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滴川

王懿荣，字正儒，一字廉生，谥文敏，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山东福山（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1899年，他发现了甲骨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考证甲骨文的发现者和发现史，并就王懿荣“巧合”发现甲骨文的观点达成共识。

王懿荣生于官宦世家，其父王祖源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古器物收藏家。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为御史杨如奏参，自此家道中落。十余年间，王家虽生活清苦甚于寒素，但对古董金石的收藏热情却丝毫不减。如《天壤阁丛书》所载：“京秩清苦，父子（王祖源、王懿荣）尝易衣而出，然性耽金石古玩，日流连于厂肆中，量力购置，虽箪瓢屡空弗恤也。”

王懿荣15岁时，随任兵部主事的父亲进京，此后一直留在京师，住在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宅院内。青年时期的他不像一般读书人终日在八股文章中钻研，而是在北京城南的琉璃廠流连忘返，沉迷于文物收藏、鉴定，潜心于金石之学。因此，王懿荣自18岁时起，曾8次参加科举，前7次均名落孙山，却反因古董文物鉴定而名满京城。

清光绪五年（1879年），王懿荣中举。清光绪九年（1883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翰林院侍讲、河南乡试主考、翰林院侍读并署南书房行走，之后又补日讲起居注官，一生中曾三次出任国子监祭酒（即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负责人）。

王懿荣一生酷爱金石、收藏，既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 《福山金石志》 《古泉精拓本》《石渠瓦斋藏瓦》等金石著作传世，更因收藏古董而散尽家财。因为收藏，他一生拮据，经常要把家中的衣服首饰，甚至是妻子的嫁妆也拿到当铺去周转资金，于是他不仅戏称自己是“赎当顶当当顶当”，而且还写诗自嘲。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55岁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很多药均未见效。一位友人替他寻来一个治疗疟疾的药方。王懿荣略通医道，却发现药方中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自己从没听过。原来，龙骨是一味并不常见的中药，味甘，性平，无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骨主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咳逆，泻痢脓血，女子漏下，百瘕坚结，小儿热气惊痫”。

中药材龙骨由于使用并不广泛，所以当时北京城中出售龙骨的药铺不多，据说只有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药铺有售。王懿荣差人去药铺购买龙骨，出于收藏家对未知材质的好奇心，他决定在服药之前亲眼看看这味从未听过的药材。可是，家仆买回来的龙骨是被药铺捣碎的龙骨粉，王懿荣看后大失所望，并叮嘱家仆下次再买时，不要让药铺打粉，直接买回未经加工的“天然龙骨”供自己辨认。

待家人将未经加工的“天然龙骨”买回，王懿荣仔细辨认时，这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龙骨其实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片，而其中的一些骨片上，居然还有一些富有规律的刻划符号。王懿荣精通金石，立刻意识到龙骨上的刻划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古代文字，但这种文字却非籀、非篆，因此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古代文字。于是，王懿荣立刻差人赶回药铺，将所有表面有清晰刻字的龙骨买下，并且向药铺许诺，如果再收到有字的龙骨，便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这便是王懿荣购进的第一批甲骨文。而随着国子监祭酒、当世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高价收购带有神奇刻划符号的中药材龙骨的消息在京城传开，被历史掩埋了3000多年的古老文字——甲骨文才终于重见天日。

就在王懿荣在菜市口的药铺里收购到刻有甲骨文的龙骨的同时，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一干人等，携带龙骨进京，被药铺掌柜引荐到王懿荣府上。王懿荣视为瑰宝，以每板银二两如数收购，并且当即为范姓古董商等人每人题写了一副对联或条幅以示感谢。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范姓古董商又带来了800余片“龙骨”，其中还有一片居然刻有52个字。王懿荣照例全收。此后，又有古董商赵执斋登门，携带数百片甲骨，王懿荣亦全数收购。于是，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纷至沓来。很快，王懿荣便收购了甲骨1500余片。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懿荣最初发现的甲骨不是购自菜市口中药铺，而是直接取自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之手。据传，范姓古董商与王懿荣因均为山东同乡，系旧相识。其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到王府上，带来3件青铜鼎，请王懿荣鉴定后，取出一些碎骨片，说是“龙骨”。王懿荣因早前服用过“龙骨”，闻其名却不见其貌。待范走后，王懿荣才摆弄这些“龙骨”，他不仅发现了“龙骨”上的刻字，而且还用这些碎“龙骨”拼出了两三块完整的龟板，也就是龟的腹甲，从而发现了甲骨文。

自甲骨学兴起之后，甲骨文发现的过程被渲染了越来越多的戏剧性因素。但事实上，真正富有戏剧性的该是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人生。

据其子王崇焕编辑的《王文敏公年谱》云，王懿荣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发现并开始收藏甲骨文后，曾经对龙骨上的书契甲骨文做出过基本的判断：龙骨上所刻划的是篆籀之前，即早于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更古老的文字，他认定这种文字是殷商之物。然而，在不惜重金收藏甲骨文，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断代之后，王懿荣尚不及深入研究并留下相关著述，竟于翌年壮烈殉国。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英、俄、美、意、日、德、奥等八国侵略军18000余人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在天津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慈禧太后于6月21日下诏书向八国联军宣战。在慈禧太后宣战前夕，6月17日，朝廷颁布上谕：着派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勇，严密稽查，加强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保京城安定。

8月14日，日、俄侵略军进抵北京城下，向内城的东直门、朝阳门发动猛攻。同日中午，英、美侵略军抵达北京外城的广渠门、东便门。由于此处守军大多前往内城助战，英、美军乘虚攻入。是日晚，日、俄侵略军也攻入北京。当夜，王懿荣听到洋兵攻打东直门的枪声，发愿：“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次日晨，王懿荣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帝及王公亲贵已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西出逃。于是，他写下绝命书：“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

王懿荣写罢，先后吞金、吞铜钱、服毒自杀，均未能速死，后于锡拉胡同寓所内，携夫人谢氏、长媳张氏投井，自尽殉国，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