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博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庶斋老学丛谈》(以下简称《丛谈》)是元代盛如梓的一部笔记小说，分为四卷，内容包含经学、史学、文学等多个方面，主要记载了两宋朝野轶事，是宋元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目前《丛谈》的存世数量较大，版本系统较为复杂，需要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一、《丛谈》存世状况

《丛谈》成书于元代初年，成书之初并未刊刻，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故而元明两代的史志和官私目录中未见著录。因为《丛谈》被鲍廷博收入《知不足斋丛书》而得以广泛传播，所以传世量也比较大，现将各种传世版本列表如下：

表1 版本形态分类列表

续表1

续表1

二、著录情况

(一)官方目录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元盛如梓撰。如梓，衢州人。庶斋其自号也。尝官崇明县判官……颇有可采云。”[1]1051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三卷，扬州人。”[2]8415

《钦定续文献通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如梓，衢州人，庶斋其自号也，尝官崇明州判官。臣等谨案：是书多辩论经史，评骘诗文之语，而朝野轶事亦间及之。分为三卷，而第二卷别析一子卷，实四卷也。”[3]

《钦定续通志》：“《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元盛如梓撰。”[3]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庶斋老学丛谈》三卷一册，元盛如梓撰，旧钞本，清李松林手校并跋。”[4]102

(二)私人目录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庶斋老学丛谈》。”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庶斋老学丛谈》四卷一本，盛如梓，三钱。”[5]13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庶斋老学丛谈》。”

高儒《百川书志》：“《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宋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著。”[6]120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三卷，从仕郎，崇明州判官。”[7]349

张豫章等《御选元诗·姓名爵里》：“盛如梓，号庶斋，扬州人，大德间为嘉定儒学教授，以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著《老学丛谈》。”[3]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庶斋老学丛谈》三卷，《知不足斋丛书》本，元盛如梓撰。”[8]1129

王梓材、冯云濠辑《宋元学案补遗》：“《庶斋先生如梓》盛如梓，雖州人，庶斋其自号也。尝官崇明县判官，著有《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其书多辨论经史，评骘诗文之语，而朝野逸事亦间及之。”[9]6373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庶斋老学丛谈》三卷。旧钞本……旧藏太仓金氏，后有鹿原、林佶两跋，卷首有‘文瑞楼藏书’朱记。”[10]426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庶斋老学丛谈》，元盛如梓撰……盛如梓学识凡陋，其论诗文，亦多溺南宋迂腐之习。然其论韩致光……同治壬申正月初三日。”[11]698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庶斋老学丛谈》三卷，旧抄本，知不足斋旧藏，元从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撰。”[12]643

缪荃孙《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庶斋老学丛谈》三卷，金盛如梓著。钱元治手抄本，一册，黄丕烈校跋，润山蒋氏，知不足斋旧藏。”[13]55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元盛如梓撰，中卷分上下。题‘从仕郎崇明判官致仕盛如梓’。明柳佥家写本，九行二十字。卷中提行空格尚存旧式。前有‘柳氏家藏’四字，后有‘嘉靖元年八月十九日安愚柳大中抄迄’小字二行。钤有“孙志周印”朱文小印。(李木斋遗书。辛巳)”[14]303-304

丁丙藏、丁仁撰《八千卷楼书目》：“《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元盛如梓撰，知不足斋本。”[15]124

(三)方志：

赵宏恩、黄之隽《江南通志》：“《庶斋老学丛谈》，扬州盛如梓。”

三、版本系统

(一)抄本系统

⒈ 《丛谈》现存抄本共有九种，目前确定的明代抄本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柳氏家藏”本，柳氏即为明代校勘家、藏书家柳佥(1508--约1555)，字大中，号安愚，别号茶味居士。该本就是《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李木斋遗书》中所说的本子，为柳大中手抄家藏。后被孙志周所藏，孙氏生活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河南南阳府裕州叶县人，乾隆年间以监生身份出仕，其它事迹不详。到近代该本为李盛铎(1859--1934)所藏。李氏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麐嘉馆印”是他的藏书印，家有“木犀轩”藏书楼，经过家族几代累积，藏书达数万卷。李盛铎去世后，1939年底其子李滂(字少微)将其藏书一部分售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该本《丛谈》就在当时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保存至今。李盛铎与傅增湘志趣相投，来往颇多，所以该本会留下傅增湘的校跋，傅增湘也将其收入了《藏园群书经眼录》。

2．台湾国家图书馆的两个旧抄本，年代不详，但从印迹来看，甲抄本有晚明缪彤(1627--1697)和季振宜(1630--？)的印信，但不能确定他们是在晚明还是入清之后收藏的，所以只能说该本形成于明末清初。

3. 乙抄本中的“檇李曹氏藏书记”为曹溶(1613--1685)的藏书印，他是崇祯十年(1637年)的进士，清顺治元年(1644年)仕清，“灵詹阁”是清代学者沈增植(1850--1922)的斋号，“心盦”是晚清童大年(1874--1955)的字，根据最早的收藏者曹溶，可以推断这个本子应该也是明末清初形成的。

4．中国国家图书馆甲抄本卷端所题“绣谷插架”四字，“插架”是藏书的雅称，而“绣谷”则指的是清代藏书家吴焯(1676--1733)，字尺凫，晚号绣谷老人；“文瑞楼”是清人金檀(1765--1826)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为常熟瞿氏所有，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等，“琅嬛仙馆”是他的藏书楼，“西泠吴氏”为吴隐(1867--1922)，浙江绍兴人，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张丞涣”其人不详。《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记载，当时该本上已有“文瑞楼”的朱记，所以文瑞楼先藏于铁琴铜剑楼，故而该本应该形成于清早期，最早由吴焯收藏，后经文瑞楼、琅嬛仙馆、铁琴铜剑楼递藏，又经手吴隐和张丞涣等人，最后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5．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乙抄本中，“士礼居”是黄丕烈(1763--1825)的斋号，字绍武，号荛圃等；“吴平斋”是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涵芬楼”是由张元济1909年命名的商务印书馆藏书楼。该本大致稍晚于甲本，形成于清中期，经过黄丕烈、吴云等人的收藏，经张元济收入涵芬楼，最后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该本有厉鹗和黄丕烈的题跋，所以价值较高。

6．上海图书馆藏，甲、清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彭元瑞(1731--1803)，字辑五，一字掌仍，号芸楣。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是乾隆时期《四库全书》十大副总裁之一，他收藏了众多宋元本书，大多亲自校勘并题跋，版心都有“知圣道斋抄校书籍”的字样，此本便是其中之一。沈德寿(1854--1925)，字长龄，号药庵，晚清知名藏书家，“授经楼藏书印”“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药盦珍玩宋元秘本”都是他的藏书印。

7．上海图书馆藏，乙、旧题清钱氏抄本。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艺风珍藏”“曾经艺风勘读”是他的藏书印；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老屋三间赐书万卷”“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是其藏书印；袁芳瑛(1814--1859)，清著名藏书家“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为其藏书印；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为其藏书印，嘉业堂是近代著名私人藏书楼；陈鳣(1753--1817)，清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字仲鱼，号简庄，又号河庄，新坡。孙尔准(1770--1832)，字平叔，又字莱甫，号戒庵，“孙尔准读书记”为其藏书印。卷首所题“钱抄老学丛谈”，“钱”指的是明代文学家、画家、藏书家钱功甫[注]据知不足斋丛书本《丛谈》中鲍廷博所作跋文“迨嘉庆甲子，始据常熟钱功甫手抄本，一扫乌焉之讹”，加之该本上有鲍廷博的藏书章，所以应该就是鲍廷博所参校的本子，也就是钱功甫手抄本。(1541--1624)，名府，字允治，又字功甫，他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与钱谦益交好，在他去世后，其藏书大部分被钱谦益所收藏，“钱氏藏书”的藏书章是二者之一，但不能确定。“平原”“虚间居士”两印不知何人，存疑待考。

关于“润州蒋氏藏书”中的“蒋氏”，通过检索可以发现，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作蒋继轼(1668--1738)，藏书家、刻书家，字蜀瞻，号西圃，别号拜集老人，江苏江都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一作蒋宗海(1720--1796)，藏书家、鉴赏家，字星岩，号春农，晚号归求老人，江苏丹徒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二人不仅同姓，而且都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处年代相近，江都和丹徒都在今天的江苏省，相距不远。正是由于这些相似，导致了长期以来二者的混淆。[注]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方印为二人所共有，他们有亲属关系，存在传承，那这种推测是否成立呢？通过查阅方志，《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蒋继轼之子中过进士，作过高密县知县，并未提到任何与蒋宗海有关的内容，遑论继承之事，所以可能性不大。

古江都属于今天的扬州市，在长江以北；而古丹徒在今天的的镇江市，处长江以南。隋开皇十五年(595)置润州，这就是润州行政建制的开始。在此之前，润州一带还曾被称为朱方、谷阳、丹徒、京口等，而丹徒乡的名称保留至今，而治域发生了变化，但基本就在今天的镇江地区，所以润州就是镇江和丹徒的古称。这样看来这里的“蒋氏”，应该就是丹徒人蒋宗海。

这就纠正了上海图书馆藏乙抄本为清抄本的错误，它应该是稍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柳大中抄本的明代中晚期钱功甫手抄本，该本出自名家，又经过历代名家的校勘和题跋，并且是通行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的重要参校资料，所以不论文物价值还是学术价值都很高。

8．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抄本为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写本，子部十，杂家类三杂说之属，底本为安徽巡抚采进本。

9．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精抄本，只见于台湾《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其它具体情况不详。

综上可知，抄本系统的九种中，明代两种，明末清初两种，清代五种。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和上海图书馆藏乙本明抄本最早。

(二)通行本

1．《丛谈》最早的刻本是鲍廷博嘉庆十年(1805)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三集，关于《丛谈》的刊刻情况，在鲍廷博所作的跋文中交代的比较清楚：

右《庶斋丛谈》一册，楷书精整，出自钱塘汪西亭氏，吾友郁君潜亭所贻也，间有误书，思之不适，闻某公有善本，欣然偕潜亭往借，秘不肯宣，仅录林吉人两跋相授耳，是为乾隆甲午。迨嘉庆甲子，始据钱功甫手抄本，一扫乌焉之讹。而潜亭已修文地下，惜其不及见也。往读某公所著《清暇录》，历数近来藏书家，而自述其储蓄之富。曾几何时，已散为云烟，渺兹一粟漂流沧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16]465

由此可知，鲍廷博是以好友郁潜亭所赠的汪西亭本为底本(以下称郁本)，汪西亭即清代学者汪立名，号西亭，此本可能由他手抄而成，中间多有谬误，其祖本不得而知。跋中的“某人”指的是汪启淑，他编写过《水曹清暇录》。乾隆甲午(1774)汪启淑不肯借与鲍廷博，只抄送了林佶的两条跋文，林佶为清早期人，可见汪启淑的本子应该也是清代的抄本，在清代的多个抄本中都有林佶的这两条跋，所以并不清楚是哪一本。直至嘉庆甲子也就是嘉庆九年(1804)，鲍廷博才得到了明人钱功甫抄本，此本较早，讹误应该相对较少，对于校勘有很大帮助。在此之前，杨复吉应该对郁本已经做过了一次校勘。

壬子季冬从知不足斋主人转假东啸轩藏本，癸丑入日录校毕并记，松陵杨复吉。[13]

这是杨复吉所作的跋文，收录在知不足斋丛书本鲍廷博跋文之前，“东啸轩”是郁潜亭的藏书楼，杨吉复于乾隆壬子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借得，于乾隆癸丑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完成校勘。不知他参考了何种本子，但是他的校勘成果在鲍廷博刊刻丛书时，应该大部分被采纳了，所以录此跋文于前。可以看出鲍刻本，不仅选取了较好的版本，还经过了郁潜亭、杨复吉和鲍廷博多位名家的校勘题跋，可谓是校勘精良，很快就成为了《丛谈》的主要通行本，在乾隆至道光年间，经过多次印刷。现存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乙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甲、乙、丙、丁本，还有北师大、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师大等高校图书馆藏本，以及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都是当时产生的。

2．同治年间，《知不足斋丛书》的版片，流落到广东岭南，为岭南苏氏所得，苏氏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补，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1872--1873)进行了重印，《丛谈》就在其中。现在的德国巴伐利亚邦立图书馆所藏刻本就是当时的重印本。

3．光绪年间，《知不足斋丛书》版片归入岭南卢氏，他又进行了一定的修补，光绪八年(1882)在岭南芸林仙馆重印，重印本中有芸林仙馆的印记。现在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戊本，都是当时的重印本。

4．民国十年(1921)，上海古书流通处以苏州许博明所藏鲍廷博家藏本为底本，在上海进行了影印出版，卷首题有“辛酉七月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辽宁大学图书馆藏和台湾大学图书馆藏1921年影印本，就是当时产生的。

5．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上海进步书局石印的《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中有《丛谈》，也是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不同之处就是将原来的上中下卷(中卷又分为两卷)，改为一、二、三、四卷，并且在卷首作了一篇提要：“元盛如梓著，计四卷，首叙元世受命之符，虽涉附会，犹是君子居是邦之义。其余多载两宋轶事，左袒秋壑乃其一病，至其论文说诗，确有见地，固非媚古功深者不办。”[17]348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河南大学图书馆藏、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和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石印本，就是这个版本。

直至1983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又重新校订印行了这套丛书，后来又经过多次重印。

6．民国二十八年(1939)，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丛谈》也包括在内，其底本为知不足斋丛书本，后又经过多次重印。

7．1999年中华书局用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为底本，进行了影印，16开共10册。

《丛谈》的通行本概括起来就是三大类：《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后两个版本都是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所以在本质上都是知不足斋丛书本，只是在形式上属于不同的丛书，印刷方式有刻印、石印、影印等不同。以上三类都是印本，所以相对易得，才能够通行。《四库》本虽为抄本，但由于其特殊的学术地位，与其它个人所藏的抄本相比，也可以算作通行本的一种。《四库》本所用的安徽巡抚采进本，应该也是一个旧抄本，而且与《知不足斋丛书》本应该不属于一个系统，所以在版本校勘上有特殊的价值。

(三)版本评价

通过附录所作《校勘记》对于《丛谈》的版本系统，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首先，可以确定国图所藏甲、乙抄本出自同一底本，二者甚少分歧，仅有三见：上一甲本中空白两字，乙本不空；上三十九甲本作“窅神”，乙本作“窅袖”；中下乙本空缺此字。此三处并非本质性的差别，第一处为格式不同，第二处乃形近而误，第三处甲本之字是“筍”字的误书，约有两种可能，一是二者所用底本此处不清晰，所以都在此处出现问题；二是乙本有可能就是直接抄录甲本，发现甲本此处有误，故空而不书。无论如何二者所用同一种底本是可以确定的。甲本、乙本与柳本在出校的地方有一百零六处一致，这说明此三本较为相近。

第二，四库本在整个校勘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较多，总结发现这些错误，大多是形近而误、字词颠倒、脱误等，这与抄书者有很大关系。另外，四库本的底本——安徽巡抚采进本，应该也是一个相对可靠的古本。首先，它本都缺失的内容，唯独四库本存，例如上一“卜之”二字。其次，四库本与它本出现分歧时，四库本常与较早的柳本一致，此类情况发现十六处之多。第三，四库本与郁本多有重合，郁本今已亡佚，然鲍廷博刻书时将郁本中的不同之处以小字注附在正文之下，而这些小注之文字基本与四库本重合。

另外，四库本与它本相比，在西域相关的人名和地名音译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上二则：四库本中的“巴图”“乌兰哈达”“阿珠”，它本皆作“霸都”“兀良合台”“阿术”，类似现象在《丛谈》中有三四十例，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故意为之，因为其他几个版本完全一致，但四库本却明显不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笔者只能在此提出一种猜测，可能是有人对四库本或者其底本进行了专门的音译修订，而且很可能是在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完成的，甚至可以推测可能就是四库馆臣完成的这项工作。大概是因为元初对于西域的认识尚不充分，有些音译有欠妥当，于是就进行了重新翻译，所以产生了与古本，完全不同的面貌。

第三，鲍藏本作为最通行的版本，经过多次校勘，但错误也并不少，这应该与鲍廷博当初所选用的底本有很大的关系，他最先获得的是郁本，后又取得钱功甫抄本，“一扫乌焉之讹”，这说明郁本在他看来是一个较差的本子，而钱抄本则相对较好，所以他必然是以钱钞本作为底本，这从“郁本作……”的小字注也可得知。通过校勘发现，其实钱抄本与其他本子差别较大。首先，从字形特征来看，出现了众多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而鲍藏本所用的是一般比较生僻的非正字，它本几乎都使用正字，例如鲍藏本中的“壩”“託”“谿”“脈”，它本皆作“垻”“托”“溪”“脉”。第二，四库本、甲本、乙本、柳本相同处，而鲍藏本不同，此类错误在校勘中发现了二十四处，有字形错误，有前后颠倒，还有衍文、脱文等情况。第三，鲍藏本所用的参校本——郁本应该与其他诸本相近，多有所重合。

综上可知，《丛谈》的各个版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甲本和乙本最为相近，柳本、郁本和四库本可能出于同源，鲍藏本所据底本也有一些问题，各本都有其优缺点，所以校勘时需要兼顾各本，仔细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