，他赚钱养家，通常对娜拉有求必应，只是钱对他来说是根本的家庭保障，所以他不能拿工作来冒险。但娜拉不在乎海茂尔的工作如何，认为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一旦海茂尔失业会出现什么情况，她的天真与现实的生活有着巨大的矛盾，这决定了她生活早晚会出现问题。婚姻是因爱结合且双方珍惜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而爱姑和娜拉都无法认识到这些，她们希望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迫使对方或者迷惑对方给予她们在婚姻中想要的东西，而这种外部的力量终究是不可靠的，一旦她们婚姻的本质暴露在两个家庭前，她们都无法独自承担这一冲击，这也就导致两个人的婚姻相似的失败。

二、不同的抗争

虽然爱姑和娜拉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娜拉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的爱姑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性，这两个人物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首先是二者的生活环境不一致。就作品来分析，爱姑是半封建阶段一个稍微有点名声的乡下人的女儿，虽然不是清苦人家的女儿，但其父庄木三也并非地主或者什么财主，依然是底层人民中的一员，是社会中被轻视被遗忘的那一类，“关于爱姑婚姻纠纷的调解，可以是一起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政治事件，或者是一起表现农民需要启蒙的思想事件”。娜拉则不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城市资产阶级人家的女儿。剧本中多次提及娜拉的父亲，从不同的方面来隐晦地告诉我们娜拉的父亲很有钱，而且有资格使用贷款，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娜拉自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个人教养也和爱姑有很大不同，是典型的大小姐。小说中，爱姑举止可以说是豪放，但更多的是野蛮，粗言鄙语，没接受过教育的她认为“我知道那是有缘故的。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鉴;知书识礼的人什么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话语中的字眼是新旧交杂，看似她是被新文化浸染，但是事实上她只知道当下流行的词语——打官司。但是真到那一步，自己却全什么都不懂了。事实上，爱姑信奉的依旧是旧社会的“三茶六礼”那一套，她观念的形成源于身边的环境灌输，对于旧体制中维护她那一部分她坚信不疑，她甚至信奉当地的权威，即不跟他们在同一社会层次的大老爷的决定，而对五四运动新思想中的主要核心她却不能直接接触理解。“爱姑的个性与习惯，既有悖于她所认同的那套旧道德（‘贤淑‘顺从等），又与新兴的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理念格格不入。”而娜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父亲也是有着良好素养的资本家，娜拉能自己通过办法解决家庭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么去借贷的，并且她也能直接和资本家交流，而且度假去养病在她那个社会阶层看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过程中的经济支出也不像普通人那样无法承担。同时，她受到的教育让她有能力去做一些她能做的工作，如抄写等，并且希望通过工作来实现个人价值，她善良，也懂得利用自己的能力去补贴家用，希望减轻家庭的负担。可以说，这样不同的家庭生活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们抗争性质的不同，一个显得被动、自发、懵懂、无奈，一个显得主动、自觉、清醒、自主。

其次，二者对婚姻家庭的观念不一致。在这一块，爱姑是传统中国女性，“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她是嫁到对方家庭的，可以说在她看来自己是外来者，妻子这一身份更多是通过传统仪式来确定的，并且也只能通过权威去维护，这个家还是“他们家”，自己在感情上还是属于娘家，婚姻中的爱和关心对她而言意义不大，她要的是面子和身份的承认，更提不上夫妻感情这一说了。她嫁到施家来多年，“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事，尽好一个儿媳应尽的义务，但就是这样，她的丈夫还是不喜欢她，去外面找其他女人，让她这个正牌妻子的身份丢人现眼，她唯一的诉求就是让大老爷评理，维护她的妻子身份，至于感情，她从来没考虑过。当然，旧时的包办婚姻感情也的确不能强求。相对的，娜拉则是真的将家的观念铭记在心，她在剧本中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这个家庭，都是出于对对方的爱和婚姻的继续。娜拉和海茂尔的结合是因为她爱海茂尔，因此她成了海茂尔的妻子，和他组成了一个家庭，并在多年的相爱过程中为海茂尔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她享受海茂尔称她为“小松鼠”，这是一种亲呢的爱的表达。娜拉所有的举动都出于爱，包括欺瞒海茂尔伪造借贷记录，目的也只为这个家庭能够继续，丈夫能够恢复健康。娜拉“尽管向来都极俭省，给自己都买最简单最便宜的东西，却从不舍得委屈丈夫和孩子，但仍是常被丈夫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子“败家精”。相较而言，爱姑是希望通过丈夫和他人给予身份和地位上的认可来实现自己作为妻子的价值，娜拉则通过自己对爱的付出和对夫妻关系的维护实现妻子的价值。爱姑追求的婚姻是依附于男性对自己认可的婚姻，而娜拉则追求两性平衡的各有独立价值的婚姻。

最后，二者的结局大有不同。爱姑在经历多次调解后，发现原来公正的大人们突然变脸了，都不再偏袒自己，甚至被迫离婚，逐出门户，她不想接受这个结果，但又迫于传统的权威不得不接受。“中国娜拉面前有两道门：父亲的家门与丈夫。对于新女性来说，是自己选择的丈夫的家门。”爱姑把自己放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离婚不是她的目的，她寻求的是丈夫的回归，但现在自己的努力反而把自己放入了一个困境，因为一旦离开丈夫，她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在那个年代，没了丈夫离过婚的女人是会被社会唾弃的，更何况她本来就已经处于底层社会了。除了回娘家，她还能去哪？但是娘家也不好回了，她的兄长已经对她婚闹不满，并且她从嫁出去的那一刻，她也就不再是家里人了。离婚不是她的目的，但现在由不得她来选择了，她的父亲和丈夫，在所谓的权威之下逼迫她接受了这一事实，可以说她被夫家抛弃了，并且是在娘家人认可的情况下。可以看出爱姑不是自己能选择去哪里的，现在的爱姑，是真正地被命运困守了。而娜拉在认清了自己是丈夫的玩偶之后，毅然地决定离家出走，也是对家庭的脱离。但她的脱离并非被迫式的抛弃，而是自己主动地选择，可以说是自由的选择，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自我。她认清了海茂尔虚伪的面目，对海茂尔破口大骂，她选择放弃婚姻，抛弃这个虚假的爱情建构的家庭。她主动地出走更多的是对自我认知的进一步了解，是自我觉醒后在尊重自我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她的出走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对爱情有幻想的天真的“小松鼠”了，而是从虚假婚姻中逃离出来的自由的娜拉。

三、时代中的女性形象象征

19世纪的欧洲，女人是作为男人的附庸品而被认可的。在父权社会中，女人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女人的一生就是为了丈夫或者孩子而活，家庭观念和责任圈固女性，因此独立自由、幸福对女性来说也是很模糊的。在这一时期，正是各种人性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运动兴起的时代，而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自然受时代影响，也反映了当下的女性主义运动。《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就是其中一个缩影。娜拉是进步的女性，同时也带有局限性。易卜生让娜拉对男性话语强烈又坚决地喊出了拒绝，娜拉的离家出走是带着希望的，但是剧作家又没有给出娜拉离家后的结局，只给了观众一个开放的结局，最终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剧作家自己也不知道离开家庭的娜拉如何安排，在这里，也是整个社会上女性所要面对的问题。

易卜生极为关注挪威社会的婚姻家庭现状和妇女命运，他的作品以明确的态度批判社会的丑恶，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他说：“现在的社会，女人没有做人的权利，因为这是纯男性的社会，男人制造法律，用男人的眼光制定立法机构，用以判断妇女的行事”。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不过是父亲或丈夫手中的“小鸟儿”“泥娃娃”等玩物。易卜生笔下的觉醒女性大抵有两个精神特点：追求个性自由，自己担负责任。娜拉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追求自己喜欢的爱情，自己默默去承担家庭的重担，认清与海茂尔虚假的爱情后毅然决然地出走等。但其开放性的结尾也让鲁迅等一些人认为其实她找不到出路，甚至让女性失去了自我，有人认为娜拉的出走不是追求自由，而是一种迷失，但这个说法多有偏失。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一直很重视国民思想的独立性，其中数千年来的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更是他攻击的对象，他力求争取男女平等，呼吁社会关注女性。

在易卜生等西方文學家对女性解放的作品的影响下，鲁迅的作品中很多篇章涉及女性话题。鲁迅同情女性，为女性鸣不平，刻画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离婚》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像鲁迅先生的其他作品，如《狂人日记》和《祝福》等引起极大的社会性影响和讨论，但这部作品最直观地揭示了五四运动期间，像鲁迅一样的带动新文明传播的先驱们对几千年来封建伦理下形成的女性地位和女性低微话语权的不屑和挑战，同样的，也展现了他们对传统包办婚姻下女性的关怀和当时女性运动的困顿和迷茫。鲁迅自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从自己家庭婚姻的不幸中出发，代表所有受传统礼教毒害的女性发出了抗争的声音。《离婚》这个作品只是描述了一个普通的乡妇婚姻失败的过程，因此，这一作品不像其他作品一样形成强烈的讨论。但正是这种旧式的婚姻的不幸，更能反映出那一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包办婚姻下离婚的彷徨。人人都会讨论娜拉的出走，却无人关心一腔热血反抗包办婚姻的男青年们提出离婚后女性的生存状况。爱姑的不幸不仅仅是个人遭遇，而是那个年代众多被忽视的底层女性的真实写照。包办婚姻下“被离婚”后的妇女何去何从，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在《离婚》这一作品中，除了爱姑，还有船上两个农妇也是女性。如果说爱姑是新旧交替时代的农村觉醒式女性，那么这两个农妇就是典型的被封建道德毒害的旧时代女性，她们从爱姑上船后因为言语透露的故事和爱姑的姿态而对其感到不屑，甚至嘲讽，因为在她们看来女人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婆家闹事的不是好女人。爱姑自己懂得反抗，想通过斗争追求幸福，在作品中鲁迅让她接受了新思想的触动，但是从“弯钩”般的脚到她对大人物的期待都表明她事实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女性，这也是现实中的农村女性的真实状况，五四运动的平等思想虽然对她有影响，但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爱姑对这些所谓的新思想只是一知半解，根本不了解其内涵，“从本质上来看，爱姑仍然是一个‘老中国的儿女，换言之、她是一个不觉悟的妇女形象”，这注定了她反抗的局限性和失败。

如果说娜拉是易卜生笔下一个鲜活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存在，她有着自己的梦想，有着自己的追求，她是一个反抗男权主义和不合理的社会观念争取妇女解放的叛逆女性形象，那么爱姑则是鲁迅五四运动后观察到的中国最广大群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农村乡下妇女形象，她像其他乡下妇女一样，希望有稳定的家庭，遵循三从四德，希望新文明让自己更加被重视，最后却被“伪文明”伤害。爱姑是整个中国广大的农村妇女的缩影，她的故事是中国底层妇女受到所谓新文明冲击之后的普遍遭遇，她的形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远比时代新女性更有代表性。

不管是爱姑还是娜拉，她们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女性，都是当时时代中大众女性的缩影，她们的反抗不仅仅是自己的反抗，更是为全世界男女平等的权益而做反抗，不管最后是爱姑的困守还是娜拉的突围，都是她们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抗争与反击。在当下，娜拉出走会如何，或者爱姑究竟何去何从，都是要继续考虑的问题，当代读者从她们的故事中看到的当下的自身的思考，更多的是让读者们去反思女性和婚姻之间的价值关系，如何去学会自我价值的认识和肯定，从而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这一伟大而漫长的任务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