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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飞英雄(三):叩问天门

2019-07-19张子影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19年7期
关键词:迪斯试飞员科目

张子影

小平头

从入伍当兵招飞、进入人民空军飞行员序列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是小平头。但是,在中国空军的试飞员队伍中,这个小平头李中华却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在二十多年的試飞生涯中,他驾驶过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运输机三个机种共二十六种机型;担任过中国空军多种新型战斗机极限科目的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试飞史上十多个极限科目的第一;先后遭遇过数十次空中险情,其中严重危及人身和飞行安全的险情就有二十次之多,却奇迹般地次次化险为夷。

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第三代战机歼-10的定型试飞中,作为主力试飞员,李中华一共完成了五十七个一类风险科目,创造了歼-10飞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六项国内纪录。其中每一项,都是大多数试飞员穷尽一生也无法实现的。

飞行两千四百多个小时,李中华先后荣立军队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五次,三等功六次;荣立航空工业部门一等功四次,二等功五次,三等功六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被评为“空军特级飞行员”“空军级试飞专家”,首届“全军青年十大爱军精武标兵”,获得“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他人生的飞行轨迹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在祖国广袤的版图上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那是酣畅淋漓的生命放飞。

成功需要全神贯注的投入,需要你将所有生命的能量汇集、聚焦——只有在焦点上的火柴才能燃烧。

采访李中华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

“第一个问题——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作为资深、典型和著名的英雄人物,李中华数年来面对过数不清的各路媒体记者,我以为他会轻车熟路地搬弄旧句式老腔调,但是没有。李中华取下帽子,挂到文件柜旁边的衣帽钩上,转过身坐下,小平头端正地对着我。他的回答是:

“二十多年来,我只做了飞行这一件事。我非常欣赏海尔老总张瑞敏的一句话: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人人都渴望成功,但对成功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我不认为我是成功者,我只是清晰地确认,我一直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能走到今天,我背后的推动力是强大而又多元的,有组织的培养,有战友团队的协作,有家人的支持以及自己的执着。成功需要全神贯注的投入,需要你将所有生命的能量汇集、聚焦——只有在焦点上的火柴才能燃烧。”

李中华给了我这样漂亮的开头,令我兴奋,更令我欣喜:小平头李中华果然不同凡响。

1979年,李中华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当时资源紧张,大学生毕业,国家按照就近分配和专业对口的原则实行统一分配。班里来自东北的加上李中华只有四人,东北的航空单位较多,所以指导员早就告诉他们,沈阳或哈尔滨任他们选。李中华毫不怀疑,自己将会成为航空工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为他必然的选择。他仿佛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次更高远的翱翔。

就在离李中华大学毕业还有两个月时,一个新情况的到来,改变了李中华的人生轨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乘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军委领导高瞻远瞩地指出,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的技术竞争,与其说武器装备是决胜战场的重要因素,毋宁说掌握武器装备的人是决胜战争的决定因素。培养造就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当务之急。军委领导和空军党委做出重要决策:在地方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培养我国首批具有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飞行员。第一批从国内最好的三所航空院校选择,它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不用说,这则消息令即将毕业的航空专业的莘莘学子欢呼雀跃。李中华和全班同学一起报了名。

第一天初试后,第二天参加体检的同学少了一大半。到了第三天,李中华被通知检查眼底。查完了,医生举着戴手套的手对一个护士说,带他去散瞳(用药物放大曈孔)。这是招飞体检的最后一步,到了这一步,几乎就可以确定,体检通过了。

那一刻,李中华兴奋得有些不敢相信——之前,关于毕业分配去向,他已经和家里通报过,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应该和父母说一声。当时通信手段有限,最快的方法就是发电报了。发电报很贵,一个字三分钱,李中华琢磨了半天,才用尽量简短的句子把情况说明。原话李中华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部队来选飞行员,他通过了,准备去。

家里第二天就回复了,只有三个字:不同意。

李中华立刻又回了一个,大意是说,身体检查和政审都已经做完了,他还是要去。

口气虽然温和,但态度是坚决的。

电报发出,李中华就开始等,一直等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无数次地想,如果家里还不同意,他怎么做工作。说到这里时,李中华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当兵的人生历程中稍嫌纠结的一个过程。”

第三天,家里的电报来了。这一回是六个字:选准了就干好。

学院和李中华一样,大喜。

1983年7月,作为空军首批地方大学航空专业本科毕业生飞行学员,李中华光荣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

这一次的招飞,是非同寻常的。入选之后的李中华他们被告知,他们这一期航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飞行学员,具有良好的航空理论专业基础,在学会了飞行后,既有驾驶技术,又有工程背景,将不是普通的飞行员,而是试飞员。

1985年7月,李中华以全优的成绩从飞行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师,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到部队的第一天,他剪成了小平头。顶着这个标志性的脑袋,在飞行部队的几年间,李中华没有悬念地进步着,从普通飞行员到优秀的等级飞行员,到副大队长,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稳稳地“进入梯队”。但是,李中华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就这样飞下去吗?

“那个时期空军飞行部队的装备是个什么情况呢?”我问。

“是不尽如人意的。在部队,我的技术算是好的,但是能够飞到的飞机却是很有限的。”

20世纪80年代初,高技术战争初露端倪,一批先进战机已经在战争中亮相。1982年爆发了英阿马岛之战,当时电视里播放了英国“鹞”式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镜头。李中华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读大三的自己看到这一系列电视镜头时的震惊,学航空的他们还没有人能想到战斗机居然也能垂直起飞!阿根廷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这是人类历史上被飞机发射导弹击沉的第一艘大型舰艇。那一时期校园里关于现代航空兵器发展趋势的讨论很热烈,但真正的触动还是李中华到了部队以后。这一时期,苏联的苏-27、米格-29已经装备部队,美国的F-15、F-16也已经亮相,但中国空军的发展,还在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没有先进战机,只靠勇敢精神是无法打赢现代战争的。李中华做梦都在想着能飞上新飞机。他弄到一本国外新型飞机的图册,几年下来,这本图册几乎被他翻烂了。

一转眼,四年过去了,四年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活的磨炼,为李中华的飞行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锤炼了他严谨的作风和自觉的责任使命意识。他仿佛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次更高远的翱翔。

1989年9月,空军在首批双学士飞行员中挑选试飞员。没有任何周折,李中华成为一名试飞员。

飞行员与试飞员,名称一字之差,内涵大不相同。

李中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明白:试飞员,这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整个人生。

试飞是严谨周密的科学,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时至今天,人们依然确定,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机水平标志着这个国家航空技术的前沿高度。一方面,战斗机的发展受制于国家的国防工业、航空技术、试飞队伍的成长速度;另一方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机试飞员,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科学和技术向成熟迈进的过程中,试飞员的智慧与素质、勇敢与胆识更是影响航空工程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基于此,试飞员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程堪称艰巨。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战斗机试飞起步较晚。如果按时间来划分,以“科研试飞英雄”滑俊、王昂为代表的老一辈试飞员是第一代,以“試飞英雄”黄炳新为代表的是第二代,李中华赶上了第三代。第一、二代老试飞员飞的是由仿制发展到研制的国产一、二代战机,李中华们生逢其时,全程参与了三代机的大部分重要科目的试飞,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幸运或者机遇,不如说是他们的责任和挑战。

1993年10月“型号工程”启动后,为了填补我国国际试飞员的空白,也为日后的歼-10试飞做准备,国家选派李中华和徐勇凌、张景亭,远赴俄罗斯试飞员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程培训。

李中华第一次与外国试飞专家直接打交道,是在1992年2月,在以色列,他参与某型飞机的飞行品质试验,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个老试飞员,名叫李存宝。对李存宝这名老试飞员,歼-10总师宋文骢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试飞员,不仅会飞,而且会分析,能从理论上把各种情况讲得清清楚楚,这在他那个时期的试飞员中不可多得。

那是李中华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试验科目的流程和程序,对方要求,所有在地面进行的试验,试飞员都要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全程参与,并提出意见。这一点令他十分震动。欧美体制下的飞行试验流程显然与他在国内参与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能够再次去西方国家全程参与试飞员培训,对李中华和徐勇凌、张景亭他们来说,实在是殊荣。

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坐落在茹科夫斯基,莫斯科河从城南蜿蜒而过,环抱着无边的原野和森林。这个景色秀丽的小城在李中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风光,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座小城令他的试飞人生拓展了一个新天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完成米格-21、米格-23、米格-29、苏-27、安-24、安-26、图-154飞机的试飞理论和试飞驾驶技术的培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们差不多天天学习到深夜一两点钟。

这一年的培训对李中华影响深远,他不仅学到了知识和技能,更提升了对试飞的认识。西方试飞机构强调通过飞行验证飞机质量,拓展飞机性能,尤其重视试飞数据,强调发挥试飞员的作用,要求试飞员不仅仅是完成飞行科目,更要飞出飞机的品质和性能。每次飞行完成后,地面的工程人员和带教将所有飞行动态曲线的所有数据逐个分析之后,一定要听取试飞员对本次飞行科目的阐述。他们对评估规则的理解是数据式的。他们非常注重试飞员的意见,需要试飞员们量化地做出阐明、解释、评点,细化理论设计中间的过程,试飞员对飞机品性的所有评价都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意见。这种做法,与中式的笼统、简单定性式试飞总结评点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更为严谨和准确,并且有效,要求试飞员不仅仅是驾驶飞机的体验师,更要成为熟悉飞机品质的工程师。

试飞是严谨周密的科学,仅有勇敢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无知的勇者不管多么无畏,于伟大的事业而言,并无大益。

“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我们之中不管谁不在了,其他人都要坚持下去……”

“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我们之中不管谁不在了,其他人都要坚持下去,绝不能让征服‘死亡螺旋的脚步因我们而受阻。” 这句话,最早是老试飞员汤连刚和李存宝说的,原话是:

“如果有那么一天,看咱哥儿几个先是谁……但咱剩下的人绝不能退缩!”

后来,这话如同一根接力棒,在试飞部队口口相传,传到李中华这里,他加了一句:

“要让中国战机骄傲地飞翔在新世纪的天空,试飞员必须志存高远,奋发图强。”

1995年11月的一天,白雪素净,松柏寂静。

位于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所在地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掩隐在一片树林深处。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专门为安放试飞员灵柩而设立的公墓。

一排排墨绿的松树之间,矗立着一座座墓碑,白色大理石的碑体与白雪浑然一色,只是上面黑色或红色的字迹格外醒目。两位军人静静地站在一片墓地前,一个是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教员热尼亚,一个是中国试飞员李中华。他们脱帽在手,良久不语。

他们面前的十几座坟茔,是在试飞失速尾旋中牺牲的试飞员的安息之地。

从进入公墓到离开,两位军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松涛阵阵,李中华听到自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你准备好了吗?”

第二天早上,李中华站到教员面前,他面色沉静,声音坚定地说:“我准备好了,试飞失速尾旋。”

1994年11月毕业典礼那天的情景,李中华终生都不会忘记,当他们从校长康德拉钦科上校手里接过第一次属于中国人的国际试飞员证书时,五星红旗在试飞学校上空冉冉升起。

李中华明白,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空军试飞员,必须始终将目光瞄准世界航空发展的最前沿,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向世界尖端技术发起冲击。

当三角翼飞机成为我国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主战装备时,梦魇般的“死亡螺旋”不期而至,严重威胁飞行安全。我国有关部门曾打算重金聘请外国试飞员试飞这个科目,但被对方一口回绝……

1995年9月,国家再次派李中华赴俄罗斯试飞员学校,进行米格-21飞机失速尾旋专项培训。

失速尾旋被世界航空界称为“死亡螺旋”。据统计,世界上战机大迎角失事,约90%是失速尾旋造成的。美国和俄罗斯在进行这项试飞时损失飞机数十架,牺牲飞行员数十人。人类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就是因飞机进入尾旋而牺牲的。

毫不夸张地说,冲击失速尾旋,就是用生命叩响死亡之门。

试飞失速尾旋的这一天来到了。

天气很好,雪霁初晴。穿戴齐整的李中华登机、关舱门、加力,飞机像一支离弦的箭,呼啸而起。他驾驶的,是某新型三角翼战机。

拉杆、收油门、蹬满舵……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后,飞机冲到了一万二千米高空的预定位置。

庄严而惊心的时刻到来,李中华开始奔赴“死亡之约”。飞机瞬间进入螺旋,旋滚着坠向茫茫雪野……

飞机以每秒三百米的速度扑向大地!强大的负载产生的“黑视”让他的双眼一下“失明”,超过身体两倍重量的载荷全压在他的双肩,他全身的血管暴胀,脸庞立刻肿胀,身体疼痛得几乎要寸寸裂开。

一圈、两圈、三圈……已经是第三圈了,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国际上试飞失速尾旋的极限了。

飞机的高度在急速下降。

“快改出!没时间了,李,快!”耳机里传来教员急切的指令。

尽管身体极度痛苦,但李中华的大脑还在飞速地转动……李中华不是没有听见教员的指令,但他仍在等,等着飞机进入失速尾旋后的数据。没有人能帮他记录,即使是机载的记录系统也不能保证完整地体现,他只能在身体极限痛苦的状态下,用他千锤百炼过的大脑把这一切真实的数据记下来。他要成功地完成这个科目,只有这样,才能将记录在头脑中的一切完整地带给他的战友们,带给他的亲爱的祖国。

第四圈、第五圈……李中华仍在等待飞机失速的完整数据。

直到飞机到达八千米高度,李中华才推杆,准备冲破螺旋,给倒滚的飞机一个坡度,让滚动的飞机顺势从仰角再推力改出。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出现了——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

失速状态下飞机双发空停,在世界飞行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记录,也就是说,李中华遇到了世界试飞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双重难题。

时间如此短暂,他甚至来不及报告和听从地面的指挥。生死抉择只在一秒之间。李中华在半秒内就做出了选择:一定要获取这种在正常试飞中无法取得的各项数据,积累这种飞行状态下的宝贵资料。

剧烈的身体反应让他的脸失了常色,死神狰狞的魔爪已经在嘭嘭地敲打着舷窗,但他却用平静的手指准确地摸索着,一次又一次地启动发动机开车开关。

第四次空中起动后,飞机终于展开双翼进入平飞——

这时的飞机,到达三千米临界高度。塔台上的教员们都仰起了头,他们看到,飞机从急速下降的螺旋中改出,片刻间展翼平飞,如一只大鹏,优美地伸展着巨大的翅膀。机身滑过天际,飞机冲出了死亡地带。

飞机停稳,座舱打开,走下飞机的李中华步伐从容不迫。俄罗斯教员张开双臂热泪盈眶地迎了上去,现场所有的俄罗斯同行不约而同欢呼雀跃。今日一飞的壮举意义重大,自此之后,影响中国航空业的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后发动机停车的重大航空技术难关宣告突破。兴奋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吹起了响亮的口哨,机场跑道外不远处的白桦林上空久久回响着尖锐的啸鸣。

从这一天起,李中华与此前在俄羅斯接受过这一培训的雷强、李存宝一起,成为我国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教员。

在采访中,我问了李中华这样一个问题:在俄罗斯飞行,那么大的工作量,相对高深且复杂得多的科目、多样的机型、语言环境的障碍,等等,这些因素对安全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他们如何对待试飞中的风险?

李中华告诉我,俄罗斯试飞员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管理很严格,有自己独特的一整套保障体系。首先,如何看待安全。试飞学校的理念是,试飞的风险是存在的,试飞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正常事件,但所有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出原因,一条一条列出来,使之成为后来者试飞的经验。试飞的前提是最大程度地发挥飞行员的作用,飞出飞机的最好品质和性能,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安全、提倡安全才是有意义的。在试飞风险科目的时候,试飞学校的管理程序十分严谨细致,提交给试飞员的任务单上,有一条宽约5毫米的醒目的红线,倾斜着贯穿整个任务单。这种红杠标示的是风险的最高等级,一看到这种任务单就知道,本次任务有高等级风险,严重时机毁人亡。

另外一种做法是,从学员进入试飞学校开始,对带教学员设立固定的人员搭配,也就是在整个培训期间,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个固定的带教陪你飞,这样便于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操纵习惯、行为品性、处事风格,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双方呼应通畅。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中华将在学院期间的点点滴滴细细体味,铭记在心。毕业离校时,他丢掉了所有的衣物杂品,按最大行李负荷带回了积累的全部笔记和飞行材料,重二十多公斤。

还有更重要的——李中华说,在这个试飞学校,除了技术与程序、能力与胆量,他还学到一样极其珍贵的品质:信仰。

试飞学校有一个管理装具的管理员,年纪很大,大约七十岁了,他是自愿在这里做装具管理员的。每天,李中华他们飞行回来将氧气面罩、头盔等特殊装具交还后,由他负责接收清理。老人独自工作,耐心而细致地将每一件装具用酒精清洁消毒,放在通风处晾干,每一件仪表都用三用表细致地测试,确保正常。做这些的时候,老人十分平静安详。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

起初,因为语言的关系,李中华很少与老人交谈,但他很快就发现老人工作十分认真细致。工作室里挂着一幅照片,有一天,李中华交还装具后没有离开,他指着照片对老人说:“我认识他,加加林。”

像灿烂的光芒照在脸上,老人笑了,这笑容发自内心:一个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外国人认识自己国家的宇航员,老人内心的自豪溢于言表。老人告诉李中华说:“当年,我为加加林保管过飞行装具。”

简单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李中华,他在那一刻明白,俄罗斯能成为飞行大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尊崇的一些东西,比如信仰,弥足珍贵。

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令人尊敬的。

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定是强大的。

选择试飞,就选择了与风险、挑战相伴。作为一名试飞员,必须坦然面对生死。

1997年,李中华第三次赴俄罗斯学习。这一次,他要向俄方提出飞“眼镜蛇机动”科目。

亲自驾机完成享誉四海的“眼镜蛇机动”,是世界顶尖级飞行员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俄罗斯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资深试员可以完成。此前,中国还没有人完成过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如果自己能完成,不但是飞行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信心和勇气的突破。李中华要向国际公认的极限高难度科目冲刺了。

看见自己喜爱和欣赏的试飞员来了,康德拉钦科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满面微笑地伸出手:

“欢迎你,中国勇士!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这次回来想飞什么?”

李中华立正答道:“我要飞‘眼镜蛇机动!”

笑容从康德拉钦科脸上消失了,他用多少带着吃惊的眼神看着面前的小平头。李中华并不多言,只是再一次轻轻地、沉稳地一笑。

康德拉钦科太熟悉这位中国试飞员的笑容了。他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男人内心强大的力量。

沉默了片刻后,康德拉钦科点点头:“好,我答应你,我来安排。但要记住,它充满了风险。”

李中华默默地走在位于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

西斜的阳光浅浅地照着,微风轻拂,四下静默无声。

对这片墓地,李中华并不陌生,第一次到试飞学校学习时,他的教员带他来过。之后,李中华不止一次单独去过。到试飞学校学习的各国试飞员,都会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感受到的除了怀念和敬重,更多的是力量和使命。今天,李中华又来到这里。面对这些冰冷肃穆的墓碑,他俯身捡去几片落叶,心里异常平静。眼前的这些英灵,把自己的生命变作一块块铺路的基石,才成就了俄罗斯作为航空大国的辉煌。作为同行,他对他们充满敬仰。

李中华经历过不止一次战友牺牲的飞行事故,参加过两次牺牲战友的追悼会。第一次飞行事故发生在 1994年4月4日,牺牲的是当时国内试飞界大名鼎鼎的卢军。李中华从飞行员转到试飞基地当试飞员,带他的第一个试飞教员就是卢军。业内都认可卢军有激情,有才华,技术精湛,胆识过人,是一个少见的飞行天才,但是很意外地,他却在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上出了事。

事发时李中华远在俄罗斯学习,由于通讯不便,一周后消息才辗转到达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李中华顿时脑袋发蒙,像是出现了错觉。他陷入长时间的伤感和沉默之中,往日和卢军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卢军个子不高,身手敏捷,永远充满激情。他在飞行的间隙喜欢骑一辆火红的摩托,来去一阵风,这几乎是当时试飞团的一景。他的教学方式很独特,强调自醒自悟。当年,他对初入试飞行业的李中华启迪颇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浑身满是飞行细胞的人转眼间魂归长天。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试飞的残酷和不可预测性。

这是李中华第一次面对好友的离去,那一刻他真正地意识到“飞行安全”这几个字的沉重意义。

另一次是在试飞团时,团里有位李中华熟识的老试飞员,兢兢业业飞了几十年,已经接近飛行最高年龄,即将办理退休手续,接到命令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二话没说就上了飞机,谁知一去不复返,把生命的句号,庄严地画在了最后一次履行使命的征途中。

在俄罗斯学习期间,李中华也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和洗礼。这件事,是与他一起在试飞学院学习的张景亭告诉他的。

那天,一架图-134和一架图-22在空中相撞,图-134坠毁,机上共有六名试飞员,全部牺牲。当时,张景亭正和教员在那一带空域飞行,塔台突然传来命令说科目暂停,要求他们寻找飞机坠毁的地点,报告从空中查看的情况。

张景亭的飞机很快就到了现场上空,他俯身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正在熊熊燃烧的飞机残骸。那一刻强烈的心理刺激令张景亭说不出话来,但是同机的俄罗斯教员却用同往常一样平静的语气详细地向塔台报告了情况。片刻之后,教员对张景亭说:“好了,我们继续。”

张景亭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继续?继续什么?”

教员指着仪表舱面说:“今天的科目还没有完成啊!”

教员带着张景亭,驾驶着飞机绕过翼下冒着黑烟的失事现场,继续进行规定科目的飞行,直到完成才落地。

晚上回到公寓,张景亭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李中华和徐勇凌,三个中国试飞员都沉默了。

在国内飞行时,如果发生事故,肯定是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科目,全体人员收队,分析查找事故原因,在做出事故鉴定之前,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至少一周内不会再飞行。但是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除是当事者外,其余的人,只是在经过事故附近的空域时会绕行一周,或者微微倾斜机翼,用目光和手势表达哀悼,然后照旧正常执行完自己的任务。

一周之后,事故鉴定出来,试飞学校为牺牲的试飞员们举行了葬礼。那天上午,李中华和他的教员卡兹洛夫接到的命令是:驾驶一架苏-27升空,围绕会场,在茹科夫斯基上空低空盘旋。

以往机声轰响的天空,这一天格外安静,空旷的天空中只有这架单机。他们飞着,没有科目,没有要求,只是做低空的自由飞行。李中华眼睛湿润了……这低低盘旋的飞机是对牺牲的战友表示沉痛的悼念,护送他们的灵魂远行;是以行動在告诉人们,虽然有人倒下,但试飞事业不会停滞……

那一天飞行之后,李中华在自己的笔记上做了一个特别的记号,这一天的经历他终生难忘。他从国外同行身上,又一次看到试飞人是如何坦然地面对生死。

“我并不认为选择放弃就可以更安全。试飞的道路也许并非坦途,走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执着的人。太多的唠叨或左顾右盼的眼神,起不了任何作用。经得起考验,会使人更坚强。生活要继续,飞行也要继续。选择试飞,就选择了与风险、挑战相伴。作为一名试飞员,必须坦然面对生死。”李中华说。

在飞“眼镜蛇机动”前,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李中华完成了苏-27的所有失速尾旋的试飞科目——正尾旋、倒尾旋,再到“落叶飘”,这些高强度反常规的操纵,不断考验着身体和意志的极限。一方面,通过训练学会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提高克服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经历复杂和惊险的同时,突破身心界限与心理障碍,提升心理素质。

6月16日,康德拉钦科向李中华宣布:“李,一周后,6月23日,你试飞‘眼镜蛇机动!”

试飞这天,上午10时,李中华在前舱,俄罗斯著名试飞员考切尔在后舱。李中华驾驶苏-27起飞,很快,飞机进入八千米高的指定空域后开始动作,李中华一边默念操纵程序,一边紧盯着速度表。

指针在不断地回转——八百、六百、三百,是时候了,他按照程序开始操纵: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拉杆,当飞机抬起机头约二十度时,再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里。

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机头猝然抬起,同时机体强烈地振动起来。这是最危险的一刻,动作稍不到位,飞机就会失速。这时,耳机里传来教官考切尔的声音:“蹬满舵,推满油。”就在这一瞬间,飞机突然停止旋转,振动消失。机头非常温和、驯服地原路回落,收起了狰狞的面孔。转眼间,飞机平稳飞去……整个过程只有四五秒。

“眼镜蛇机动”动作完成了!

虽然完成了“眼镜蛇机动”,但精益求精的李中华总觉得自己的操作不完美,他发现驾驶杆没有回到中立位置,使飞机产生了些许的偏转,而完美的“眼镜蛇机动”不应有任何偏转。

于是他决定:再来一次!

但这一次,当飞机再次发出怒吼后,机身突然发生了反倒向偏转。后座的考切尔喊道:“危险!危险!”这是进入尾旋的前兆。对此,他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迅速将飞机控制住。第二次、第三次……第六次,一遍又一遍,苏-27飞机从高度八千米一直飞到一千米,“眼镜蛇”终于被他降伏了!

走下飞机,考切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李,祝贺你,完成‘眼镜蛇机动是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了!你的荣誉属于中国!”

这句话,让这个在死神面前都没有眨过眼的男子汉,泪水夺眶而出。

回国后,他发表了论文《“眼镜蛇机动”及其战术意义》,在2000年国家飞行力学年会上获奖。此后,李中华又接连一百多次驾机重复这一动作,成为完成“眼镜蛇机动”次数最多的中国飞行员。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在性命攸关的一刻,交出驾驶杆,以生命相托。这心甘情愿的给予,是对战友最高的信任。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七秒钟,那只是数七个数的时间而已,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空军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来说,在2005年5月20日那一天,七秒钟的时间,他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个来回。

起初,险情的到来,没有任何征兆。

这一天,天气一如既往地好。对于试飞员们来说,这样的好天气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

正午时分,阳光更加明亮。上半天的飞行快要结束了,前几个起落已经完成任务的飞行员和工作人员都开始换衣服了。今天进场比较早,尽管中间加餐吃了些小点心,但大家还是饿了。年轻的司机说:“我都闻到饭菜香了。今天中午有红烧肉啊!”

大家笑起来,说:“年轻人就是饿得快啊。等中华的这两个起落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乘车去食堂吃饭。”

今天,李中华和试飞员梁剑锋驾驶三轴变稳飞机进行试飞。中午12时整,飞机从机场起飞,梁剑锋在前舱驾驶飞机,李中华作为空中带飞教员坐在后舱。完成了两个状态的试飞后,飞机一切正常。

险情像一只蛰伏的怪兽,突然跳跃而出。

12时22分,当新科目进行第三个状态试飞,飞机向机场方向靠近,并构成着陆状态时,在机场远台附近的三转弯过程中,飞机机载变稳系统突然告警,电传系统停止工作。告警灯骤然发出刺眼的红光,前舱的梁剑锋已经无法操纵,瞬间,飞机滚转倒扣,急速坠向地面……

此时,飞机高度:五百米。时速:二百七十公里。

“飞机不行了!”梁剑锋失声喊道。

座舱内,李中华和梁剑峰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座舱面朝大地,飞机高度本来就低,几秒钟里再急剧下降,现在的高度只有五百米。李中华用余光看到,四周翠绿的麦田、水墨般的村庄、银子般闪光的河沟,正像一张张开的五彩斑斓的巨网,疾速向他们扑来,转眼间就要吞噬飞机。不要说弹射高度不够,就算是弹射跳伞,座椅下的火箭也会瞬间将他们打到地上!

后舱传来李中华镇定的声音:“别动,我来!”

李中华迅速接管飞机进行操纵。他关掉电传系统电源并压杆、蹬舵重新启动,但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巨大的过载,把两人的身体紧紧压向机舱一侧。

报警灯仍闪烁不停。数秒钟里,飞机高度急降至两百米左右,头盔就要顶到麦田了!他们不仅没有迫降和跳伞的可能,而且飞机随时可能进入“尾旋”。

李中华猛然意识到是变稳计算机在作怪。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李中华挣扎着腾出右手,一把抹下,将座舱侧面的三个电门全部关闭!

这是扭转乾坤的一举。

一共有三个开关,倘若逐个关闭,时间完全来不及。又倘若李中华从后舱伸过来的手在姿势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触摸到开关,死神将不给他第二次机会。

这一抹,飞机好像是被点穴一般,停止了搖摆,立即响应了操纵。李中华毫不迟疑,迅速将倒扣的飞机翻转过来,同时猛加油门,飞机倏然拉起,昂头冲上天空,冲出了死亡线!

飞机虽然恢复了操纵,但险情并没有结束,由于电源完全切断,各种仪表失去显示,两人再次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也要把飞机飞回去!通过地面判断飞机的高度、位置和姿态,最后李中华凭借自己多年练就的高超技艺,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平稳着陆。

七秒钟!从遇险到脱险,只有短短七秒。李中华来不及向塔台报告。由于险情发生在机场人员视距之外,也没有一个机场人员目击这惊险的一幕。

四分种后,飞机轻盈地降落在跑道上。

跨出机舱,李中华的表情没有任何异样,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地面战友:“发生了一点小问题。”

他在机场边上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开水,30分钟之后,就再次跨入座舱,驾驶一架歼-10跃上蓝天。

当天下午,科研人员判读这次试飞的数据。翔实的数据,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七秒钟。

片刻的静场之后,所有人员都发出一声由心底而生的惊呼:天啊!

闻讯而至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张克荣一把搂住李中华,眼含泪水,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次险情来得太快太玄了!要不是你们技术过硬,肯定摔了!你们保住的不仅仅是一架新型飞机,更是我国几十年来上万名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啊!”

这是一架堪称“国宝”的飞机,不仅单机造价高达近亿元,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航空界引以为豪的首架变稳空中模拟飞行试验机,从各类战斗机到波音747,几乎任何类型飞机的空中动态特性,它都能模拟,被誉为“空中魔术师”。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五个国家有这种飞机。李中华不仅救出了“国宝”,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因飞机失事而给新装备的研制生产带来的重大影响。否则,这种变稳型飞机的问世将会在数年甚至十数年里被搁置延迟,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将遭受严重影响!

事后查明,是飞机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在低电压状态下程序出现紊乱,导致飞行姿态改变,飞机无法控制。短短七秒钟内,李中华的果断处置,保住了自己和另外一名飞行员的生命,还保全了这架当时我国唯一的变稳空中模拟飞行试验机。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型号副总师赵永杰一语中的:“从‘5·20事件我们能看出,李中华首先是技术过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很勇敢,遇到危难情况不紧张,心里素质过硬。勇敢、有智慧,技术又是高超的,综合来说是合格的试飞员,优秀的试飞员。”

梁剑锋后来在飞行日志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要是换上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要出事了。那天晚上,白天的情景一直浮现,我一夜都没睡好。”

“5·20”,终生难忘,梁剑锋专门坐在那架试验机前照了一张相。相片拍得实在惊心,偌大的飞机几乎占满了整幅照片,梁剑峰小小的脑袋缩在机舱里。手指抚摸着照片上这架试验机,梁剑锋深情地说:“当时,中华说让我别动,我就松开了驾驶杆。”

在性命悠关的一刻,交出驾驶杆,以生命相托。这心甘情愿的给予,是对战友最高的信任。

那一天傍晚时分,李中华回到家,他正在掏钥匙的时候,门一下子开了,显然,妻子潘冬兰等候很久了。没等李中华开口,潘冬兰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失声痛哭。他什么也没说,扶着妻子进屋坐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良久,妻子抬起头,眼里还汪着泪:“到底怎么了?“

他淡淡地一笑,说:“没啥,我就是按了几个电门。”

一旁的儿子深深地震撼了:“我爸就是我的榜样。”

举重若轻!他是真正的男子汉!

举重若轻的冷静,来自试飞生涯的千锤百炼,也来源于他对试飞事业的深刻理解。

2007年,中宣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试飞英雄李中华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做巡回报告。报告团3月12日在沈阳做完报告后,应抚顺市委、市政府的邀请,下午在李中华的家乡抚顺增加一场报告。市里领导建议派人把李中华的父母接到报告现场来,李中华婉拒了。他的理由是,一来朝阳农场到抚顺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老人年纪大了,他不想让父母来回辛苦颠簸;二来父母一直教育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所以他不想也不愿意在父母面前张扬。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李中华当时没有明说。报告中有许多关于试飞的惊险事件,还辅以多媒体解说,他不想让父母在那样的场合,受那样的震动,不想让年迈的父母看了之后,从此对儿子放心不下。尽忠与行孝,在李中华这里,的确是不好平衡的选择。

李中华的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李中华,顶着他那标志性的小平头,一身橄榄绿的连体飞行服,外套橘黄色的抗荷衣,怀抱银白色的头盔,站在跑道中央,身后是飞机着陆时留下的重重的黑色擦痕,在大光圈的景深中虚幻为粗犷的线条,延伸向无边的天际……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照片,那身橄榄绿也是他最喜欢穿的飞行服。这是一套从国外带回的帆布飞行服,又厚又硬,每次飞行回来,李中华都坚持自己洗。他从来不用洗衣机,而是将衣服泡在水中,用手轻轻地搓,轻轻地揉。“那种感觉和心境,自己难以准确地表述,外人自然更难以体会。”李中华说。

飞行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只要是去机场,他永远衣着笔挺,皮鞋锃亮,手套雪白,小平头一丝不乱,头盔一尘不染,步伐坚定有力。

他是一流战机的一流试飞员,从形象到内涵都名副其实。

金秋时节。北京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李中华获得首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

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

采访结束时,我让他给我写一句话,作为我对这位试飞英雄的纪念。李中华想了想,低下他的小平头,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漂亮的字:

“即使我化作流星离去,也要照亮战友们试飞的航程。”

空中探险家

战斗机飞行员是一项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被誉为空军的“王牌”。而战斗机试飞员则堪称“王牌中的王牌”,因为他们所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没有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这些机型第一次从设计图纸变成钢铁雄鹰,试飞员是和它们 “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人。

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一些试飞员们的名字是和某种或者某几种机型的飞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提起歼-10就不能不提雷强和李中华,提起歼-8就不能不提黄炳新,提起歼-15就不能不提李国恩一样,提起著名的国产运-8飞机,就不能不提邹延龄。

在中国试飞界,邹延龄被称为“空中探险家”。

但在试飞大队,他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特别的称呼,叫作“鬼子”。

他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回答道:“只要组织需要,我服从。”大队政委得意地说:“我们大队淘到了个宝!”

1986年11月,空军某试飞大队要挑选一名飞行干部,接替即将离任的大队长。别看只是一个团级单位的大队长职务,但是,要完成的任务是试飞我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运输机——运-8系列。所以,除非是相当资深且各方面能力极强的飞行员,一般人决非可以轻易驾驭。明眼人都明白,这样优秀的飞行人员,在作战部队那可都是军师级领导捧在手心的宝贵人才,个人“仕途”不可限量,哪个单位肯放?哪个人肯出来呢?

试飞大队凭借自己特殊的地位暗中在各飞行师摸了底,几个人选进入视线。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考量,空军航空兵某师技术检查主任邹延龄被选中了。

试飞大队是不能自己去挑人的,他们把这个意见上报到空军,申请要人。组织部门答复说:“人是你们用,你们去考察,我们按程序给他们师里下通知,但工作是你们自己去做。”

没办法了,难题还得自己解决。试飞大队派出了政委王景海。王景海在来到这个飞行师面对该师领导之前,是准备好了被人婉拒的。他打了几遍腹稿,准备了一二三套说辞,决定视情况实施。至于结果如何,他心里没有底。

飞行部队干部有些习惯性口头语,是朝夕相处生死相交数年后形成的传统,上自师团领导,下至飞行大队长,说起飞行员来,都爱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叫作“我的”。比如说:“张三啊,那是我的飞行员。”“李四啊,那是我的副大队长。”

现在面对王景海,师长说的是:“你们要把我的飞行员弄走啊?看上谁了?”

王景海说:“我们想要邹延龄。”

师长没吱声,脸色不太好看。

王景海硬着头皮重申道:“我们觉得他最合适。”

飞行师长都是飞行员出身,无不是头脑敏捷言语爽快之人,他们落了地是师长,管飞行员的吃喝拉撒,上了机场是优秀的飞行员和技术精湛的指挥员。飞行员们上了天,一切的掌控与调度全在指挥员的口令上,指挥员与飞行员之间有一种没有半分迟疑的百分百的信赖,也正因为如此,说一个师长能当每个飞行员的家,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王景海的话一出口,向来爽快的师长犹豫了。犹豫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邹延龄已经飞了近二十年,从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到团参谋长,再到师技检主任,在团职岗位上已工作了六年,经验丰富,业务精湛。让这样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优秀飞行员,到一个只是正团级的单位去搞试飞,不仅没有上升空间,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二,从内心来说,邹延龄是自己的老骨干,这时的邹延龄已飞过七种运输机型,是国内最大运输机的机长,个人素质好,状态稳定,飞行技术拔尖,年龄不到四十岁,正是好用又管用的时候,他实在是舍不得放。但组织上有了通知,硬抗是不行的。师长当然明白,留下这个优秀骨干的唯一办法是让当事人自己提出拒绝。但这话做师长的是不能说的。

师长把邹延龄叫来,当着试飞大队政委的面说:“组织上当然完全尊重你的意见,我们也完全尊重你的意见。你谈谈想法吧,有什么都可以说。”

师长的暗示再清楚不过了,他把“尊重你的意见”说了两遍。

这时候的邹延龄虽然还没有被叫作“鬼子”,但以他的脑瓜子,什么话听不明白呢?

该王景海说话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路上准备好的各种腹稿此时都简化成了直接而诚恳的邀约:“我们只是个正团职单位。而且是在山沟里。但是,我们要试飞大运,我们需要你。”

邹延龄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回答道:“只要组织需要,我服从。”

听到这样的答复,师长哑了,挠了半天头,才说:“你在这里飞得好好的,为啥还想到试飞大队去?”

“师长,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从一名普通飞行员成长为团职指挥员。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离开师里。但是,当知道去了能参加国产大运飞机的试飞时,我就挺激动。”邹延龄说,“师长,您是最了解我的,从航校当学员学飞行开始,跟着您也飞了这么久,我们飞的一直都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我做梦都想飞上中国人自己造的最新的运输机。”

邹延龄清瘦的脸上泛出了少有的红晕。他很想说,自己和战友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运-8了。当听到国产运-8上马,原型机首飞成功时,他们有多么激动。他们日夜盼望着这飞机能尽快装备部队,这可是我国生产的首架最大型运输机!但左盼右盼都没有消息。那个年代因为消息封闭,加上保密的原因,中間有好几年,只能断断续续得到零星的消息,大致是说,搞了几年,因为试飞力量不足,飞机一直不能出厂交付使用。

“我自信会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能够为运-8飞机的发展做点实际工作。绝不会给咱们师丢脸!”邹延龄郑重地向师长保证。

一席话说得师长也高兴起来:“去吧,你是我们师出来的,好好干,看你的了!抓紧时间搞出来,等把新飞机飞出来,记得先给我们师装备起来!”

十几年以后,当年不为人知的飞行技术检查室主任邹延龄已成为名噪试飞行业的试飞英雄,但凡是见过邹延龄的人多少有些诧异:这位优秀的飞行家是个不起眼的小个子,细脖子、小脑袋,满脸皱纹,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松垮和虚浮。他的脸上布满长年在天空飞行留下的印迹——几乎所有的资深飞行员都有这样的脸庞。只是,邹延龄眼神清亮,喜欢微笑,他只要一开口,脸上纵横的纹路里就浮动着深深的笑意。

我深深地迷醉于他的安然和淡定。没有数十年风云打磨的底蕴,不会积淀下如此大音希声的笑容。

总是微笑的邹延龄还是个生动有趣的人,在向我讲述完当年自己是如何走进试飞队伍的过程后,邹延龄带着他那招牌式的微笑说了一句很有文采的话:

“我从此与运-8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在了解运-8前,先介绍一下我国运输机的一些发展历史。

1944年,抗战进行到艰苦的阶段,出于战事的需要,位于重庆南川的国民党第二飞机制造厂成功制造出了第一架国产中型运输机。主设计师为林同骥与顾光复。初夏的一天,编号为“中运-CT-1”的飞机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首次试飞成功。它的第二次光彩飞行是从重庆的白市驿机场飞抵成都太平寺机场。

中运-1型飞机机身用军用绿色漆处理,机腹漆成天青色,绿色客舱内壁,淡蓝色窗帘,乳白色舱灯,深棕色地板,舷窗为方形。在烽火连天的当时,中运-1的这种内饰处理已经算是豪华,其使命与任务可以想见。然而,中运-1的运气并不太好,在交付国民党军方后不久,因当时国民党空军已经大量订购美制C-46、C-47运输机,中运-1遂被冷落于机场,机上设备几乎被盗窃一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人得到的第一架运输机是中运-2,当时国民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马德树在试飞成功后,就下令将该机从重庆飞往南昌并锁入机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款军用运输机是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运-5(据苏联于20世纪40年代设计的安-2运输机仿造)。继运-5之后的运-7,是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在前苏联安-24型的基础上研制生产的双发涡轮螺旋桨中短程运输机。运-8是国产第一架大型运输机。它的生产和制造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大型运输机的历史。

秋意正浓的时候,邹延龄来到了陕西,一路上枫红林深,景色怡人。

运-8总设计师、国家特殊贡献专家徐培林亲自接待了他。

徐培林安排的这第一次的见面意味深长。没有敲锣打鼓,没有鲜花水果,在设计师那朴素得近乎寒酸的办公室里,醒目地立着一个新机模型。邹延龄走进去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它。

“运-8——是它吗?“邹延龄问。

徐培林介绍说:“是。”

运-8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最大型运输机,重量大,容积大,载重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适用性强。机舱内可装载两辆大卡车或一辆轻型坦克,或近百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运-8是上单翼,翼展38米多。在这两只巨翼上,除依次悬吊着四个涡桨式引擎外,还托举着近20吨航油。这架英武的巨鹰,被称为“超级空中骆驼”。

徐总设计师充满情意的眼光抚过爱机的模型。他用手指轻轻地拨动模型机发动机的桨叶,缓缓地说:“由于运-8的这种适用性,它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部想尽快定型生产,满足部队需要,也希望早日打入国内外市场。运-8要想打入国内外市场,就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适航证,而要拿到适航证,就必须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特别是风险科目的试飞。”

徐培林看着邹延龄说:“由于多种原因,1980年以来,只试飞过一般风险科目,大风险科目还无法进行。”

一席话说得邹延龄热血奔涌,脸色通红:“徐总,我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试飞出运-8!如果试飞不出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就不配当中国空军的试飞员!”

几天后,在试飞大队教室里,新来的大队长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我和大家一样,到这里来,一不为官,二不求财,只想早一天把咱们自己生产的运-8飞出来。有人把新机试飞比作狮子嘴里探喉咙,这是比喻试飞工作的风险。我一直钦佩试飞员的胆量,我愿与各位一起当个空中探险家!”

邹延龄初来乍到,却深切地感受到这个试飞大队与原部队的不同。

关于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曾经这样说过:

“当我在部队还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我并不了解飞机的具体结构,我默认飞机是完好的,一旦在空中遇到特殊情况,我只需要按照手册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处理,只需要弹射跳伞逃生就行。但是手册上的规定是试飞员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作为一个试飞员,我就需要了解我的飞机在什么位置配备了什么东西,配备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清楚,出现了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向地勤人员讲清楚。试飞员要通过自己的飞行帮助地面的工程师判断飞机的能力和故障。”

从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到一个称职的试飞员,国外一般需要四到五年。邹延龄一面潜心学习钻研、了解情况,一面苦心寻找自己的第一个突破口。

当时,大队正在进行载荷谱试飞,这是运-8原型机的定型科目,能否飞出来,直接关系到飞机能否定型和交付使用。由于各种原因,大队飞了三年才完成任务的一半。如果按这个进度计算,还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任务。邹延龄决定以它为突破口,来改变大队的形象。

邹延龄在动员会上说:“请大家想想,飞机定型要飞几万个数據,照目前的进度,何时才能试飞出来?……国家的航空事业等不起,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等不起啊!”话语不多,众皆动容。

邹延龄发现了影响试飞进度的原因:过去到外地飞行时,每飞完一个科目,就回本场休整一下,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他与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采取新的试飞方法。他把载荷谱科目中所要飞的高寒、高温、高原、海上等气象条件下的项目,做成连续计划,一次出动,不间断地转场飞行。他亲自担任机长,飞完一个项目接着又飞另一个项目,一连飞了十九天,创造了连续飞行的最高纪录,终于提前两年半完成了载荷谱科目的试飞任务。这漂亮的头一脚,让邹延龄在大队打开了局面,大家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新大队长开始刮目相看了。

这次的飞行积累了经验,又锻炼了团队的战斗力。之后,邹延龄乘胜前进,又组织了几次这样高强度的科目试飞,为国家节省经费一百多万元,为运-8飞机早日装备部队、进入市场赢得了宝贵时间。

邹延龄身量不高,内心却有极强的爆发力,加上性格活跃,又乐于钻研,最重要的是头脑精明灵活、行动迅速敏捷,因此大家亲昵地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外号——“鬼子”。

这可完全是个褒义词。

邹延龄原单位的师长一直还惦记着自己的爱将。在一次转场时遇到了邹延龄所在的试飞大队队员,师长就问:“老邹——你们大队长怎么样啊?”

试飞员们在领导面前是没有什么忌讳和章法的,笑嘻嘻地说:“你说‘鬼子啊,他人挺好,技术全面,能和我们弟兄们打成一片。

师长也笑了,点头说:“试飞大队能人辈出,能和你们打成一片,说明挺有人缘。”

政委王景海高兴坏了,逢人就得意地说:“看看看看,我们大队淘到了个宝!”

“嘘——别吵!‘鬼子在坐月子。”

看着那个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走下飞机时,邹延龄觉得飞机的舷梯都在轻轻地摇晃。悄悄地目测了一下,这家伙不仅体格超健壮,而且身形硕大,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差不多超过一百公斤,一脸自负的表情。这是来自美国的试飞员,名叫迪斯。

运-8C飞机是运-8系列的新型機,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适航证。要拿到适航证,又必须按照“CCAR-25-R4”,即《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25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的要求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从生产到交付使用,除了进行数百次性能试飞,还要经过许多风险科目的试飞。性能试飞不易,风险科目试飞更难。“CCAR-25-R4”中,失速性能试飞是难度大、风险高的一项。其中又分为小吨位失速、大吨位失速和全载重失速试飞。这个科目在开始试飞时,国内一无先例,二无资料。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请外国试飞员来试飞。

六十二岁的迪斯是运输机试飞员中的“大咖”,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C-130等大型运输机的首席试飞员,大运界知名的国际试飞专家。迪斯的身价很高,公司以日薪一千美元的重金雇请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金对人民币的汇率高达1:10,迪斯的日酬劳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元。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月薪不过一两百元,邹延龄作为飞行大队长,加上飞行补贴,月薪也不过一千余元。

邹延龄与迪斯的第一次见面,场面不太友好。翻译先介绍各位公司领导,迪斯与他们一一握手。当介绍到邹延龄时,翻译说:“这位是中国运-8C型飞机的首席试飞员。”

迪斯把手收回,双手抱肘,眯起眼睛淡淡一笑,审视的目光落在邹延龄身上。人高马大的他不相信面前这位个小体瘦的上校军官会拉动那大型运输机沉重的驾驶杆,成为与他合作的中方首席试飞员。

邹延龄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但还是以主人的宽厚容忍原谅了他。他知道,是迪斯的身份和资历助长了他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傲慢态度。

看着摇晃着走开的外国人,徐培林悄悄说道:“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却要外国人来试飞,作为中国人,作为飞机的总设计师,我这心里很不好受啊!”

邹延龄心头一热,他感激地拍了拍徐总的手背。

按规定,飞行员在驾驶另一种新飞机时,为了熟悉飞机,要进行几个架次的感觉飞行。邹延龄做好了带飞的准备,但是傲慢的迪斯拒绝了。迪斯摇晃着硕大的花白脑袋说:“No! No!”

翻译有点为难地说:“迪斯先生……他说……他是首席试飞员,不可能让别人带着上天。但作为妥协,他同意进行座舱实习。”

邹延龄再一次宽容地退让了。为方便迪斯操作,工厂的人把座舱设备上的中文标签换成英文的,用不干胶贴了上去。

首次的感觉飞行开始了。邹延龄让出了左座,那是机长的位置。迪斯的大脚迈进了机舱,坐在右座上的邹延龄友善地向迪斯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吗?

关于邹延龄与这位来自美国的试飞“大咖”打交道的过程,我没有亲自捕捉到,我的同行、资深作家刘立波先生曾用细腻的笔触做过详细的记述:

四台发动机吼叫了起来,地面机务人员打出了可以滑出的手旗。

迪斯松开刹车,转动转弯旋钮,飞机却未滑动。他觉得是推力不够,顺手就去推油门,飞机忽地向前冲去。迪斯还没来得及旋动转弯旋钮,飞机已接近了草坪。

坐在右座的邹延龄一脚踩住了刹车。

迪斯有些尴尬地看了邹延龄一眼。

当迪斯掉头向另一侧滑行时,飞机在滑行道上扭来扭去,像认生一样,不听这个老外的使唤。迪斯停了下来,对随机的翻译说:“设备有问题。”

“设备没问题,是你的操纵不熟练。”邹延龄平静地答道。他知道,C-130的转弯操纵是摇轮式手柄,而运-8C是旋钮,迪斯初次使用,动作量当然不易把握。

他们调换了位置。邹延龄操纵飞机原地转了一圈,又滑了一个来回,灵巧轻盈,然后干净利落地飞了一个起落。

他们又把位置调换过来。迪斯主飞第二个起落时,飞机大迎角着陆,差点儿落在跑道头的草地上。若打分,这不及格。

下了飞机,迪斯哈哈大笑,亲热地用两只手抓着邹延龄的肩膀:“你很出色,很够朋友。谢谢你没把我赶下飞机!”他真诚地为自己的傲慢道歉。

迪斯不愧是试飞老手,他很快熟悉了运-8C。他在试飞中的表现是令邹延龄佩服的。在飞机的性能试飞中,要用仪器对试飞员的操纵动作量进行测定,并要求达到任务书的指标。在这方面迪斯尤其过硬,完成的拉杆量和急蹬舵动作,总是和要求相差无几。这没有多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

与邹延龄相处一段时间后,当初对邹延龄持质疑和轻视态度的迪斯, 喜欢上了这个小个子中国同行。刘立波在他的采访中注意到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

邹延龄十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细心观察体味着迪斯的每一个操纵动作,通过正副驾驶杆和舵的联动,感受着每一杆、每一舵的量与度。飞行后,他常常向迪斯请教技术问题。迪斯也有求必应,倾其所有。迪斯喜欢上了这个机敏好学的中国人,喜欢他对试飞工作的热爱和钻研探索精神。迪斯大概不怕这个中国人会跑到国外去争抢他的饭碗,而对每每想凑上来听讲的另外三个美国人,却总是摆手让他们走开。

迪斯不愧是行家里手,大约两周后,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两项风险科目就飞完了。按照计划,下一步应该是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的试飞。当公司将试飞计划书拿到迪斯面前,提出要试飞时,迪斯摇头了。

公司领导和翻译嘀咕了一会儿,翻译正要开口,迪斯再一次抢在头里,大声且干脆地说:“No!No!”

迪斯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翻译为难地双手一摊说:“迪斯先生不飞。”接着,他又补上一句,说:“看来与报酬无关。”

迪斯头也不回地走了,但他把内心的真实想法毫不掩饰地告诉了邹延龄:“这个科目风险太大,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不想把自己飞了大半生的名声栽在中国。尽管我也喜欢你们这个国家和你。我的同行就是在这个科目上出事去见上帝了——顺便说一句,他的本领可一点也不比我差。”

前后不到一个月,迪斯和他的三个同行走了,他们胸前的卡包里,装着中方付给他们的科目试飞费等共一百二十六万美金。

走前,迪斯出于对邹延龄的关切,悄悄说:“邹,很遗憾最后一个科目我不飞。我也许知道你在想什么。作为朋友我想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去冒这个险。要知道,一个试飞员的最高原则是,当试飞科目有可能让你把生命搭进去的时候——you  must refuse(你必须拒绝)。”

迪斯走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的科目搁浅。运-8C项目不得不停下。

运-8C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要求试飞员在最大起飞重量为六十一吨的情况下,探索出该机种失速的各种实际数据,以验证设计师在地面给出的理论推算是否正确;如果有误差,正向、负向的误差率是多少。比起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全载重失速自然是险上加险。

身形矫健的战斗机做失速试飞尚且危机四伏,何况运-8C这个体量庞大的“空中骆驼”,并且是全载重。飞机机体越庞大,载重量越大,就越笨重,越不便操纵,因而也就更加危险。难怪连自负的迪斯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尝试。

一向快人快语活泼好动的邹延龄突然沉默了,总是微笑的脸也不生动了。飞行员出身的试飞员们从来都是作息固定的,但邹延龄打破了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思考。吃饭的时候常常走神,睡着睡着,坐起来,走到桌前,开灯翻出笔记本。连上厕所都一蹲好半天。他大队部办公室的门,一关就是一整天,队员们走过走廊路过他门口的时候都会噤声,放轻脚步。有不知道轻重的还大声说话,立刻会有年纪大些的试飞员制止说:“嘘——别吵!‘鬼子在坐月子!”

试飞大队的老同志说,那一阵,邹延龄和大队的战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不在正常下班时间离开。

“是为了加班钻研吗?”我问。

老同志摇头说:“也是,也不是。”

我于是站在邹延龄当年的办公室外,望着紧闭的门,想象着这个小个子大队长当年将自己关在屋里时的心情。我当然能想到屋里的邹延龄日复一日地在做什么。邹延龄一定是在翻阅自己积累的一摞摞飞行资料、笔记,查看与迪斯试飞时的记录、体会,琢磨着一组组数据、一条条曲线,翻来覆去地读美国人写的《飞机失速、尾旋与安全》一书。

是啊,身為大队长的邹延龄压力太大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不能攻克,飞机不能定型,这款经过数年精心研制的新型运输机,就可能会夭折。而国防和国家航空业,都迫切需要这样的飞机,这种巨型“空中骆驼”,在运输机系列中独一无二,没有其他机型可以代替。

但为什么全大队的人都不愿意在正常时间下班了?我觉得似乎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

转过天的傍晚,我站在试飞研究院大门口,面前是一条笔直通畅的路。这条叫作“试飞路”的著名的大道从阎良市中心延伸而来,两侧梧桐树洒下浓荫,梧桐树后分布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中飞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等。路的另一头是一片密集的小区,小半个阎良城的航空人都住在那片叫作“凌云小区”和“红旗小区”的地方。二十多层高的航空大厦上,“航空报国  追求第一”的大字十分醒目。

不远处的厂区突然响起了音乐声,下午五点,下班的时间到了。

我看到了壮观的一幕:数千米长的试飞路上突然涌满了人,一律穿着式样统一但颜色各异的工作服,这一片是蓝色,另一片是红色,其中间或有粉红和云朵白的长褂,那一定是特殊科室的技术人员——一片一片云朵般从各个厂区门口飘出来,会集在试飞路上,会集成片片彩云的河流。他们全是二十上下或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统一骑着电瓶车,熟悉的工友们彼此说笑着,男男女女按响清脆的铃声,人人脸上笑容美好灿烂。于是,这条试飞路上每天早晚两次,上演壮观美好的仙音袅袅彩云阵列图。

我突然找到了答案——

全载重失速性能这个科目不飞,定型试飞就不算完成。不能完成定型,新机不能上马,不能投入市场,没有订单,公司就要停产、停工,仙音不响,彩云不再,邹延龄和大队的试飞员战友们就无颜面对这条壮观美好的彩云阵列之路。

的确,在那一天的那一刻,望着这片片彩云,连我都感到心头火热,热泪盈眶。

由于连续思考、钻研,“鬼子”病了。最早发现他生病的是妻子。妻子罗秋秀早上醒来时,赫然发现丈夫的枕头上落着一层黑黑的头发。

邹延龄自己也发现了,彼时他正在浴室里洗头,抬起水淋淋的脑袋时,他发现脸盆里落着一层黑乎乎的头发。

邹延龄住进了医院,他的头持续疼痛。妻子来看他,他盯着她拎着的大提包问:“东西呢?”

罗秋秀什么也没说,一样一样从提包里拿出来: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厚厚薄薄的书、鼓鼓的资料袋、纸、笔、计算尺……

他咧开嘴笑了,对妻子说:“你别劝我,等我想通了,我的头就不疼了。”

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飞行一样,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能成为试飞员。在飞行上,邹延龄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初入学时默默无闻,但一过体验飞行,他就脱颖而出了,他几乎总是同批学员中首先放单飞的。

年轻时的邹延龄性情活跃,教员们说他鬼机灵,还多少有点淘气。练跳伞,跳过一次后部分同学在这个科目上紧张得够呛,他却还有心情搞小把戏。在准备第二次跳伞的头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战友每人各捡二十颗小石子藏在袖中,约定等开伞后在空中开战,以击中对方多者为胜。每次跳伞时,伞离地面还有段距离呢,他就悄悄解了傘衣,手拉伞绳。等双脚一着地,他就第一个从五花大绑的伞衣中钻出来,看着一起跳伞的战友有的被落下的伞蒙住,有的被伞拖着跑,有的还在手忙脚乱地解伞衣。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军地双方联席会议上,邹延龄站起来,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只是语气更平静。他说:“美国人走了。我上!”

邹延龄说:“我想从运-8C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不再请外国人试飞!试飞领域不应该有迷信。外国人能飞的,我们能飞;外国人不愿飞的,我们也要飞。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

在邹延龄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二十多年前的自己,站在村头路口,和父亲告别。父亲一身寒酸的衣着,手里捧着一个纸包,那里面只有一元钱。

这一元钱还带着父亲的体温。这是当年父亲能给远行儿子的全部家当。

顺便说一句,在当年,试飞员的工资与普通飞行员的差距不大,邹延龄试飞高风险科目荣立一等功,也只有八百元的奖金。而同样的科目,如果请外国试飞员试飞,支付的报酬是百万元。

试飞有严格而繁多的审批手续,并不是谁想飞、谁敢飞就可以飞的,要经过周密的方案论证,对试飞员的资格、技术水平进行严格审查,最终要经国家最高的主管部门批准。

经过充分准备,邹延龄带领机组成员开始了中国运输机试飞史上首次大吨位失速特性试飞。

1990年11月26日上午,秦岭脚下某机场。

跑道一头,巨大的“空中骆驼”昂首雄踞在起飞线上。它宽大的肚腹中装满了山一样做配重用的沙袋。而在起飞线一侧,消防车、救护车和装载应急抢险设备的卡车一字排开,人们目送着邹延龄机组登上飞机。

这里有个小插曲。设计所副所长欧阳绍修要随邹延龄上机,亲自测试验证自己的理论数据。他爱人担忧得厉害,从飞行任务书下达后就开始哭。试飞员试飞重大科目是保密的,就是一般性风险科目,也是能不说就不说。欧阳知道妻子眼窝浅心思重,所以他的嘴巴是很紧的。可到了上机场这天,从家门到机场,妻子说什么也不离开欧阳,几个小时内哭了三次,就是不让他上飞机。

欧阳有点急了:“我说没事啊,哭什么哭!”

妻子哭声更大了:“什么没事?王老板(公司总经理)找了几十个棒小伙子,准备了几辆车,还有医院大夫组成了抢救队,这不都在那边站着!厂里头动员会都开过了,你还骗我!”

欧阳火了:“大队长来了!”

妻子只能松开手。

时间到了。跑道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震着机场周围的空气都在抖动。

邹延龄操纵着全载重的运-8C冲上了天。

飞机正常爬升,到了六千米高度的预定试验空域。放下起落架,襟翼增大至三十五度,油门减小。按行话讲,此时的飞机是非光滑型的,放下的起落架和襟翼增大了阻力,飞机的时速正大幅度下降。邹延龄双手紧紧握住驾驶杆,全神贯注地盯着倒退的时速表。机组的其他同志密切协同。

时速表的指示一格一格地往后倒退:六百千米、四百千米、两百千米……

已经超过了理论设计的失速性能指标了。飞机出现抖动,机头下沉。邹延龄清楚,此时飞机开始失速,这个时候,透过他的头盔,你一定能看到他的脸上浮现出招牌式的微笑:迪斯在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中的最低速度数据,邹延龄已经超过了。

按飞行计划,邹延龄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停止试验返航了。但是,通过多年的飞行,经验丰富的他和飞机之间已经产生了微妙的感应。此刻,凭感觉,他知道这架“大骆驼”还有潜力,还没有进入极限失速状态,仍有减速的余地。他镇定自若,命令机组:“各号位,注意协同。”他轻柔地带杆,飞机的速度在一千米一千米地减小,当然,危险在一分一分地增加。

时速还在下降……这时每下降一千米,都无异于向死神靠近一步。

“大队长,行了!别减了!”有人在一旁提醒。

邹延龄一边密切注视着仪表板,一边紧握驾驶杆,他的声音异常沉静:“还有突破的可能。”

飞机抖动加剧了,继而开始了摇摆,机头倾斜三十五度开始坠落,下降率已达每秒四十米。就在这时,他听到嘭的一声响。这是飞机尾翼失去操纵的反应。他知道这一回飞机到极限了。

此刻,飞机正呈自由状态向下急坠,如果在十二秒钟内不能改出,后果不堪设想。邹延龄猛吸一口气,迅速蹬舵、压杆、推油门,将正在下坠的飞机改平,加大油门后,飞机重新跃入蓝天。

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成功了!

邹延龄兴奋地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我们飞出了每小时x-13千米的速度!”

为了验证这一科目真实可靠的数据,邹延龄机组与机上科研测试人员一道,又在空中将失速动作重复了三十次!

邹延龄把美国人在同类飞机上试飞的每小时x千米的失速特性,减小到每小时x-13千米。这非同寻常的十三千米差异,不仅表明中国的运-8C飞机有着比国外同类型飞机优越的性能,而且填补了国产运输机试飞史上的空白。消息报告到塔台。正在现场焦急地等待的运-8C总设计师徐培林,立刻将这个喜讯电告千里之外的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发来贺电,赞扬邹延龄机组以超人的胆量和技艺,飞出了外国试飞员没有超越的极限,飞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

邹延龄的大女儿邹辉那时在公司子弟学校读书,她在回忆这次试飞时说:

“父亲试飞全载重失速科目时,全厂上下都非常关心,很多人心里没底。临近试飞的那几天,父亲回到家里又是整夜整夜地翻资料。试飞那天上午,我照样上了学,可人在教室心在机场。老师讲课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的心随着忽远忽近的飞机轰鸣声一上一下。课间,我和同学们都在走廊上议论上午的试飞,说着说着,有个女同学谈起国外试飞这个科目失败的事儿。我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这种话。我让她不要说了,可她还说。我都气哭了,一向文静的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打了她一个耳光,哭着跑回了教室。好漫长的一上午,终于等到最后一节课下课,赶紧跑回家——”

一路飛跑回家的女儿见到站在家里手捧鲜花的父亲时,又一次哭了……

试飞完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后,邹延龄没有止步。五年后,他带领战友们又创造了新的纪录,将大吨位失速特性试飞由每小时一百五十九千米减小到每小时x-30千米。

不久,迪斯再次来到中国,这回是另一家公司请他来试飞。他走下飞机就提出想见见邹延龄。

两人一见面,便亲切地握手、拥抱,比比画画开始说笑,也没翻译,迪斯给邹延龄带来了国际试飞员驾驶协会的入会登记表,并主动提出当介绍人。参加该协会的试飞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科研试飞都签字有效。高大的迪斯用力摇着邹延龄的肩膀:“邹,我愿与你这样的强者交朋友!”

他们各买了三包红塔山,两包装在身上,另一包留在家里。红塔山每包十元。相对他们的薪水来说,这已经是高消费了。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才会买。

从试飞院大门出来,转过街角,再拐个弯,有个小店。这是主人借自家屋子开的一间私人小店。朝街的小店店面不大,里面的东西倒也丰富,价格算公道。店主人姓秦,平时不怎么说话,眼睛老是盯着收银的机子看。但他对来往的顾客都很熟悉,即使顾客都是着便装,他很容易一眼就从脸貌上看出,哪些是附近的街坊住户,哪些是“前头大院里试飞院的人”。

试飞员们都身材匀称,行动敏捷,还有个统一的特征:脸庞黑红,且皱。这是长期受高空紫外线照射的缘故。老秦当然知道这些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买东西不看价钱,而且一般只买那么几样:手帕纸、饼干、烟和打火机。后二者是每次必买。

日子久了,老秦发现,从他们买的东西上能看出他们的心情。

这天下午快吃晚饭了,小店进来几个人,老秦一眼就看出是试飞大队的试飞员。他们一起进来,直奔烟柜,每人买了三包红塔山——这是小店里最好的烟了。老秦的心揪了一下,他送给他们每人一只一次性打火机。

三个军人都没有打开烟来抽,而是把烟仔细地揣进兜里,走了。看着他们走出好远了,老秦觉得心还是紧的。他知道,平素这些军人都是抽三两块钱的白沙、黄金叶什么的,年纪大些的会抽红河。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才会买红塔山。

老秦认得三个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小个子,他是这里的大队长。老秦知道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做着关乎国家机密的了不起的事。

罗秋秀这天下班回家晚了几分钟,因为她的室主任把她叫住,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末了还说,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就吱声,如果忙不过来可以请假在家里休息几天。

罗秋秀有点纳闷,没病没灾的,请什么假呢?她惦记着赶紧下班回家做饭,没再多想,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刚走进家门口,就闻见一阵香味。她打开门,听到从厨房传来热油在锅里的声音——噢,老邹已经回来了。

女儿还没有放学,罗秋秀推开厨房门,看见邹延龄站在灶台边,手里举着锅铲,腰上系着她平时用的那条花围裙。罗秋秀边洗手边说:“今天回来得早啊!明天飞行吗?”

邹延龄看着锅说:“要飞。”

罗秋秀擦着手说:“明天要飞行,那就不用忙乎了,我来吧,随便吃点就行。”

邹延龄高举着锅铲让过妻子伸过来的手,笑着说:“我讲过,前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吃了不少苦,现在我应该为你还债。”

罗秋秀笑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去外头坐着,看我今天给你们娘儿俩做顿好吃的。”邹延龄兴致勃勃地说。

罗秋秀有一点点不解,她觉得丈夫今天有点特别,可又说不上哪里不一样,她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她看到,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盒没拆封的红塔山。

几个月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那一次,丈夫将要试飞失速特性风险科目。飞行的前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丈夫身后的她听见与丈夫并排走着的设计所欧阳绍修副所长问:“万一出事怎么办?”

邹延龄笑笑说:“走就走了吧!发的保险费,组织上会替我们安排的。父母、妻子、孩子各三分之一。”

邹延龄说完,站下,接着又说:“先不回家,我得去买两包好烟。如果摔了,就把烟带走;如果没有摔,下来就发烟……”

欧阳也跟了上去。

她站在他们身后两米远的地方,什么都听得见,但她什么都没说。

那天丈夫回到家,淡淡地说,回来晚了,和欧阳去了趟小超市,各买了三包红塔山,两包他装在身上,另一包留家里,回来抽。

她看见他把烟正正地放在茶几上,她知道他不会说,所以她什么都没问。她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丈夫会时不时地把红塔山放在茶几上呢?之前,她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一点也没有多想。

女儿回来了,放下书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红塔山喊起来:“嗬,妈,爸爸抽上红塔山了。”

她厉声说:“放下。”

女儿愣了一下,不明白地看着妈妈。

她缓和了一下:“噢,别动你爸的烟,快去洗手吃饭吧。”

今天,一模一样的红塔山再一次静静地躺在茶几上。罗秋秀静静地坐着,听着厨房传来的丈夫的炒菜声。

“开饭啦——”厨房门大开,邹延龄左右手各端着一盘菜。

罗秋秀仰起脸,努力绽出灿烂的微笑。

发动机空中停车再启动科目,要求飞机升空后在规定的不同高度不同状态下,先关掉一台发动机,三分钟之后重新启动。之前国外的同类机型在这个科目中数次发生过机毁人亡的事故,所以航空界称这一风险科目为“飞行禁区”。也因如此,我国的运输机试飞中长达三十年无人涉足这个领域。但是按照国际民航业的规定,运-8C型飞机要想拿到民航总局颁发的适航证,这是必须完成的科目。

人们把希望的目光再次投到邹延龄的试飞大队身上。

运-8C试飞组是多乘员机组,试飞需要大家互相配合,密切协同。邹延龄明白,光靠自己勇敢承担还不够,必须依靠大队和机组其他同志共同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共同完成。

入夜,试飞大队的工作室里灯光明亮,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材料和图表堆了一桌子,邹延龄和战友们围坐一圈。

“这个科目的重要性不用说了,我和大家一样,也知道它的危险性。说老实话,作为大队长,我可以去跟公司说,我们不接这工作,因为它不在我们试飞大队承担的任务范围之内。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飞,国内再没有其他单位和人员能够承担这活,公司只能再次请外国人来试飞——”

邹延龄顿了一下,看着大家说:“我算了一下,请外国人飞,时间耗费先不说, 经济上要付出上千万元人民币的代价。中国的航空工业还不富裕啊,让外国人来试飞,这么大一笔钱,多少人得勒紧裤带攒外汇。作为军人,作为试飞员,我们得为国分忧。”

大家都沉默了。确实,大队长邹延龄的这番话,诚恳朴实,没有一点大道理。

“试飞不是傻飞,探险不是冒险。我仔细研究了这个科目,也和技术人员反复交流沟通过,我认为,只要公司方面技术保障没问题,我们就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

一个老试飞员先举手表态了:“飞吧,只要大队长在。”

其他人也都举起了手:“大队长,我们跟着你飞。”

正当邹延龄和战友们紧锣密鼓地做试飞准备的时候,他们接到了一个通报:

兄弟单位发生了一等飞行事故,牺牲的试飞员所进行的科目,恰恰就是空中发动机停车再启动科目。按照相关规定,如果邹延龄此时提出,他们小组的该科目试飞工作可以先搁置。

邹延龄什么也没有说,每天按时带领小组成员继续进行技术攻关准备。

这天上午,技术讨论正在进行中,小组成员中的领航员刘兴的电话响了,是他的妻子王杰打来的。刘兴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我上班。忙着呢!”

王杰说:“我知道你上班。你在干嘛?”

刘兴说:“科目准备呗——”

王杰的声音变了:“咱不飞了行吗?”

王杰就在出事单位所在的飞机制造公司工作,试飞失败这样的消息,家属们是最不能听到的。

王杰的声音带着哭腔了:“别飞这个科目……你也飞了大半辈子了,咱们现在啥也不圖,只求你千万别出事……”

王杰的声音很大,项目小组的同志都在一起,人人都能听到。刘兴赧然。刘兴是大队里的老同志了,也是邹延龄机组的老成员,以往的大部分风险科目都是他领航的。

邹延龄伸手说:“刘啊,让我跟小王说几句吧——”

邹延龄接过刘兴递过来的电话说:“小王,谢谢你的提醒。你放心,试飞前我们一定认真准备,不会出什么事……”

电话里的哭声弱了:“大队长,我知道你细心,我就是担心——”

邹延龄说:“你的担心是正常的,而且你的这种担心更提醒我们要充分准备。你放心,先冷静一下。这样吧,我先飞,让你们老刘后飞,好吗?”

王杰在电话那头放声大哭。

放下电话,邹延龄笑着问刘兴:“你敢不敢飞?”

“你敢我就敢!”刘兴说,“不就是陪你再走一趟死亡线吗!”

刘兴转向大家:“飞吧,只要大队长和我们在一起!”

下班了,邹延龄向院子后街那家熟悉的小店走去。明天就正式飞行了。他要买几包烟。平时他喜欢抽烟,但因为工作和身体的要求,他对抽烟量控制得很好。

身后有脚步声,他回了下头,组里几个抽烟的战友跟在身后追来了。

去小店转了一圈,买几包烟。他们声音长长短短地说。

于是有了本节开头那一幕。

他们各买了三包红塔山,两包装在身上,另一包留在家里。红塔山每包要十元。相对于他们的薪水来说,这已经是高消费了。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才会买。

“等咱们飞回来了,庆祝一下。”邹延龄笑着说。

“对,下了飞机就散烟。”大家也笑了。

那个晚上罗秋秀看到了家中茶几上放着的一包没有拆封的红塔山,她没有看到的是,在大队政委薛维勤上着锁的抽屉里,放了一封封了口的信,那是几天前邹延龄留给她的。毕竟空中停车再启动是一级风险科目,毕竟是首次试飞,邹延龄把各种后果都考虑到了。他留下一封 “委托书”:

秋秀,过几天我去某试飞基地试飞,有一定风险,现交代如下:我们家庭是幸福家庭,但在此之前,我负你的太多,以后有机会一定偿还。这次执行任务如有险(闪)失,家中积蓄请按三个三分之一分配,即你和孩子三分之二,大姐三分之一,因我小时候的成长,大姐的帮助太大了……。

延龄

1993.9.8

1993年9月12日,上午,天气晴好。跑道尽头,巨大的运-8C飞机静伏着。

一行穿戴齐整的试飞员们呈一字列走向飞机,阳光在他们身上打下漂亮的剪影。

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五十多名专家观看着这一决定运-8C型飞机命运的试飞。按惯例,机组登机前,每个人都发了降落伞。

邹延龄坚决不系伞:“我不能系这玩意儿。”

邹延龄脸上是他招牌式的微笑,平静、安然,如轻风一般:“我是机长,系着它给大家的感觉是没有信心。真要出事,其他人都跳了我也来不及跳。”

13点48分,飞机准时升空。

14点08分,飞机爬升至四千米,到达预定空域。

14点27分,邹大队长命令:顺桨(即关闭发动机)!

机械师李惠全扳动顺桨手柄,顿时,机舱外爆出一声巨响,右侧4号发动机转速表瞬间为“0”。飞机靠三台发动机保持飞行。这时的最大危险不是停掉一台发动机,而是关掉的发动机如果启动不起来,会造成“风车状态”,产生的反作用力一旦使飞机失去控制,就会发生灾难性后果。

右侧4号发动机停车所造成的偏转果然出现了,停车的发动机产生的负拉力与左侧正常工作的数字号发动机产生的推力相加,使飞机难以控制地偏斜。这就是“风车状态”。

按规定,停车后的发动机必须等三分钟,冷却了才能重新启动,以检验发动机的可靠性。

等待三分钟。

三分钟,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不足挂齿,它可能还不够喝一杯茶或者吃半碗饭的时间,但对于空中的试飞员们来说,度秒如年。每一秒,飞机都在危险的临界状态中盘桓着,没有人知道,在下一秒,飞机的状态是否会瞬然改变,进入失控螺旋。

机舱里十分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响。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岗位的仪表。机长邹延龄手持操纵杆,同时调动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感觉着飞机极其细微的变化。

14点30分,时间到了。邹大队长发出命令:“准备启动!”

机械师李惠全回答:“准备完毕!”

“启动!”邹延龄的命令一出,不到二十秒钟,各号位做完二十一个动作。 4号发动机的转速表指示针开始反应、动作,并且越动越快,这意味着发动机转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轰的一声闷响传进舱内,4号发动机启动!它以欢快的声音,加入另外三个发动机的大合唱。

发动机动力一平衡,飞机很快恢复状态。

他们在空中盘旋一周,完成规定动作,测评飞机开车空停又开车后的状态。

14点51分,巨大的“空中骆驼”停靠在机场跑道上。

迈出机舱的邹廷龄又一次没有来得及散烟,因为他被无数只手臂拥抱着。他也拥抱着别人。人们用最热烈、最激情的言语和行动向这几位英勇无畏的试飞员表示祝贺。

领航员刘兴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他要赶紧打电话向爱人王杰报平安。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刘兴哇哇地大声道:“我们成功啦!”

“成功了!真好!太好了!你继续飞吧,飞吧,只要大队长在……”电话那头的妻子喜泪作答。

历史记下这一列空中勇士的姓名:邹延龄、梅立生、刘兴、王景海、李惠全。

试飞成功后,航空工业部在发给陕飞公司的贺电里称——

这一壮举标志着运-8C型飞机试飞走上了新的里程!

这以后,邹延龄和同志们又试飞成功了十几个风险科目。设计方设计的空投伞兵时速为×千米,他飞到了低于这个时速五十千米以下,这意味着,伞兵离机后的集结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一。伞兵多是被投送到复杂环境,这一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危险性大大降低。他又将空投物资试飞的高度,修改为设计值的一半。降低设计的空投高度,意义重大。空投枪炮弹药、装甲车等作战物资,飞行高度越低,空投落点准确度越高,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小。超低空空投性能,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

在这之后不久,新华社发了一则电讯,报道空降兵某部官兵乘性能优越的运-8C型飞机,圆满完成南海某海域实兵空降演习任务。

只有懂军事的内行人,才明白这则消息对国防航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次出色的空降试飞。一位目睹试飞全过程的领导激动地说:“老邹,这么低的高度投送成功,我们的装备插上了快速机动的翅膀!”

邹延龄再一次微笑了,欣慰,自豪。

“我是错过了一些‘美丽的事物,但是我没有错过中国军人的良心。”

连续几天,邹延龄办公室的门都关着。路过的战友们习惯性地放轻了脚步,压低了声音。在他们的印象中,连续数日关门,一定是“鬼子”又在“坐月子”。

试飞是一项科研实践活动,需要有科学的态度。邹延龄常说:“飞机离地三尺,飞行员全靠自己救自己。在技术上粗心大意、吃夹生饭,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必须有科学求实的态度和过硬的飞行技艺。”

鉴于此, 邹延龄在每次试飞一个科目前,都要对科目中的每一个架次、每个架次中的每个任务要求、机械原理、空中动作,等等,从头到尾进行深思熟虑的精心准备,尽量多地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及应对方法。他认为,如果没有把握,逞一时之勇,那就是拿国家的巨额财产当儿戏,也是对科研人员辛勤劳动的不尊重。

运-8飞机有数万个零部件,集各种新技术于一体,要弄懂各个部件的特性和工作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年来,邹延龄在攻下大学函数、三角几何、微积分等课程的同时,还啃下了数以百万字的军事科技和航空理论资料及书籍,做了近二十万字的学习笔记。总设计师徐培林称赞邹延龄“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飞行力学和空气動力学功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专家型试飞员”。大队的战友们都知道,办公室的门一关,或者一段时间见不着他,就不能去打扰他,那是“鬼子”在“坐月子”——学习,思考,钻研某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试飞大队不久一定会有新举动。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地等待着,等待着他们的大队长“出月子”。

可是这一回,大队长办公室的门关了有些日子了,一直没有开。一深入打听,大队长出国了,去了美丽的Y国。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运-8飞机技术的不断改进,运-8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首席试飞员的邹延龄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关注。

国内一些航空公司想挖他去当飞行教员或担任领导,一家航空公司想聘请邹延龄去当副总经理,并承诺给予丰厚年薪。

邹延龄婉拒了,他说:“部队需要试飞员,我还想为国防做些事。”

对方也很会说话:“到了民航,也一样为国家做贡献啊!在军队你只能干到五十岁,到了民航,以你的身体和技术,能干到六十岁,还能多些时间为国家工作嘛!”

邹延龄的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谢谢你们的好意。军队培养一个试飞员不容易。空军党委和首长对我们很关心,很照顾,我作为一名军人和共产党员,不能见利忘义,一走了之。空军其他行业的战友们对飞行员也很理解和尊重。我要把全部心思和才能都用在军队建设上,用在试飞事业上。”

转过年,又有一家航空公司领导使出高招,说只要邹延龄同意,可以花一笔钱让他先去接受培训,学完后,去不去工作随其自便。邹延龄还是毫不动心。他对前来聘请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不会离开试飞大队的。运-8需要我,我也离不开运-8!”

国外某些飞行机构也开始打他的主意。

20世纪90年代开始,Y国有意向中国购买大运飞机,他们相中了性能卓越的运-8。Y国数次派出飞行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实地考察,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审看检验,他们一次性向中国定购了数架运-8。双方商议,由邹延龄带队,将出厂定型后的飞机交付Y国。

送飞机的任务是保密的,眼看出发日期就在眼前,他才告诉家里,并让妻子多准备两件夏季的衣物。妻子罗秋秀说:“重新置办两件新衣服吧。我陪你去买。”

邹延龄说:“算了。这两天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没空上街。”他还笑嘻嘻地说:“反正又不是去相亲。”

罗秋秀也笑了:“能相也是好事啊!”

Y国的9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也是这个热带国家景色最漂亮的时节,到处花团锦簇,色彩缤纷。长期在西北基地工作的邹延龄一下飞机就被这层次丰富的景色吸引,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经过仔细检查和试飞,Y国对这批来自中国的飞机十分满意——不仅性能质量与之前约定的完全一样,而且厂方还特意精心给飞机做了内外装饰,布置得焕然一新。当邹延龄飞完最后一个验证试飞的起落,飞机稳稳地落在跑道上时,机场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飞机交接顺利完成。Y国对中国送来的飞机和送飞机来的中国飞行员们十分满意,选了一个日子举行了一声盛大的招待宴。接到邀请后,带队的邹延龄事先召集送机小组全体同志开了个小会,重申了外交礼仪和注意事项。

到了宴会这一天,邹延龄换上了那件半旧的正装。他还没走到宴会大楼门口,一群人就亲热地围了上来。

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邹延龄也很激动。这些是他过去带教的学员,或者学员的学员,听说邹教官来了,都赶来看望。在Y国,像他们这些受过外国飞行专家带教的试飞员和飞行员都能享受很好的福利待遇,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开着各式小轿车来的。

接待方的规格很高,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不仅聚集了一群军方要人,还有不少商界巨贾、贵妇名媛。男人们个个衣着笔挺,女人们人人珠光宝气。满眼的金碧辉煌、玉背粉肩。

敏感的邹延龄发现,总有几个人在他的周围不远不近地用探究的目光打量他,还有几位相貌出众的女子总在他的视线之内转悠,不时凑到他身边,举起手中的酒杯向他嫣然一笑。

邹延龄淡淡地笑着,礼貌且有分寸地点头回应,感觉到了一种力量在向他暗暗逼近。

酒至半酣,一个熟识的身影来到他身边,一边亲热地打招呼,一边挥手叫侍者再送一杯酒来。

他穿着笔挺的军装,上面的将星闪着金光。这是一位高等级军官,邹延龄还记得当年他以“试飞员”身份跟自己学习某型飞机的飞行时,在基地的模拟器上,自己一遍遍地教授过他特别的动作。

将军笑吟吟地走到邹延龄面前,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邹先生,能再次见到您真是高兴!”

邹延龄微笑着看着他的军衔说:“恭喜,我相信你的仕途同你的飞行技术一样有长足的进步。”

将军再一次大笑:“我不会忘记先生您对我的悉心教导,先生的精湛飞行技艺令我景仰。我以为我比其他人幸运得多,因为我曾经得到过邹先生的面传亲授。我本人,还有我的学生们,都想请您留下来——事实上,这里的许多人都曾是您的学生,还有更多的人,也想成为您的学生。您不用担心,您的任务很单纯,只是技术上的教授而已——”

将军凑近了些说:“不用您开口,邹先生,我可以用我们的途径同您的上司交涉。如果有任何不方便,全部由我们负责解决——”

将军将一杯香槟酒放在邹延龄的手上:“至于待遇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您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满意答复。”

将军再次凑近,声音略略放低:“只要您愿意,我保证我们可以满足您的一切要求,包括——”

将军头也不回地伸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邹延龄只觉得香风袭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仿佛从天而降来到他们面前。她衣着华美,姿态曼妙,美艳不可方物。

将军的嘴角含着意味深长的笑:“只要您愿意,我们有很多的姑娘愿意给她们向往的英雄敬杯酒。”

“哈啰,上校先生。”随着媚人的声音,女郎贴到邹延龄跟前,手上的香槟酒连同身上暖暖的脂粉气息一起扑向邹延龄,“邹先生,您看我的皮肤怎样?”

仿佛是为了更好地打量对方,邹延龄微微向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与她的距离,同时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说:“这位女士的确很美丽,丝毫不逊色我们东方的女性——”

邹延龄低头喝了一口酒,避开女郎诱惑的目光,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在此之前,有关方面为他们出国办理护照。一系列程序走完后,拿到护照时,他们发现,对方领事馆给同行的机组其他成员的护照有效期签的都是三个月,唯独邹延龄的是破例的三年。

看来,对方是蓄谋已久,想尽办法想让他留下来长期任教。

音乐响起了,宴会厅歌舞升平,斛筹交错。邹延龄指着将军笔挺的制服说:“你的衣服很漂亮,但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喜欢穿自家的旧衣服。”邹延龄目光坚定,继续说道:“将军阁下,非常感谢你的盛情,不过很抱歉,我离不开我的国家。”

邹延龄缓和了一下气氛,又说:“将军大概不知,我这个人十分惧内,用中国话说,叫作‘妻管严!”

邹延龄机智地化解了劝诱,也深知此地不可久留。宴会结束后,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情况。数日后,邹延龄和机组的其他同志登上回国的班机,回到了他们梦萦魂牵的试飞大队。

大队长回来了,试飞大队和工厂公司的同志們都十分高兴。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着这次出国的所见所得。几杯酒下去,几个年轻的试飞员开始嘴不把门,有两个胆大的说:“听说大队长在Y国受到很高的礼遇啊!”

“是啊是啊,大队长还有一段‘艳遇呢!”众人打趣着。

邹延龄微笑着:“是啊是啊,我是错过了一些‘美丽的事物,但是我没有错过中国军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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