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江，魏在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引 言

构式压制（coercion）是构式语法中一个核心概念，也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机制之一。它可以使得词汇意义或语法功能产生异乎寻常的效果，也是基于用法（usage-based）的语法机制的必然结果。同时，构式压制是语言使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受到诸多语言及认知机制的影响与制约，它起作用时产生有标记（marked）用法。曾冬梅等认为，在表示同一语法关系时默认情况与非默认情况用无标记表层结构或有标记结构，且英、汉语中的内在驱动因素各有不同。①参见曾冬梅、邓云华、石毓智《从汉英偏正结构看构式的设计原理》，《外国语》，2018年第1期，第43-48页。但对构式压制的研究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人过于偏重构式压制的过程及其效果，以及语用机制，凡是异常搭配或非常规用法皆以“压制”一言以蔽之，从而忽视了构式压制对一些语法现象的解释力，②温锁林认为词语素临时衍生出来的一些功能是由构式压制产生，却将“我见我闻、我娱我乐”等（错误地）“压制”成“我A，我B”构式的语式（《当代新兴构式“我A，我B”研究》，《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1期，第82-91页）；施春宏认为影子论元是强制性剪切的结果，但并未能详述其因（《影子论元的句法效应及其认知解释》，《汉语学习》，2018年第1期，第3-17页）。且对于构式压制的认知机制探索不足。

体验性是介于语言与认知之间的一个环节，它是构式压制的触发机制（trigger），也是构式压制的限制（constraints）机制；转喻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语言具有转喻性，那么构式压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构式压制的体验性与转喻性，既可以延展与加深人们对构式压制的理解，还可以更微观、更清楚地看到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

二、构式压制

为了解决语法与语义的接口问题，Goldberg构式语法提出动词参与角色与构式论元角色的熔合（fuse）；为了限制那些不兼容的动词进入构式，她又提出构式限制。即便如此，实际使用中仍有许多本与构式不兼容的动词进入构式，如不及物动词进入双及物（致使移动）构式，从而引起冲突。于是她引入了“压制”的概念。“压制”有“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两种观点，分别承担各自在词汇义与构式义不兼容或不匹配时的责任。我们认为构式压制可分为规约性压制和非规约性压制。规约性压制是已经固化了的构式压制；非规约性压制是还没有（完全）固化的压制。本文主要涉及非规约性的“构式压制”，也即，将“构式”作为使得词汇产生变异的主要责任方来考察。

Goldberg举了两个例子：

（1）Samsqueezedthe rubber ballinsidethe jar.

SamurgedBilloutsideof the house.[1]50

她认为上例中斜体的四个单词“squeezed、urged、inside、outside”单独看都没有“移动”的意思。这就需要一种特别的配置，使得句子产生该意义，否则句子不成立。这种配置不能由动词或介词本身产生，只能是构式“压制”提供。她还特别指出这种压制不仅仅是语用过程，它必然是由特定的构式产生；为了使得压制变得可能，“词汇意义与压制后的意义之间必须存在某种意义连接”[1]159。至于这种连接是什么，她并没有交代清楚。

Goldberg 还认为构式压制是构式语法的一大优点，它可以避免循环论证，从而是真正的“最简方案”，如例（2）的分析：

（2）S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1]50

在（2）中的“sneeze”是不及物动词做了双及物动词用，其根本原因是致使构式使然。由于在致使构式中不及物动词得到浮用，构式压制使之又获得两个论元。这样避免了为了证明它可以做双及物动词，就在字典里加入这一词条，然后再如此证明的循环论证过程。同时，由于该浮用是由构式（压制）“授权”，该义项就不需要加到动词的词条之中，如此一来动词也无需过多的词条，是真正的“最简方案”。这就正如Michaelis明确提出的构式压制思想：

‘If a lexical item is semantically incompatible with its syntactic context, the meaning of the lexical item conforms to the meaning of the structure in which it is embedded.’[2]

（如果一个词项与其句法语境在语义上不兼容，其意义就要与其所嵌入的结构一致。）①括号内内容为作者译。

构式压制思想在中国学者中得到更多的研究。李勇忠和王寅都基于ICM着重研究构式义与词汇义的压制互动，后者还涉及到词汇压制的转喻机制。②参见李勇忠《语义压制的转喻理据》，《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第433-437页；王寅《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的互动及其转喻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第657-668页。对于构式义通过体验哲学基础的压制原理，前者着重于词汇义的压制，后者重在解释转喻机制的存在，尤其对转喻机制在解释体压制方面详细而清楚，但是对于词汇进入构式之后产生变化的理据方面，涉及甚少。

刘玉梅指出Goldberg与Michaelis的思想忽视了词汇与构式的互动作用，将压制力完全归于图式性构式有失偏颇，且构式语义的单维压制与构式的多维内涵不符，故而提出压制—传承结合的“多重传压观”，包含“认知参照点的选取”与“新语式的形成”两个过程，将传承观加入进来解释构式压制确实会增加其解释力；不仅如此，她也意识到了其中的“认知参照点是用于解释转喻机制的”[3]。

侯国金提出“语用制约/压制假说”，指出了压制的语用性。他认为语言使用有“正用、浮用、巧用、误用”。其中“‘浮用、巧用’是出于语用压制的使用；‘误用’也是临时语境下压制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浮用、巧用、误用’可能被语用压制，最后固化成‘正用’”[4]。语用压制也好，“误用”也罢，必然还是需要理据性的（如语义/音连接），否则，临时语言使用最终难以进入语言社团。

构式压制也可以认为是动态的。一是临时性（ad hoc）的用法。这种压制往往与语境因子有关，如说话人的语气、上下文、情景的制约等等。二则是较为稳定的。此时有压制和制约双重因素同时起作用。制约是构式本身对进入构式的部分内容有一定的限制；压制是对不完全符合制约而进入构式的部分内容的压制使之产生一定新的特征。构式压制的动态机制是语言处于稳定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

可见，构式压制是融语用、认知于一体的一种特殊的语法、语义手段，它基于构式与词汇的互动过程，使得词汇的语法、语义产生（部分）变化，以适应其即将嵌入的构式。问题是，构式压制何以使得词汇产生各种变化？这种作用的普适性如何？通过研究构式压制的体验性与转喻性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三、构式压制的体验性

体验哲学认为，人的认知基于其具身体验。“人类的范畴、概念系统的建立无不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其形成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认知和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5]。人的具身体验有以下特点：第一，人认知世界必须有立足点；人观察和认知世界的立足点各不相同。第二，有了不同的立足点必然有不同的视角。第三，不同视角会导致对世界的认知有所不同。同时，人的认知能力包含有运动感觉和记忆两种能力，这就导致认知具有两种特性：第一，对同样的事件人的运动感觉不完全相同，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的感觉也不尽相同。第二，记忆力也因人而异，对一件事情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衰退、（和受到以往的经验的影响而产生）变异。由于人的能力的限制，人们认识事物皆不可能认识其全部，只可能认识其一（大）部分，然而人们在意识上皆认为已经认识了该事物，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以已认识的一部分代替认识对象的整体，此为认识的（普遍）转喻性，显然，这与人认知的体验性同构。

构式压制本质上是转喻的，而其中的转喻本质上又是体验的，或者说，转喻作为一个凸显系统是体验的。一个构式的构式义从其规约用法来说也许十分有限，但从体验视角来看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固化的构式义只是凸显这些可能性中的一个（或数个）部分，通过转喻机制来实现。换言之，如果构式义在体验视角都没有可能性，在语言上是无法通过转喻来实现的。因此，体验是对于构式语义的一个根本制约。

（3）a.S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她喷嚏时将餐巾纸喷到桌子下面了。）

b.*She sneezed the book off the table.（*她喷嚏时将那本书喷到桌子下面了。）

例（3a）中的“sneez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词本身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却被当成了双及物动词用。从体验哲学视角出发，该词除了描述“喷嚏”这个现象（动作）外，还具备一些其他特征被忽略。人们在喷嚏之时，有一些气息传出来，这种气息由于其突然爆发具有一定的动能，虽然该动能十分有限。由于平时人们不会注意到这种动能的效果，因此在使用中被隐藏、忽略。而且与喷嚏更相关的事件是动作主体的健康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动能才得到凸显。当这部分得到凸显时，整个喷嚏事件由它代指（部分代整体）。

同样是“喷嚏”在（3a）中可行在（3b）中却行不通，因为由现实体验可知，正常情况下人的喷嚏所产生的动能十分有限，不足以将一本书“喷”出桌面。可见，构式压制也是受体验制约着的，不是随意压制、随意使得词汇的意义、功能或者语法产生变化的。再比较：

（4）a.She cough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她将餐巾纸咳到桌子下面了。）

b.? She breath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她呼吸时将餐巾纸呼到桌子下面了。）

c.*She smil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她微笑时将餐巾纸笑到桌子下面了。）

（4a）中的动词cough本来也是不及物动词，但是由于它有如sneeze一般的动能，在使用中，通过转喻过程将“咳嗽”这个整个过程中的其它部分隐藏，而将“动能”这部分凸显出来，因此也能受到构式的压制，变成一个及物动词，从根本上说，这是人的具身体验使然。而（4b）则不同了。Breathe有两个主要过程，一个是“吸气”，一个是“呼气”。前者几乎没有（向外的）动能产生，只有后者可能产生一定的、作用于其他对象的动能。如果这里的breathe只是“吸气”，该句显然不成立，即使用在致使构式之中，构式压制也不可能使之具备足够的动能让餐巾纸掉到桌子下面去。只有在凸显其“呼气”过程中，有可能产生一定动能，从而受到构式的压制（勉强）适合该致使构式。（4c）则完全不可以。因为根据实际体验，“微笑”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部分能够产生足够动能让餐巾纸掉下桌面，该使用没有体验理据。可见动词本身的使用与人的体验与认知密不可分，动词与构式是否兼容也还是一个体验与认知的问题。

四、构式压制的转喻性

又或者说，认知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语言建立在（对现实的）认知基础上。同时，每一层次之间存在“滤减现象”，即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减弱，见图1（图中的箭头表示转喻关系）：

图1 “现实—认知—语言”滤减关系示意

本文认为这正是上文所言之认知的两种特性所导致，这也同时体现了认知对现实的转喻（部分）性和语言对认知的转喻（部分）性，而“决定这个部分具体内容的因素是意向（intentionality）”[6]，具体内容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不做赘述。但无疑，人的意向性受到人的认知的限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语言对于现实是转喻的。该转喻的特征是部分代整体。为何要以部分代整体？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是如上所言人的能力的限制。二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比如要完成“描述一个人”这一任务。一是，无法做到将一个人的所有特征做穷尽性描述，二是通常将一个人的典型特征描述出来，达到可被识别之目的即可，毋须多言，此乃“奥卡姆剃刀”原则。描述出来的这部分特征为凸显，没有描述出来的部分为隐藏，这就是语言对现实的转喻性。可见，若从认知到语言看，每个人的语言水平不相同。如果认知是转喻的，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语言自然更是转喻的。正是由于认知的转喻性，语言系统变成了凸显系统，即所言者即为所凸显者（，所凸显者又体现了言者的意向性）。有了这一体验（哲学）基础，语言本身也具有转喻性，如上文所言转喻又具有凸显性。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转喻性才有了不同的词类的区别及其变化与互动。

构式压制作为认知语言学范畴，遵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它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它可以通过转喻机制改变人们日常的、默认的认知模式，隐藏了原本的凸显内容，同时凸显整体中的另一个对象，也即使得“整体代部分”中的“部分”发生转变。因此它包含一个“诱因（trigger）”和一个“变化”（即压制之后的效果）。对于动词而言，其（不）及物性存在着一定的规约。但是在构式压制使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其理据性之一便是转喻。一个词的词义包含多个方面。通过转喻可以凸显其中某个/些方面，我们称之为横向凸显对象，如实词虚化。虚词由实词变化而来，其过程如何？可将“现实”看作一个整体，“认知”是“现实”的一部分，而“语言”是“认知”之一部分。但是，“语言”代指了“现实”这一整体。由于转喻，“现实”的一部分得以凸显。若实词与“现实”对应，那么，通过转喻虚词则逐步将实词中“实”（与现实中对应）的一部分隐藏掉，凸显了实词意义中的某一部分，成为虚词。比如，“他”，在古汉语中可指“第三方”。意义包含有“第三方”的“那一方”，也有“第三方”中的“距离较远”之意。前者为实，后者为虚；当后者得到凸显，“他”可用作虚词，如：

（5）a.吃了他三个苹果。

b.吃他三个苹果。

（5a）中的“他”指的就是“他”这个人，存在于现实之中，是实指。但是在（5b）中则不同。这里的“他”“受到构式压制，没有具体的对象，是一个空指，其意义为‘第三方’中的距离较远之意，用作虚词”[7]。正是由于距离较远，根据距离象似性，则为心理距离较远。在此句中，人们通常默认一次吃一个苹果。如果吃三个，那么与通常的行为去之甚远，就需要下决心来做这件事。这里的“第三方”包含两个语义要素，即“第三”（指向/距离）和“方”（实体）。由于转喻的作用只有其中一个要素起了作用。

动词的及物性问题也是由转喻机制对于动词论元的凸显与隐藏决定的，如“吃”。

若仅仅凸显其过程或动作，则“吃”做不及物动词：

（6）“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权延赤《红墙内外》）

如果要凸显“吃”的内容，则为及物动词：

（7）寿星佬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还可以凸显更多的对象：

（8）你要有点小钱，……不看人家脸色，不吃人家饭……（《李敖对话录》）

还有更不同的用法：

（9）靠山吃山/吃劳保/吃俸禄/吃父母

例（6）—（8）是“吃”本来就有的规约用法，但亦受到所在（不及物、及物和双及物）构式的规约性压制，离不了转喻机制的作用；（9）中“吃”的用法并非其原型用法，其中具体的“吃”与日常的“吃”存在一个转喻关系，而日常的“吃”又是生活方式中的一个环节，这里还存在以一个环节代替“过生活”这一整体的转喻。这种变化是由构式压制带来的，其根本机制就是转喻。例（9）与例（6）—（8）不同的是后者中直接改变凸显对象即可实现，而前者中还存在多重转喻关系。

王寅认为，不同的时、体可以凸显同一动作的不同阶段，是为“转喻性压制”①参见王寅《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的互动及其转喻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第657-668页。。我们理解为构式压制的转喻性。如“睡觉”。本来“睡”与“觉”是两个相反的过程，将两个过程放在一个词里，反而成了其中一个意思。我们只能说，从体验认知视角来看，“睡”是人们需要主动去做的一件事，而“觉”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睡觉在现实中由多个部分组合而成，其整个脚本简单示意如见例（10）：

（10）a.等到徐恩曾率特务赶到上海，却晚了一步。尽管他也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但他……的计划却基本落了空。（陈廷一《蒋氏家族全传》）

b.瞿莉……每天睡觉前，都偷偷到厕所检查严格的内裤。（刘震云《我叫刘跃进》）

c.俺听说，要想当女演员，就得和导演睡觉。（卞庆奎《中国北漂艺人实录》）

(10a)受到构式“某人没有V”构式的压制，凸显的是整个过程；从语义上，它侧重结果（“得到休息”）；(10b)受到“V 前”构式的压制，表示的“V”所表动词动作开始之前，凸显的是动作，即“上床”；(10c)受到“某人和某人V”构式的压制，凸显动作的相互性，此例中则凸显的“睡觉时的‘互动’”这一部分。所有被凸显的这些内容对于整个“睡觉”的过程而言皆为其中一个部分，以整体来代指部分。

虚拟位移构式就是“以绝对移动代替相对移动”的转喻。虚拟位移构式要求主语必须是无生命体（或在使用中被视为无生命体），而谓语则为表示有生命体的运动的动词。该动词的词义组成中的“有生命体（的运动）”部分受到构式压制变成“无生命体”。这就是一个整体中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代替关系，也即转喻关系。虚拟位移构式的转喻性还体现在以位移代替虚拟位移（来源域代替目标域）之中。①参见魏在江《转喻思维与虚拟位移构式的建构》，《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4期，第506-515页。如例（11）：

（11）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

其中“楚江开”“碧水回”“青山出”“孤帆来”若非在例（11）（虚拟位移）构式下使用就不合理：

(12)*楚江开了。/*碧水回来了。/*青山出来了。/*孤帆来了。

其中，“楚江开”是以转喻凸显楚江江流的形状，“碧水回”则是其流向，“青山出”其位置关系，“孤帆来”船行方向关系。这些转喻性表达都是在虚拟位移构式的压制下，产生了有生命体的主动位移代替无生命体的自然移动的效果，通过诗人丰富的想象构建了诗歌特殊的表达效果。

基于体验哲学的转喻性压制也可以用来解释施春宏所揭示之“影子论元”问题。“所谓影子论元（shadow argument），指动词（包括形容词）或动词性构式的语义结构中所蕴含的、在中性语境（或者离境表达）的缺省状况下可自然推导出来的规约性论元。”[8]3他同时指出“及物动词的不及物用法……就是构式通过压制机制将及物动词的受事论元剪切（cut）掉，从而使这些动词去及物化。”[8]12在同一小节中他却又判断说构式压制难以有效说明为何论元能被剪切和增加，其实是他没有注意到构式压制的体验性转喻基础所致。如施文用了一个例子：“He read the evening away.”这里“read”的真正宾语（the book/newspaper 等）被“剪切”，又添加了一个论元“the evening”。宾语被剪切显然是由于它不是被凸显的对象，“read”这一活动才是。②施文中“添加论元”之说亦不可靠：此处“evening”不能简单视为动词“read”的论元，而应视为整个构式的一部分从而进行整体扫描得到构式义。而施文所言之“影子论元”就是在转喻机制下被放弃凸显的论元，从而可以在构式压制中被“剪切”。③也可以利用上下文或其他语用压制来完成，如本文例（4），此处不赘述。

早期语法中，动词分为内动外动：“外动字之行，有施有受；外动字单用，先后无加，亦可转为受动；内动之行，不及乎外。”[9]将动词分类，完全是按照动词在现实的意义来判断，其标准就是体验哲学上的。反过来看，若动作凸显“有施有受”，则为外动；若动作凸显“不及乎外”之动，则为内动，这个标准又是转喻性的。

五、例说动词名用中的构式压制及其转喻机制

现代汉语中动词作为名词使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学界名动互转有两种说法。一是兼类现象，二是转类现象。我们认为还有一种是临时性的转/兼类现象。严格来说，不存在转类现象，因为转到新的类别以后，以前的类别还是存在的，这种现象只能叫兼类。而兼类的发生也是始于临时性的转类使用。这种临时性的转类是构式压制作用下的转喻机制使然。语用压制是触发机制，构式压制是实际操作机制，而转喻则是理据（，体验则为其制约）。因此，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动词被用作名词并不意味着动词就变成了名词，而是构式压制所致。“‘N的V’就是‘N的N’”10]，[对此我们认为其内涵就是“N 的V”构式中的“V”受到构式压制兼类为“N”。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N的V”构式中。还有不少其他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动词名用：

（13）第一跳/最后一投、一顿打/骂、本次比赛/喜欢读书

（14）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将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

（15）这本书的出版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是有原因的①例（10）-（12）取自高航《认知语法语汉语转类问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91页。。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以上例（13）—（15）中的动词都是被用在一些特殊构式（“一X”“数量X”“本次X”“喜欢X”“的X”等）之中。这些构式都能够对其中的“X”产生构式/词汇压制，使之（临时）变成名词使用。

高航在单音节动词名词化研究中，发现有以下几类：“同源量词构式、回指构式、数量构式、光杆动词的名词化构式以及与名词化标记‘之’组成的构式。”[11]据文中所列例句来看，其回指构式准确说应该是“数+回指”构式，其中的光杆动词构式也是处于“数+动词”或者“动词+X”构式。在这些构式中皆可以构式压制使得这些动词具有名词属性。沈家煊也举出了更多不同构式中动词用作名词的例子，如“笑比哭好”“我怕抓”“打是疼，骂是爱”“老师的称赞反而让他不自在”等[12]163，这些与上述情况同理。

因此，根据侯国金语用压制思想，这些动词用作名词刚开始皆是“浮用、巧用”之属，属有标记用法，②参见侯国金《语用压制/制约假说》，《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5期，第345-354页。而非其原型用法（即所谓“本用”）。但是又可以根据用法基础的构式理论，由于其使用频率高，在汉语使用中得到固化，其转喻理据则为上述的“动作概念代指事件概念”。因此，若动词与名词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统”[12]32，那么，我们认为，名词与动词各有其原型用法为该连续统的一极，中间则是动词通过“浮用、巧用”兼类为名词按照其固化程度分布在动词和名词连续统中间。以此类推，名词也可以兼类为动词。③何爱晶（《名—动转类的转喻理据与词汇学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14页）认为名词用作动词是兼类而非单纯转类，同时她认为转类与兼类只是名称不同，实质一样。该兼类词也根据其固化程度的不同分布在名词和动词连续统中间，如下所示：“动词—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名词—名词”，或“动词—动词用作名词—名词用作动词—名词”。从体验哲学视角，动词意义中含有动态意义。动态意义是一个或多个事件的一部分。取包含该动态意义在内最小的事件域，将之视为一个事件，凸显动作的词可用动词，凸显该事件的词也可以用名词。“动作离不开事物，事物离不开动作”，语境又将动作与事物的某一成分凸显出来，所以“名词里所含的某一表动作的语义成份在一定的语境作用下成为名动转用是有其语义基础的”[13]。也是从这个视角，我们认为沈家煊的“名动包含格局”是合理的。

六、结 语

忽视构式压制的转喻性与体验性会导致对语言的误解。温锁林认为“‘我A，我B’构式还有一类由语素充当变项A、B的变体。这类构式的变项……是将一个词……拆开的两个语素置于变项位置形成的”[14]。他认为“我见我闻、我求我索、我娱我乐”等一类语式本来不合现代汉语语法，但是受到压制后成为该构式的变体，这是对构式压制的误解。如上所言，构式压制虽然有该文所谓之“力量”，但并非无所不能，更不能将不相关、没有理据的内容“压制”到别的构式中去。“我见我闻、我求我索、我娱我乐”等一类的语式中，动词是“见”与“闻”，如温文所言，由“见闻”拆开。这两个字份属同义词，包括后面的“求、索”“娱、乐”等亦是如此。而“我A，我B”构式是“我A，（所以/但是/才能……）我B”的缩写形式，并在后来得到变化与扩展使用。构式中的“A”与“B”不可能为同义词。而且其中的逗号表明“我A，我B”是一个微型语篇构式，“我A”与“我B”具有因果、条件、递进和转折等语篇关系。可见两个构式的构式义也是大相径庭。换言之，由于缺乏哲性/转喻理据，“我A，我B”构式无法压制“见闻”“求索”以及“娱乐”一类词使之产生因果、条件、递进和转折这四种语篇关系任何之一。所以说，“我A，我B”构式中的“A”“B”具有上述语篇关系，而“我X 我Y”构式④为了区别起见，此处姑且将“我娱我乐”类构式称作“我X我Y”构式。中的“X”“Y”则为近义词关系，带有重复和强调的意味，所以是一个词组层面的构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构式，并不能通过“构式压制”而成一个构式。

构式压制借自词汇（语义）压制，是构式语法的重要理论。由构式压制衍生出了语用压制等理论。正是由于构式压制的解释力，使得构式语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最简方案”。本文首先讨论了构式压制的体验性，认为构式压制首先是以人在现实中的体验作为基础的，构式压制无法与之相悖而行。接着对构式压制的转喻性做了分析与讨论，认为构式压制不是无源之水，它有其语用的和体验的理据。通过转喻与体验哲学的思考与讨论，发现构式压制是基于体验，通过转喻手段，改变了嵌入构式词汇的论元凸显状况，重新分配论元的过程，其根本理据是基于体验哲学的转喻过程。正是因为构式压制的作用，才有了基于用法基础的历时动态构式发展观。在语义上通过转喻机制，在语言上通过构式压制的作用，动词便可转/兼类用作名词或者说动词被包含于名词。我们认为，构式压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借助基于体验哲学的过程，通过转喻来起作用的。

除上述语言使用的限制机制外，构式语法理论认为并非所有的部分填充皆为合理。Goldberg认为“即使是通过部分填充出现的类似‘?explain me this’这样的表达也不为本族语者接受，这是受到统计占先原则支配的结果”[15]。这就又减弱了构式压制的作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