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1940年7月，女作家潘柳黛坐火车去南京，她买了一张二等车票，相当于现在的硬座。说是硬座，实际上根本没座，潘柳黛上午9點从北京东站上车，直到第二天晚上8点抵达苏州，她竟然站了两天一夜，从苏州换乘另一趟列车去南京时才找到一个座位。

潘柳黛为何要在火车上站那么长时间？一是因为乘客太多，很多人都没座;二是因为霸座的太多，刚有一个座位空出来，立马就有几个勇猛的壮汉冲过去抢。潘柳黛一个年轻弱女子，怎么抢得过人家呢？

民国火车有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和睡车之分，头等车的票价明显比二等车和三等车贵出一大截。每年春节前后，从京津到河北的火车还会加挂四等车厢，这种车厢没有正规的座位，只在靠车厢的位置摆放几条长长的木凳，中间空地上堆放行李，也可以站人，票价非常优惠，主要供农民工乘坐，俗称“小工车厢”。

平常的火车没有小工车厢，只有商务车厢和普通车厢。商务车厢太贵，一般人坐不起，绝大多数乘客都挤到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里，座位当然紧张得多。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去北京看望母亲，他先乘沪宁列车到南京，然后下火车，乘船过江，再换乘平浦列车到北京。在沪宁列车的二等车厢里，他整整站了九个小时。换乘平浦列车后，又是没座，他只好花大价钱补了一张卧铺票，去“睡车”车厢里过了一晚。要知道，当时卧铺票非常贵，通常要花两到三块大洋才能补到，而且只能在里面休息一晚上，超过一晚还要再花两到三块大洋，普通人根本坐不起。

头等车厢贵，卧铺车厢更贵，乘客们买到二等或三等车厢的车票，票面上竟然不印座号，所以抢座和霸座就不可避免了——大家的车票上都没座号，凭什么你能坐，我不能坐？

丰子恺在一篇文章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普通车厢里不良乘客霸座的现象，“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做鼾声，或者装作病人，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他的话，让他安睡，背着行李向他所指点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

这些霸座男之所以敢一个人占据好几个座位，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素质太差，其次则是因为列车服务人员管理松懈，霸座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然，票面上不印座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则霸座的人也不至于那么理直气壮。

车票上不印座号，是因为技术不允许。即使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火车票上也没有座号，只是对乘客的管理要严格得多，霸座者才稍有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