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燕春

摘要：劳伦斯-布伊尔（ Lawrence Buell）是目前世界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代表学者，他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赢得了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普遍认同与积极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布伊尔凭借生态视域对于诸种文学经典的解读，呈现出针对诸种文学文本、文学现象独特且深入的生态考察视域与批评范式，进而展现出多重阐释空间。

关键词：劳伦斯·布伊尔 生态视角 经典重释

目前，文学批评中的环境转向渐成学术热点。实际上，综观世界文学史，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批评家的研究都始终未曾间断过对于世界物质环境与物种关系等问题的书写与研讨。劳伦斯·布伊尔（ Lawrence Buell，1939-）倾尽毕生精力投入生态问题研究，其对于生态批评的定位是冷静而客观的。在他看来，生态批评并非如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所做的那样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革命，也缺乏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殖民主义话语研究所提供的那种定义范式的说明，而是更像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利用任何一种批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性的责任感（ 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ality），他的专著《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 the IJnited States and Beyo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是生态文学批評领域极具反响的重要著述，荣获美国文化研究领域流行文化与美国文化协会“Cawelti图书奖”（2001）。该书基于布伊尔的早年研究，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既映射了生态工作的推进方向，又反映出生态文学研究获得的动力及其始由起源地美国的盎格鲁向世界范围的扩展。具体而言，该书旨在重塑文学与生态研究领域，强调物理环境对个人与集体观念的影响与了解现代环保意识的历史重要性，以明确与具体的方式将生态写作的定义延展至囊括城市体裁、自然书写等在内的广延范畴。

鉴于生态危机是一种经济资源的危机、公共健康的危机，或政治的僵局，该书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对环境想象理论的倡导以及对环境批评之未来的展望，都贯穿着基于生态视角针对诸种文学文本的重审与解读。针对批评视域而言，布伊尔认为：“虽然文学艺术领域可能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法律或者应用科学，处理生态问题上是一条实用的途径，然而它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关于生态问题所做的决定受到了像价值保证等定性因子的强有力的影响，并且这些因子又相应地受到词、意象和叙事的强有力的影响。”①

与之相应，21世纪的环境批评应确保文学与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者对环境性的持久关注，并更多地凭借这种关注，而并非凭借教育或者行动主义层面的延伸来促进公众对于如下问题的关注，即地球的命运、人类在觉醒中行动的责任、环境非正义的可耻，观点与想象对于改变思想、生活、政策以及作词、写诗与撰著过程的重要意义。依据研究方法来看，布伊尔将生态想象视为一种“当代的文艺复兴”，倡导“生态想象工程”，指出美国生态想象的具体方法有景观想象、隐喻想象以及纪实与叙事等。此外，他还认真地界定并用史料真实地表述了一系列基本范畴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试图阐释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特征，例如有关农村生活与农民的文章、荒野爱情小说、文学科学写作与关于有毒的叙事等。

在生态文学批评实践中，布伊尔力求精准界定并用史料真实地表述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范畴（例如自然、野生、荒野、风景、地方以及其他重要空间）用以作为分析媒介与工具。

例如，住所及地方。该书“住所的住所”部分涉及住所的飘忽不定性、住所连通性以及住所想象的重要性等层面，从分析模型到生态伦理与审美，对住所的多层含义予以了阐释。布伊尔认为没有物理空间不称其为住所：“因此它是在地球、人和生命的其他形式的利益中，即使也许不可能在每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因为‘空间将会被转变——或者再改变——为‘住所。”②

综观人类与非人类的历史演进可见，不同群体认为是一个有意义的“住所”的东西，可能在无数方面有分歧与交错。对于彼人来说感觉如同住所的地方对他人则可能并非如此，对于整体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尽管基于欧美视域而言，房子有直角是不言自明的，但基于他类文化的角度来看（例如纳瓦霍人、蒙古人），圆形可能感觉更为正确。同样是居所所在地，在梭罗的瓦尔登湖地区与英国的湖泊地区，居住者对住所的感觉可能会截然不同。梭罗被其父带到瓦尔登湖是他最早的记忆之一。与之相对，记忆初期的景观并非都是具有深远意义与长期影响的快乐景观。查尔斯·狄更斯的早期记忆之一即为其父在他的债务人的伦敦马歇尔监狱里被监禁的恐惧与屈辱，并常在小说中予以回忆。威廉·华兹华斯似乎也确信最大的情感能量源自遥远的、过去的、与住所相关的片刻，而相应片刻与记忆中迷茫甚或恐惧经历的时间点有关。基于此，在21世纪的转折点上，只有当“住所”与“地球”相互依赖、互为依存时，住所才真正具有意义。

又如，有关城市的文学书写。该书“浪漫的都市生活：惠特曼、奥姆斯特德”“从狄更斯到莱特的都市小说”等部分阐释了诸多作家笔下诸种城市的文学形象。例如，惠特曼有关基于应对工业加速发展的影响而想象出的重新居住地的愿景，反映出他关心的是将个人适当地置于人们的群体之中，由此会使其更接近于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城市生态改革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后者对新兴的景观建筑领域加以专业化且更负责任的命名。

再如，有关田园的文学书写。布伊尔梳理了美国作家、教育家凯瑟琳·李·贝茨的赞美诗《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1893）赖以生成的环保主义者的双重视野，进而论及与该文本具有诸种机缘的简·亚当斯与约翰·缪尔，前者是当时美国城市社区运动阶段的代表人物、后者是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布伊尔表明物理环境是作为田园欲望（缪尔的案例）甚至地域毒性（亚当斯的案例）的烦恼中的个人和社会同一性的基础，两者都具有后维多利亚时代战胜荒野重新构建家园的精神。

二、水域生存环境

该书针对有关湖泊、河流以及海洋等水域生存环境的文学书写予以了阐释。

例如，布伊尔认为河流是古老文化的象征，人类文明体系业已由动脉河流予以定义并借以形成。该书“流域美学”部分基于“从水到流域”与“现代流域意识：从玛丽·奥斯汀到现在”等层面针对河流的文学书写进行了阐释，指出：美索不达米亚“新月”政权依托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埃及依凭尼罗河。“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河流已经成为文化偶像，凭借着规模、长度、美丽、估算的神圣性，运输路线的效用：亚马逊河、莱茵河、恒河、密西西比河。”③此外，河流也可作为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的标志。以泰晤士河为例，早在英国伊丽莎白时期其即为国家身份与权力的标志;20世纪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中叙述者马洛傍晚在泰晤士河口的心酸回忆使文本展现了当时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河帝国语境。康拉德笔下的泰晤士河颠覆了华兹华斯德文特河式的书写，展现了自然既可变形或破坏文化又可养育文化的理念。“此外，康拉德会充分意识到较低的泰晤士河从狄更斯的那一天就已经受到严重的污染，被生态改革者谴责为是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和一个国家的耻辱。”④

又如，布伊尔表明，海洋是地球上最接近全球范围的景观与最大的生态系统。由此，海洋早在《荷马史诗》中即有所呈现，形成了“最远的边缘”的周长。现代文化中，海洋多象征无限的内心。例如，弗洛伊德称“永恒的感觉”即如“海洋”的感觉;约瑟夫·康拉德认为男人向着大海更易自信;雷切尔·卡森的《我们周围的海洋》是自然写作传统中重要的关于海洋的书，为作者赢得了科学领域严肃自然作家的声誉。此外，该书“作为资源和图标的全球生态系统：想象海洋和鲸鱼”部分基于“重新象征海洋”、“《白鲸》与民族、文化和物种等层级”与“想象种际主义：巨型动物的诱惑”等层面针对海洋的文学书写进行了阐释，指出：《白鲸》对过剩进行想象与洛佩兹的《北极的梦想》的约束建模分享了首要的、伦理的与美学的承诺。对梅尔维尔来说是帝国企业与比较神话，对洛佩兹来说则为极地生态与比较民族志。相应承诺形成的国际化视野，有助于保持小说不再囿于在21世纪之交流行的有关鲸类的想象中时常出现的动物与人类和谐的平凡化窠臼，因而表明海洋的生态想象的全球化尚且任重道远。“事实上，《白鲸》《鲸鱼的展示》《人鱼的童话》和《海洋世界》经验都以差异性的方式证明，当造成生态系统滥用的混乱形式的心态被暂停或压抑时——作为商品的鲸鱼的概念成了所有企业家的公平的游戏，例如可以代替它的东西通常不会比崇高的财产主义更好。”⑤战利品、玩伴乃至独特的与前所未有的体验其后成为文学的挑战与更为广泛的文化表达话语，相应地对现世的生态作家形成了挑战。

三、兽类生存环境

该书“兽类与人类的苦难：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与生态正义”部分分为“分裂”与“调解”两个层面，基于生态视域剖析了兽类与人类的共通境遇。

“分裂”部分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杰里米·边沁的《人类的起源》称作历史领域的姊妹篇，而文学“与西方道德拓展人员思想相伴而来的，是在社会上其他人和物种的生活想象方面的写作和阅读兴趣的加强。有些是写农民生活的浪漫主义诗歌;有的是对逃脱奴隶生活的叙述;还有传记、社会学，以及底层小说;人种学的兴起以及现代动物故事的诞生”⑥。在他看来，相关写作主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层面：首先是在生命世界人类与非人类的文学恢复中的趋向大部分是彼此独立自主的，人类与野兽的苦难分别造就了其各自的特征;其次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专业对话将吸引不同流派予以评论;再次是不同批评流派之间也在相互吸引并进行对比;最后是每一次对话中还存在着问题的阴影，即：因照本宣科而导致的伦理层面的不可信。如自然主义小说中兽性的比喻;左拉的《萌芽》、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中人类在社会压迫下被摧残成动物，其中寓意非贬非褒。如若被压迫者成为真正的人类则需要修炼动物般的适应能力，诸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作为弹性幸存者的龟的开放性形象。此外，布伊尔还以20世纪后期的两部小说哈马斯维塔·黛维的《翼手龙、普伦沙海和皮尔塔》与芭芭拉-高迪的《白骨》為例指出：前者是有关调查记者普伦在偏远部落悲惨村子皮尔塔的经历，后者是有关濒临灭绝的非人类部落诸如非洲大象的部落故事。《翼手龙》是生态正义有史以来最为犀利、具有挑战性的小说之一且深具文化特殊性，《翼手龙》用温情脉脉的笔法表现野兽或人类的痛苦，暗示村民的困境与非人类环境的困境相关，所涉的确超出了人类范围，从而成为自然环境的一曲挽歌。《白骨》是大胆地尝试想象大象是如何思考与感受的作品，多具虚构心理体验，以此挑战洞悉动物的思想、抛弃那些对动物的偏见。

“调解”部分阐明柯勒律治的《致一头小驴》向被压迫种族的可怜小马驹致敬，然后强调人与被压迫动物之间的关系。这首诗几乎没有展现出柯勒律治最优秀的层面，但其道德反思无疑是前卫的。此外，他的著名诗篇《古舟子咏》同样表现了肆意杀戮图腾动物的后果，使赎罪的关键在于凶手后来表现出来的甚至是对虚伪的创造物的自发同情。其后，当代文学文本多注重建构环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之间的关系。例如，契卡索作家琳达-霍根的小说《太阳风暴》《灵力》等。《灵力》的主要情节是一个美国土著女人因杀害濒危物种弗罗里达豹而被审判。文本中各党派人士都自称保护濒危物种是好事，但其实只是白人为了控制印第安人与本土美国人的借口，而作为被告的女人故意杀死黑豹实为通过自己受损的方式来祭祀残存部落的消亡。

综上所述，布伊尔颇具信心地对于环境批评的未来做出如下判断：第一，文学研究中的环境批评日益将环境的内涵扩展至超越单纯自然的范围。在此过程中，环境批评对于自然与社会环境如何在文学与历史中相互交织等问题的研究会愈发精细。第二，如同环境公共政策领域相类，在人本主义环境批评领域同样最为深刻的立场是既对人的最本质需求，又对不受这些需求约束的地球及其非人类存在物的状态与命运进行言说，且对两者之平衡进行言说，而严肃艺术家与批评家都应予以践行。由此，该书通过对于世界文学诸种文本的阐释，通过对于生态想象等层面问题的剖析，展现了地方、区域或国家范围内的地方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趋向更加广阔的行星公民意识发展的文学景观。

①岳友熙、[美]劳伦斯·布伊尔：《美国生态想象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访劳伦斯·布伊尔教授》，《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53页。

②③④⑤⑥[美]劳伦斯·布伊尔：《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岳友熙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2页，第284页，第286页，第260页，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