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死对我当然有震撼，但不算太大。放在人类命运这种大背景来看，我觉得简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让我简单地被震惊。如果不是顾城和谢烨是我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具体的人的话，那也只是无数的死亡事件之一，无数死者之一。我说过好多次，我们这几十年的一生，其实已经历了好多次轮回，好多次死而复生。

杨炼

【一】

我在认识《今天》杂志的这拨人之前，最先认识了顾城。我们认识的时候在1978年中，社会已经有所松动，有了一种苏醒过来的气氛。

那前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有一个小报，铅印的，叫《蒲公英》。当时顾城在上面发表了《生命幻想曲》等一批诗，引起了公刘之类诗人的注意，由此引发了朦胧诗讨论。顾城通过他爸顾工和谢冕认识，谢冕也算朦胧诗最早的支持者，从开始直到现在。通过顾城，《蒲公英》跟我也比较熟悉了。

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诗，题目用了海涅的句子：《我是剑，我是火焰》。当时批判特权是一个公众性的话题，这首诗很直接，用语相当厉害。《蒲公英》把它登在头版，整整一个大版，很气派。

后来“清除精神污染”时朦胧诗和我的《诺日朗》都被批。我一年多没发表作品，沉默一直延续到1985年。到1985年，作为我们“复出”的标志，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人诗选》，包括舒婷、江河、我、顾城、北岛。

其实那时的文学开放，还晚于某种社会开放，也就在那个前后，除了顾城，我还认识了朱伟，那时我们是一个小文学圈。经常在朱伟工作的《中国青年》杂志社聚会，其中还有郭小川的儿子郭晓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