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乃格

按：《江苏文库》为“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重要成果，是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全省性文化发展战略工程，由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担任总主编，省委宣传部具体组织实施。分为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史料编、方志编、研究编六个部分，计划收录文献近万种。2018年11月，《江苏文库》首批86册图书正式出版，其中“方志编”27册，是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在《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的基础上选编的。

地方志素有“博物之书”“一方全史”之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覆盖”，“横不缺要项”，收录范围十分全面。记事往往统合古今，上溯事物起点，中记事物“拐点”，下迄事物终点，“纵不断主线”，内容十分系统。通常由地方官主持，地方学者编纂，书中记述的重点在于“当代”，志书的纂修者同时也是事件亲历者、历史见证人，入志资料的可信度较强。因而，和一般的地方文献相比，地方志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江苏方志悠久的历史

江苏地方志具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大体经历汉唐形成期、宋元成熟期、明清鼎盛期、清末民国革新期等几个阶段。

（一）形成期

早在东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今江苏地区就有《沛国耆旧传》《广陵郡图经》《吴先贤传》《阳羡风土记》《吴县记》等早期方志问世。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共收南北朝及其以前通志、府县志260余种，其中江苏39种，约占全国志书总数的15%。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今江苏地区先后涌现出隋《江都图经》，唐《江东记》《吴地记》《扬州记》《淮阴图经》《润州图经》等以图经、地记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志。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江苏地方志的记述范围比较狭窄，形式较为单一，主要收录山川形势、疆域沿革、风俗物产、人口赋税等内容，大多属于地理志的范畴。

（二）成熟期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藩镇割据日烈，政权更迭频繁，社会风气败坏，君臣道丧，廉耻不存，朝秦暮楚、犯上作乱、篡弑自立的现象屡见不鲜。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一批思想家，以振衰救弊为己任，大力倡导理学。理学以封建礼教与宗法制度为核心，有助于重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在我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志书的内容上，表现为人文的因素大兴，忠孝节烈、礼义伦常等封建礼教渗透到志书的许多门类和字里行间，人文的内容不但成为志书的一个常设门类，而且比重逐渐超过早期方志的“地理”属性。从此，地方志由内容较为单一的专志，发展为熔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于一炉的综合性通志，从而步入定型与成熟期。据统计，这一时期今江苏境内编撰的志书共有110余种，大大超出此前历代地方志的总数。

（三）鼎盛期

明代以南京为中心的今江苏地区成为南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了规范地方志的体例和收录范围，明成祖在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志法规，谓之《纂修志书凡例》。《凡例》对志书类目的设置，各个类目的收录范围、基本元素和具体内容都做出了明确而系统的规定。加之经过唐末、五代的“蓄力”，宋元的“狂飙突进”，江苏经济到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镇。强势政治和强势经济都容易造成强势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带有官书性质的地方志的发展，今江苏地区地方志事业也因而出现鼎盛的局面。据统计，现存明代今江苏地区共纂修各种志书260多种，又超过此前各代的总和。现存清代各级各类志书进一步达到430多种，约占现存历代志书总量的一半左右。

（四）革新期

晚清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列强乘机对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扩张，先是进行文化渗透，继之以经济掠夺，终之以军事入侵。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经济、军事侵略，江苏一方面深受其害，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濒临解体，另一方面凭借江海通衢的地理优势和通商口岸的独特地位，率先接受西方文明，积极兴办各种“洋务”，努力自救自立自强。作为记述国情地情的产物，江苏地方志也随之出现了重要的变革。一是志书的收录范围将许多新生事物纳入记述视野，篇目设置也摒弃陈旧的结构模式，而代之以地质、邮电、金融、物价、卫生、教育、警察、外交、党务、议会等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门类。二是编纂技术与手法上，比例尺、经纬度、等高线等现代测绘手段，现代统计、印刷、摄影等新技术应用逐渐广泛，不仅增强了志书的科学性，而且凸显出鲜明的时代感。三是编纂了数量可观的乡土志。清末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初等小学堂课程普遍分设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其中，“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光绪三十一年学部《奏定乡土志例目》），全省编写了二三十种乡土志教材。其中，经学大师刘师培撰成《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江宁”此指江苏省），专备江苏省初等小学校一、二年级及三年级上学期乡土地理教学之用。乡土志的编纂不仅为输入西学、普及教育提供了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也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乡土资料，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二、江苏方志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修志频率高

历史地理研究显示，清末江苏分设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7府（松江府今已划属上海市），太仓、海州、通州3直隶州，海门直隶厅，56个县（含散州），另有原属安徽的泗州直隶州及其所属的盱眙县（今属江苏）。府州厅县合计，全省共有68个行政实体。根据《江苏旧方志提要》的资料统计，全省现存及已佚府州县志共有760余种：平均每个行政实体编修志书十一二种。这还不包括因黄河夺淮大陆向东淤长而增设，以及历史上人为分设（如苏州府由吴县分出长洲、元和，昆山分出新阳，吴江分出震泽，常熟分出昭文；常州府由武进分出阳湖，无锡分出金匮，宜兴分出荆溪）的十数个县。如考虑这些因素，历史上每个行政实体的修志数量将会超过15种。

其中部分州县的修志频率更高。常熟自卢镇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纂成《重修琴川志》，到民国6年（1927）丁祖荫主纂《重修常昭合志》，一共纂修公私县志30种，500余年间平均每十八九年就有一种县志问世。盱眙自知县李天畀在明正德（1506～1521）后期聘陈惟渊纂成正德《盱眙县志》，到民国25年（1936）代理盱眙县长王汾纂成《盱眙县志稿》，400余年间共修纂县志10种，平均每40年左右编修一次。常熟旧属苏州府，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盱眙旧属泗州，是文化相对后进的地区。这两个地方旧县志编修情况在江苏应该颇具代表性。

（二）志书篇幅大

江苏地方志普遍篇幅较大，一部省志动辄上百卷，府志四五十卷，县志二三十卷。以清代、民国省志为例，现存志书、志稿4种，总共737卷，平均每种约185卷。而清代政治地位远超江苏的河北，共编纂《畿辅通志》4种，总计515卷，平均每种129卷；辽宁省编纂《奉天通志》7种，总计707卷，平均每种101卷。容量都低于江苏。民国《江苏通志稿》共392卷，容量雄居全国第一方阵。该志稿的《大事志》就有52卷，分装52册，堪称“等身”之作。明清时期苏州府共纂修府志6种，合计588卷，平均每种98卷。其中道光《苏州府志》共150卷首10卷，为全国府志之最。明清州县志中，吴县、长洲县、元和县的县志更为典型。吴县纂修县志5种，合计263卷，平均每种约53卷。长洲纂修县志5种，合计130卷，平均每种26卷。元和纂修县志2种，合计70卷，平均每种35卷。而事实上，吴县、长洲县、元和县原本只是一个县，最初为吴县，一度改长洲县，清雍正间又在吴县之外，析长洲县南境置元和县。民国初年全国政区改革，撤销苏州府和长洲县、元和县，只保留吴县。亦即，吴、长、元三县志书的平均容量实质上只是吴县一部县志的容量，规模超过100卷，这远远超过一般地区府志的篇幅。其中，乾隆五年（1740）成书的乾隆《元和县志》32卷首1卷，乾隆十年成书的乾隆《吴县志》112卷首1卷，乾隆十八年成书的乾隆《长洲县志》34卷首1卷，合计181卷。这在中国方志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三）人才素质优

江苏文化发达，人文荟萃，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学术基础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本地志书的编纂。清嘉庆《丹徒县志》共有纂修、协修15人，其中蒋宗海、茅元铭、张明谦、鲁铨、冯锡宸、王文治6人都是进士（王文治还是探花），张廷咏、胡培、韩琮、韩芬4人都是举人，张崟是画家、作家，孙焯曾任震泽县训导，刘植是候选教谕，只有郭恒是生员。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参订共有6人，其中进士、举人各1人，贡生3人，生员1人；分修13人，其中举人9人、贡生1人、生员3人；校理18人，其中举人、贡生各2人，监生7人，曾任翰林院检讨、县学教谕各1人，生员4人，只有1人是童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在江苏各地是颇为常见的。

历史上不少名人也踊跃投身志事。东汉给《楚辞》作注的王逸，三国吴给《国语》作注的韦昭，晋著名将领周处，南朝梁元帝萧绎，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以及明王鏊、张采，清顾炎武、沈德潜、袁枚、阮元、江藩、焦循、刘文淇、刘宝楠、李兆洛，近人唐文治、缪荃孙、柳诒徵、张謇、韩国钧等，都曾积极参与志书的编撰。明正德《姑苏志》纂修人王鏊是著名大臣、文学家；祝允明、文徵明都是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诗歌成就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蔡羽是文学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吴门十才子”之一；朱存理和朱凯也都是有名的藏书家、鉴赏家、艺术家、学者。清嘉庆《扬州图经》的作者阮元被时人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焦循为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江藩是乾嘉朴学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杰出人物参与修志，对提升志书品位、提高方志地位、助推修志事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四）私志数量大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曾列举一系列私家撰辑的名志，其中以江苏居多，尤以常熟、吴江为最。常熟自明弘治十六年（1503）到民国，400余年间今存县志20种，其中官修志书9种，私人撰著11种。现在可以考知吴江在明代共有9种县志，除嘉靖《吴江县志》外，其余8种全系私志。而常熟姚宗仪在明万历间撰成的常熟县志，宿迁张忭、南京张怡在清康熙间撰成的宿迁县志、江宁县志，书名干脆就叫做《常熟县私志》《宿迁私志》《金陵私乘》。

江苏有诗书传家的悠久历史，人们以家族为基本单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个科举世家、官宦世家、藏书世家、方志世家等等。以父子相继、子孙相承为特点的方志世家的大量涌现，成为江苏一道可喜的文化景观。无锡秦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名门望族，族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地方志的编纂中。现存明清无锡县志8部，有6部都凝聚了秦氏族人的心血，其中4种由秦氏族人担任总纂。此外太仓陆容、陆之箕、陆之裘祖孙，王祖畬、王保譿父子，南京陈作霖、陈诒绂父子，吴江史鉴与裔孙史册，盛泽仲沈洙、仲枢、仲周霈、仲廷机、仲虎腾前后五化等，也都钟情本地方志的撰辑。

康熙中吴江进士与秀才争修县志的“纠纷”可能更加典型。先是，该县诸生屈运隆热衷地方文献，凭借一己之力辑成吴江县志稿。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颁诏修志，各省责之府、州、厅、县，屈运隆以其所辑志稿上之知县郭琇，并愿意独力承担出版经费，郭琇自然乐观其成，欣然应允。次年，志书刻板甫毕，同县叶燮讥其“繁芜”，郭琇不得已再聘叶氏重修县志。叶燮是康熙八年进士，曾任宝应知县，是清初著名诗论家，著有《原诗》等。叶燮所纂康熙《吴江县志》46卷首1卷，于当年成书。同年底，叶燮《吴江县志》刊行后，屈运隆心有不甘，将自己的志稿呈请江苏巡抚汤斌鉴定。经汤斌审读，并未发现其书有什么明显的弊端，于是正式行文吴江县，对屈志的质量及屈运隆热心乡邦文献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阅志考据详明，事辞兼备。且勉捐馆谷，付梓行世，其功诚不可没。”有了江苏巡抚的鉴定意见，屈运隆的志书也得以刊行。屈志16卷首1卷，康熙二十四年刻印，与叶志同时并行。凡是注意过版本刊刻年代的人很容易发现，一个刊行于康熙二十三年底，一个刊行于康熙二十四年夏，主修人都是郭琇，记述对象都是吴江县，县志居然有两种，这在中国方志史上大约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到此还未结束。康熙三十九年和五十六年，屈氏后人屈培和屈文珩又对屈志进行增补，分别重刻，重刻时还特地把江苏巡抚衙门“鉴定颁行”的字样印在志书封面上，将汤斌的批示全文收录在志书中。屈志是否“繁芜”我们姑且不论，叶氏是否通过否定屈氏来达到自己“上位”的目的，我们也不便妄加揣测。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屈、叶二人的潜意识里，县志编纂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作为本地名流，如果不能参与其中、主持其事，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尴尬事。从方志文化的角度来说，这堪称我国志坛上的一段佳话。

（五）小志最“出彩”

在现存江苏历代旧志中，各种各样的小志差不多占有半壁江山。从志书记述对象看，有乡镇志，山水、园林、寺庙、灾异等专志，也有记载地方风土人情、遗闻轶事的杂志。从成书形式看，小志大多为私家著述，基本上属于民间行为，极少官府背景，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江苏特别是江南地区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商品经济呈现萌芽状态，大批市镇应运而生。市镇的繁盛推动了乡镇志的编撰。根据仓修良先生《方志学通论》的不完全统计，江苏现存清代乡镇志77种，数量雄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不少乡镇还多次编纂志书。如苏州的甫里镇、常熟的梅里镇、太仓的浏家港镇各有4部镇志传世；常熟的唐市镇，吴江的平望镇、盛泽镇各有3部镇志传世；等等。

各种小志中，山水名胜志是可以和乡镇志相抗衡的志书品种。南京以栖霞山为记述对象，有唐僧灵湍的《摄山栖霞寺记》，明金銮的《摄山栖霞寺志》、盛时泰的《栖霞小志》、可浩的《栖霞寺志》，清楚云上人的康熙《摄山志》、陈毅的乾隆《摄山志》、张怡的《摄山志略》，民国陈邦贤的《栖霞新志》；以玄武湖为记述对象，有明赵惟贤、万文彩等的嘉靖《后湖志》，清王曼犀的《金陵后湖志》，民国夏仁虎的《玄武湖志》。扬州以平山堂为记述对象，有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以北湖为记述对象，有焦循的《北湖小志》、阮元的《北湖续志》、阮先的《北湖续志补遗》。苏州以虎丘为记述对象，有明王宾、文肇祉的同名《虎丘山志》，清顾湄的《虎丘山志》，周凤歧、顾诒禄的《虎邱（丘）山志》，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民国王月芝的《虎丘山》。镇江以焦山、金山、北固山为记述对象，有明张莱的正德《京口三山志》，高一福的万历《京口三山全志》，陈明卿的万历《京口三山志选补》，陈邦佐、陈朝用、朱文山的隆庆《京口三山续志》，其余以焦山、金山、北固山为记述对象的志书尚有十余种。

三、江苏方志的辉煌成就

（一）编纂实践

江苏地方志不但历史悠久，数量庞大，而且精心结撰，编纂出一部又一部名志良志，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四库总目》卷68共收明代以前“都会郡县志”之“尤雅者”24种，其中江苏6种，卷77共收“古迹志”37种，江苏9种，都占全国的1/4。

三国吴顾期启的《娄地记》、顾徽（一作顾微）的《吴县记》不仅是今江苏地区，而且也是全国最早编修的县级志书，开后代编修县志的先河。《阳羡风土记》是我国记述地方风土民情的开山之作，为今人查考端午、七夕、重阳等传统习俗的重要源头，不仅在方志史，而且在中华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此书广为后人推崇，清严可均就曾说过，古代地方志除《山海经》《水经》外，以“此为最旧，《三辅黄图》《华阳国志》并出其后”。

北宋吴郡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成书于图经向综合性志书过渡的历史节点。书中采用的“图经”记述方式，最早出现于东汉，至南宋逐渐被综合性方志取代。据考，南宋之前图经流传到现在的，以全帙而存者只有此书一种。全书3卷，因事立目，分门别类，共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30门，是古图经的“活化石”。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在《古迹》《园亭》和《山》等卷之外，另设《虎丘》专卷，使之和《古迹》等卷并列，以集中而系统地记述虎丘的历史，常为方志界称道，对后世志书突出地方特色的结构方法开“升格”先河。淳祐《玉峰志》书前置有“凡例”5则，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创例意义，迄今仍为新编地方志普遍采用。元王仁辅的至正《无锡县志》只有邑里、山川、事物、词章4卷，是明清“三宝体”的滥觞。清代中前期，清政府曾经根据各地人口多寡、财赋丰瘠、政务繁简分置州县。这些新设立的州县与旧州县同根同源，风俗相类，言语相通，疆界彼此交错，人物互相迁徙，很难完全分割。鉴于这种情况，江苏不少地区都编纂了“合志”，诸如乾隆《昆山新阳合志》、道光《昆新两县志》（昆山县、新阳县，二县同城而治。新阳县今属昆山市），嘉庆、道光、光绪《无锡金匮县志》（无锡县、金匮县今俱属无锡市），同治《上江两县志》（上元县、江宁县今俱属南京市），宣统《吴长元三县合志》（吴县、长洲县、元和县今俱属苏州）等等。这些志书“形合神亦合”，“分中见合”“合中见分”，是对方志编纂史的创造和发展。

《景定建康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纂修人周应合在继承我国官方正史编写范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录、图、表、志、传5种体载，首创纪传体志书编纂体例。这种体例既保留传统志书的地理元素，又突出时代的人文诉求，坚持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的结构模式，很快便风靡志坛。以致方志学家们说，《景定建康志》是我国地方志定型与成熟的标志。其中《建康表》分世表、年表2种，具有大事记的性质，实开志书大事记的先河。周应合还针对官修志书众手成书的特点，在《修志本末》中提出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修志“四事”，这是我国方志史上较早出现的方志质量保证机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直到今天仍被方志界奉为圭臬。

（二）理论研究

江苏方志理论大多散见于众多的志书序跋、凡例与编纂始末中，虽然未能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却犹如粒粒珍珠，在中国方志史上熠熠生辉。例如关于方志的起源，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说：“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将地方志的起源追溯到《尚书》和《周礼》等典籍形成的先秦时期。关于方志的性质，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较早提出方志属史的观点，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关于方志特点和史志关系，清吴江翁广平道光《黄溪志序》说：“古今著作一纵一横而已。纵则历代史志，稗官野史，与夫谱牒、志铭、金石文字之类是也。横则山经、地志，《风俗通》《岁时记》，与夫绝域、海外诸国文纪之类是也。志书，横中之一体耳。”不但立论正确，而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说得形象生动、简明通俗。关于方志的功能，明郑复亨隆庆《海州志·刻海州志跋语》云：“譬则医道然，州之民，婴疾者也；州之志，方书之经验者也。因疾以求方，援方以治疾，疲民其少瘳乎?不然，求其方而不得，乃欲以臆度之见，投不切之剂，而思以起疲癃之民，岂可得哉?”把地方志比作可以医治社会弊端的良药，认识非常中肯。

如所周知，我国古代有图有籍有志，图记地理，籍记户口，志记史事，各有侧重，后来逐渐合一，形成横跨百科百业的综合性地方志。对此，宋丹阳王存《元丰九域志序》云：“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时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本朝之《九域图》是也。”这些方志理论都是方志学家们在方志编纂实践中形成的，它们来自实践，最终又回归实践，大大促进了方志质量的提升，为地方志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史料价值

江苏现存1949年以前编纂的各级各类志书800余种，约占全国现存旧方志的1/10。这些志书犹如一座品位高、储量大、埋藏深的宝藏，是观察历史的窗口，研究省情的平台，走进江苏的通道。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元、明二史俱付之阙如，遂致生出许多争议，有谓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者，有谓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者，有谓明代后期广州庠生朱鼎臣者，有谓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者。直到民国期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根据明天启《淮 安 府 志》卷19《艺文·淮安文目》吴承恩条的资料，才最终确认《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景定建康志》有两卷收有69篇朝廷诏令。其中建隆元年（960）到淳熙五年（1197）30篇，今见于《宋朝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汇编》《北海集》《文忠集》等文献中。但此后到咸淳元年（1265）的30篇，现存宋元其他史籍均不见收录。这些都可补史之缺。古泗州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没于洪泽湖。关于泗州淹没的过程，《清史稿》只有《地理志》中“州城圮，陷入洪泽湖”寥寥数字。检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的《泗州志》记其事云：“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读来触目惊心。此足详史之略。

（四）传承文化

地方志是其他地方文献与民风民俗之外，又一支传承地域文化的“活水源头”。一部志书创修之后，无不继之以续修、再续、三续，此外又有补修、重修、增修、新修等等，薪火相传，后先相继，绵延不绝。这对于积淀、固化、传承地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古代交通落后，长江、淮河成为南北交流的天然屏障，因而江南、江淮与淮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甚至敌对的分裂政权。金陵昔称建康，自古以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著称，但大多偏安一隅。自明太祖定 都 应 天（今南京）后，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成祖迁都北京，仍以应天为留都，且“台省并设，不改其旧”，俗称南直隶，一称南畿，其下直辖江淮南北，约当今江苏、安徽、上海广大地区。南直隶的设置，今江苏、安徽2省和上海市第一次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实体。明嘉靖间纂修的《南畿志》收录范围包括应天、凤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庐州、安庆、太平、宁国、池州、徽州14府，广德、滁、徐、和4州。清代虽然废南京，改设江南省，但江南省与明南京在地域上一脉相承。清康熙与乾隆间编纂的同名《江南通志》，记述范围同于《南畿志》，也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三地，这不仅对江苏全省，而且对“长三角”地区社会、文化的高度融合，乃至当前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将地方志作为共建家园、凝聚人心、留住乡愁黏合剂的例子，江苏方志史上屡见不鲜，再以太仓、海门为例。太仓建政较晚，元代以前分属昆山、常熟、嘉定3县。元末明初，先后在境内设太仓卫、镇海卫，屯兵驻防。直到弘治十年（1497），才割昆山县的新安、惠安、湖川3乡，常熟县的双凤乡，嘉定县的乐智、循义2乡，创建太仓州。知州李端“以三邑民心甘辛异味，一治调和，政若锄犁，强者突封，弱者沁洼，铲高益卑，俱为平土”（李端《太仓州志序》），针对州民来源不一、人心涣散的现实，特聘乡人桑悦纂成弘治《太仓州志》11卷，以培育州人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新设政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经过200余年发展，太仓终于成为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在清雍正二年（1724）升为直隶州，辖有镇洋（今属太仓市）、崇明、嘉定、宝山（崇、嘉、宝今俱属上海市）4县。

海门原为滨海江中沙洲群，后沙洲并连成陆，初属静海军（治今南通市区），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建县。清康熙十一年（1672），县城坍于大潮，县民始迁永安镇，继迁兴仁镇，原海门县遂废入通州，改海门县民侨居之地为海门乡。稍后，长江主泓南移，北岸涨出诸多沙洲，并渐次并连成陆。乾隆三十三年（1768），割通州19沙、崇明县11沙，设厅管理沙务，借古海门之名，称海门厅。其时，海门乡、海门厅并存，但二者毫不相涉。后海门乡民联名请于朝，改海门乡为静海乡，并纂成志书，用以收录海门县改海门乡以后史事，只因海门县已废，并奉部议改海门乡为静海乡，遂遵功令改称“静海乡志”。书前沈岐《静海乡志序》云：“海门县圮于水，而士之读书、农之荷耒者，散处于各乡镇，因县废而以乡名。其通、崇两邑滨海沙地，旧设厅治之，亦名海门厅。地异名同，岁久相沿，而厅、乡混淆莫辨矣……续成乡志若干卷，溯吾郡自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今以是名之，从其朔也，纪其实也，俾他日食德服畴之众，厘然粲然，咸知县之废为乡，而不致混于厅者。”廖鸿荃《静海乡志序》亦云：“将使乡人由乡以溯县，因县识军，某水某丘吾高曾之所钓游，某里某社，吾宗党之所宴聚，知必有瞻桑梓而致恭抚楷模而奋起者，其不系于斯志乎？”这对于失去家园者来说，无异于魂牵梦萦的精神寄托。

四、江苏旧志的“新生”

但由于印刷条件、发行条件的限制，古代地方志刊刻的数量极为有限，流传范围相当狭窄。而且古代书籍保管手段落后，霉烂、虫蛀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战争匪乱、水火灾害等因素，旧志损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江苏历代编纂的志书约有1/3左右已经亡佚。即使流传下来的志书，也分散收藏在全国200多个单位，有的甚至同一部志书却被分别藏在不同的单位，使用十分不便。如崇祯《尝（常）熟县志》共有15卷，历史上从未刊刻，目前最早的抄本卷一到三藏在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卷八到十五藏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还有一些志书流失海外，查阅更加困难。而且现存旧志成书年代大多超过二三百年，有的五六百年，不少志书纸张老化，行将毁损。另有不少志书只剩下孤本、残本。严峻的旧志收藏形势表明，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地域文化精神食粮“断炊”、中华文明血脉“断流”的隐忧。

近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的深入发展，国家着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江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适时启动“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并将全省旧方志的整理纳入《江苏文库》。另一方面，通过几代出版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旧志影印出版事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方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稀见方志丛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等相继问世。这些都为《江苏文库·方志编》的整理与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苏文库·方志编》的选编与出版，通过电子扫描、择优补配、原样影印等现代化手段，既能将久已绝版而又举世罕见的旧方志“不失其真”“化身千百”，“缩今日为宋元明清”“延宋元明清至永远”，实现旧方志的再生性保护；又可以变“藏在深闺无人识”为社会共享。我们非常期待，通过《江苏文库·方志编》的整理出版，人们可以“记住乡愁”，传承精神基因，使传统文献活起来，让沉睡的文化宝藏焕发青春活力。从而增强江苏文化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引导读者将其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几点说明

（一）《江苏文库·方志编》收录现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江苏各个时期官修的通志（以省、府、州、县为记述对象的综合性志书），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省级专志，酌收价值较高的私撰通志。收录的时间范围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地域范围以江苏省现行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曾经属于江苏的松江府，太仓州的崇明、嘉定、宝山县，徐州府的萧县、砀山县等，今已隶属外省市，俱不再收录。艺文志不收。名胜、乡镇、风土等小志，结构松散、形式自由、带有私家笔记、地方掌故性质的杂志，另已入《江苏文库·史料编》，本编也不收录。

（二）本编分设省部、府州县部、专志部三个部类。省部主要收录以江苏为记述对象，或首记江苏,或以江苏为记述重心的省级志书。府州县部根据清代行政序列，分设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等府及直隶州厅，共3个部分。专志部主要收录记述对象为江苏或以江苏为主，或记述范围涉及不止一个府（直隶州、厅）的水利、漕运、盐法、官署等专志。

（三）府部依次收录府志及该府所属州县志。直隶州厅仿此。直隶州厅部分，收录太仓州、海州、通州3个直隶州和海门直隶厅的志书。泗州在清代除本州外，辖有盱眙、天长、五河3县，原属安徽省。因州城早在康熙 十 九 年（1680）就没有于洪泽湖，故址位于现在的江苏省境内，且本州大部今属江苏省泗洪县，盱眙县也早已划归江苏省。为此，特将泗州及其所属盱眙县的志书作为直隶州厅部的附录，殿于直隶州厅部分之末。

（四）诸府、直隶州所属各县（散州）的编排顺序，以清末行政序列为准。同一行政实体（省、府、州、厅、县）志书的编排，为编纂年代为序。

（五）本编本着优中选优、填补空白、后出转精的精神，努力精选传世良志、精善之本、罕见之书，打造精品工程，展示江苏方志强省、文化大省地位。具体编选原则，是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并重，努力遴选成书较早、质量较高、品相较好的志书影印出版。衡量质量的主要标准，是体例完备、结构科学、内容全面、资料丰富、记述严谨。普本志书与稀见志书、孤本志书相比，优先选用孤本志书、稀见志书。资料密度大体相同条件下，优先选用成书年代较早的志书。同时兼顾志书的流传现状，优先选择从未影印或较少影印出版过的志书。

（六）所收旧志力求完备，选择版面清晰、纸墨俱佳，无虫蠹、无破损、无缺页的本子为底本。原书如有蠹损、残缺、漶漫之处，用不同藏书单位的相同版本进行补配，以最大限度接近旧志的原貌，恢复历史的本真。

（七）每种旧志之前，撰写一则提要。主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版本、纂修人、纂修缘起与志书的基本内容、主要价值及存在的问题等，努力对志书的体例结构、资料价值、编纂特点、语言风格、历史地位、版本流传等进行客观的介绍与评估。

（八）全编之末附以《江苏旧方志总目》，分设已收书提要、存目提要和佚志考三个部分，分门别类地著录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