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

摘要：作为一种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女红与中国女性日常生活及私人情感紧密相关。民国作家凌叔华创作于1925年的短篇小说《绣枕》以女红品“绣枕”为线索，揭示了五四运动后处于新旧文化交替中旧式贵族女子的矛盾处境。“绣枕”在此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物品，更是深具文化意义的意象，是它的制作者乃至整个女性群体的生命价值写照。本文从目的、作用以及制作过程等角度细致论述并分析了“绣枕”的多重含义，在探讨女红活动与女性生命隐喻关联等方面做了一种尝试。

关键词：《绣枕》 凌叔华 女红

《绣枕》是民国作家凌叔华创作于1925年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待字闺中的旧式女子“大小姐”为谋求如意郎君而精心刺绣一对靠垫，最后希望落空的故事，揭示了五四运动后处于新旧文化交替中旧式贵族女子的矛盾处境。故事以这对靠垫，也即后来的绣枕作为线索：两年前的炎炎夏日，大小姐奉父之命赶工绣一对靠垫，它将作为一件礼物送到白总长家，大小姐在这辛苦的刺绣过程中，暗暗期许着借此获取白总长家二少爷的青睐;两年后，这对靠枕辗转回到了依然待字闺中的大小姐手中，原先鲜亮精美的靠垫已遭污染，被改装成了仆人小妞儿的枕头。原来，这对精美靠垫送到白总长家的第一天，就被喝酒的客人吐脏和踩踏，随后二少爷将其赐予下人，大小姐的希望也随之落空。

在此，靠垫既是一件礼物——对于老爷来说，华美的靠垫赠送给白总长，有结交权贵的意味，又是表露大小姐心意的一件信物。正如诗人翟永明在《天赋如此——女性艺术和我们》中所言：“一针一线，既能穿丝结物，也能缝新纳故。古代妇女除了用作女红外，也被当作笔墨传达的心意。”①在当代中国，這一习俗仍以编织较为简单的围巾、毛衣赠予情人的形式继承下来。《绣枕》中，当张妈打趣大小姐和白总长家二少爷时，大小姐脸上的红晕及后来被闺中女伴取笑后的羞赧和喜悦，已昭示了她对这一可能的婚事及婚嫁对象的期许和希望。拆了又绣的鸟冠子、配了十二色绿线的荷叶、用了四十多样线的凤凰尾巴……细密繁复的刺绣品中潜藏着她的少女心意。所不同的是，靠垫作为信物并非是私下赠予心上人，而是以父亲的名义公开地赠予白家，这既是高门贵族女子在礼制规范下的矜持，更显示了家族联合的婚姻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靠垫还是一份嫁妆。白家二少爷是大小姐潜在的“未婚夫”，靠垫正是女方用以缔结婚姻的一部分资产。美国学者白馥兰曾在论述妇女纺织时说，“与穷人家女子装在嫁妆箱中适于销售的布料一样，上层妇女的嫁妆也是建立新娘较高地位和赢得尊敬的手段”②。而嫁妆的内容往往是新娘亲手织造的布料，在贵族家庭中，织造被技术要求更高的刺绣取代，以此来增加陪嫁的经济和个人价值。在《绣枕》中，大小姐费尽心思的成果——靠垫是精致华美的，富于实用性和象征性。它的实用性来自于大小姐精湛的女红技巧，象征性乃是大小姐的女德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两者皆是大小姐在婚后赢取较高地位的必要因素。《宁波谜语》中详细地解释了女子刺绣的符号意义：“女孩子学习刺绣出于两个目的：准备嫁妆和满足为人儿媳的严格要求。每一个年轻女孩有责任为所有嫁妆所需的铺盖、鞋子等绣花。刺绣是德行的一种象征，也是社会阶层的一种标志。对绣花来说，一个人必须有闲暇、长年的训练以及所有那些与这一特殊生计相伴的设施：一间洁净的房间、天热时的一把扇子、精致的丝线和绣花针、摆放绣花架的空间。”③由此看来，刺绣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及其所匹配的设施，都是对绣女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注解。大小姐花了半年时间来绣这对精细的靠垫（从文中可以推断出，从春天一直绣到三伏天），其间需要仆人张妈打扇子，需要一间清净宽敞的房间以及各色珍贵丝线，而这一工作的前提是她常年刺绣所积累的丰富的女红经验，且其刺绣目的并非为了在经济领域流通——这些都表明了大小姐所来自的社会阶层，并向潜在未婚夫及其家族传达信息。与大小姐形成身份对照的小妞儿，则既无闲暇也没有掌握相应的技术来承担这样的刺绣工作，她们所掌握的仅限于基本女红技术。由于阶级差异而无缘欣赏靠垫的小妞儿，最后将被损耗的靠垫缝补成了枕头，可见小妞儿也懂得基本缝纫编织技术。“可以说，每一个少女，有意或者无意，都在为出嫁那天做准备。龙和风、鸳鸯和蝴蝶，每一种图案都是夫妇之乐的一种象征。”④靠垫上那花费巨大功夫的凤凰，也是大小姐对夫妇之乐的向往。

不仅如此，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嫁妆，靠垫也在经由新娘到未来夫家的展示过程中，转而成为一种公开的教育。在《陪嫁妆奁》中，汤康雄描述了民国时期宁波地区准备嫁妆的过程，展现了嫁妆（新娘的刺绣品为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公开教育的现象，其地习俗规定：女子在出嫁前必须亲自上棚针绣，绣品，也即出嫁妆奁包括枕套、床围、镜盖、花鞋之属，这些陪嫁妆奁通常用扛箱装载，“富贵人家，百数十扛，不足为奇，道经之处，观者塞途，莫不啧啧称羡”⑤。《绣枕》中，张妈对大小姐的手艺赞叹不已时曾说道：“哼，这一封靠枕儿送到白总长那里，大家看了，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得挤破了。”可知女子精美的刺绣会为自己及其家庭赢取好的名声。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做完那对靠垫以后，送了给白家，不少亲戚朋友对她的父母进了许多谀辞”。靠垫背后隐藏了这一信息：大小姐的父母以多么高超的技术培养了她，因而才为她的父母赢来许多谀辞。可以想象，这一现象转而对其他贵族女子及贵族家庭提出了女红训练上的要求，进而成为一种公开教育。只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抛弃旧文化”的浪潮里，大小姐的命运显示了她们长久所受的女红训练的不合时宜。

以上主要从目的、作用角度来看靠垫的意义，从靠垫的制作过程来看，可以发现刺绣乃至女红活动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意味。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妇女作为重要生产者，其女红活动具有经济层面上的意义，而随着纺织品生产的商业化和专门化过程，女性不再是纺织领域的主要生产者和关键技术掌握者，女红的经济意义逐渐弱化，更多地呈现出道德层面的意义——出于培养女德的考虑（关于这一变化，白馥兰的著作《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中有细致具体的论证）。

与此同时，女红的内容在不同阶层中发生分化：贵族阶层的女子由于并不需要纺织、缝纫等获取经济价值，转而从事刺绣，这是一项更加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活动，能打发大量闲暇时光。精湛的刺绣手艺出自于长久的训练，因而这种训练往往从女子小时候开始。大小姐绣出活灵活现的翠鸟，并博得许多称赞，这绝非短期之内学成的技艺。“光阴一晃便是两年，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活”，一个“还”字，点明了大小姐长期刺绣并将一直绣下去的情形。这样长期的训练意味着什么呢？“纺织的学习教导着基本的妇德如勤奋、节俭、有条理和自律。在古代早期，出身高贵的女孩從八九岁学习纺织，其时，她们的兄弟开始读书和服兵役……虽然上层家庭早已在市场上买布以供需要，但父亲仍然训诫女儿学习纺织以懂得尊敬下层人民的辛苦劳作，织麻布以习得节俭的美德。”⑥纺织教导着勤奋、节俭、有条理和自律，刺绣作为女红活动也教导着勤奋、自律和欲望的节制。《绣枕》对大小姐刺绣时的身体动作描写，有开头的“大小姐正在低头绣一个靠垫…‘大小姐答完仍旧低头做活”“大小姐抬头望望小妞儿……她不觉皱眉答”“大小姐换线时偶尔抬起头往窗外看”“她低头看见自己的胳肢窝汗湿了一大片了”这五处，可以发现大小姐在刺绣过程中是几乎静坐不动的，而刺绣本身也是一整套细微的动作，在漫长的时光中，“只听见绣花针噗噗的一上一下穿缎子的声音和那扇子扶扶轻微的声响”。刺绣时安静而细小的身体幅度，“实际上也直接构成了身体性的训练，它意味着节制而不是放纵、柔顺平滑而不是狂放不羁、精细的魅力而不是强壮的力量”⑦。张妈夸赞大小姐时，“大小姐嘴边轻轻的显露一弧笑窝，但刹那便止”，这正是一种自我约束，是情感表达的限度与节制。

另一方面，漫长的女红活动也足以消耗女性的全部欲望，从幼年到出嫁，从娘家到夫家，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动作中，女性的欲望被磨平、抚顺。翟永明的诗歌《编织和行为之歌》中“那女人两手不停/她编织一件衣裳/毛茸茸的衣裳手感柔软/表面像桃子，丰满、蛰手/她置入一颗孤独的心/消耗她的激情于是平静”，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看法一致，曼素恩的著作《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有一处注释里提及了基督教传统中贞洁与纺织品之间的联系：“处女（ spinster）”一词就反映了贞洁与“勤奋的献身于纺织和刺绣”之间的关系。⑧除此之外，“刺绣是比纺纱织布更‘纯洁的，因为纺纱织布者不得不下到田野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棉花等物，这使她们必须与男人接触”⑨。这或许从另一角度解释了小妞儿为何没能欣赏到尚处闺阁之中的靠垫：大小姐见小妞儿很脏，便拒绝了小妞儿看一看靠垫的请求。这里的“脏”，极可能不仅仅指代物理意义上的污垢。作为下人，小妞儿在劳作中须与不同的、更多的人群打交道，受到闺阁外公共空间的“污染”，这与处于单纯闺阁世界中的大小姐是不相合的。为了不弄脏洁净的线，大小姐不停地洗手然后涂上滑石粉，小心地保持这对靠垫的洁净，如同保持自己的贞洁。在故事结尾，我们发现这对靠垫原来早在做好送去白家的当天，就已被吐脏、踩踏，这意味着大小姐的作品——包括靠垫和她自己（靠垫是大小姐创造的一件艺术品，在这过程中大小姐也用传统女性道德观创作、塑造着自己）——并未得到应有的期待中的重视，反而被男人忽视乃至于鄙弃。

事实上，在大小姐塑造自己的同时，她就如同靠垫一样，兼具“产品”与“艺术品”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是按照市场需求（男性需求）来创造，具有一定标准、规格，以刺激消费者（男性）的欲望为目的;一方面具有观赏性、品评性。这也就注定了大小姐的必然命运：作为一件艺术化的“物”，无论是否“销售”出去，物在流通、使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磨损、破旧、废弃的结局。绣枕上的翠鸟原先是灵动而富于生命力的，“那翠鸟的眼睛望着池子里的小鱼儿真要绣活了，那眼睛真个发亮”，到后来“这鸟听说从前都是凸出来的，现在已经踏凹了”，以及“这荷花不行了，都成了灰色”，物在流通过程中被损耗，与大小姐（女性）被损耗的生命相匹配。这与张爱玲对女性的描述如出一辙，如“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越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⑩。

总的来说，《绣枕》中的女红活动具有道德规范意义，“绣枕”即无数个如大小姐般的女性的生命价值隐喻，从此生发开去，可以发现女红活动在界定女性身份、确立女性地位和建构女性空间等多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圈

①翟永明：《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②⑥[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第162页。

③④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第202页。

⑤张行周：《宁波习俗丛谈》，民主出版社1973年版，第213页。

⑦宋晓萍：《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⑧⑨[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第221页。

⑩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