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与偶然：《时报》易主原因研究

2019-07-17陈婷

新闻论坛 2019年3期

【内容提要】《时报》在狄葆贤的主持下曾与《申报》《新闻报》在旧上海鼎足而立。就在1921年，狄葆贤将其主持了17年的《时报》盘给了黄伯惠，《时报》于是易主。狄葆贤为何将《时报》卖出？研究者对此多为一句话的交代：狄葆贤办报有倦意、亏损过巨、台柱子被挖走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时报》易主的原因并没有那么简单。可以说，《时报》的易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是社会革命、报人流动、报业竞争、报馆经营等多方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

【关键词】《时报》易主必然性偶然性

在狄葆贤的主持下，创刊于1904年的《时报》曾在竞争激烈的旧上海报界名噪一时，胡适先生称之为“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①。1921年，《时报》的主持者由狄葆贤变成了黄伯惠。在黄伯惠的主持下《时报》呈现出与狄时期截然不同的面貌，有学者批评易主之后的《时报》失去了高雅的定位，也有研究者认为易主前、后的《时报》各有所长。无论如何，作为《时报》开创者的狄葆贤，最终选择卖出《时报》，未免不让人惋惜。但易主这一结果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狄葆贤的个人意志，还有隐藏在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时报》易主的原因是复杂且多面的，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必然性是指现实中由本质因素决定的、确定不移的联系和唯一可能的趋势;偶然性则是指现实中由非本质的、互相交错的因素决定的，以多种可能状态存在的联系。可见，必然性与偶然性分别从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方面反映了事物间不同类型的联系，两者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探讨新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我国进行新闻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②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力图还原《时报》易主背后的多重原因：辛亥革命后保皇立宪党为时人所弃，间接导致曾经是其言论机关的《时报》遭到市场冷遇。核心报人的离去直接影响了报纸的文风与品质，同时削弱了报纸的品牌效应。随着报业竞争的加剧，报纸未根据受众市场的需求应时而变，不计成本的经营缺陷损害了《时报》发展的可持续性。狄葆贤个人家庭变故、囤纸亏本等众多偶然性因素的出现，更加速了《时报》的易主。

一、必然性：决定易主的本质因素

（一）保皇党的阴影：失人心

以辛亥革命为界狄葆贤主持的《时报》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很热闹，后期渐冷落”③。据包天笑回忆：“保皇党的馀臭”④是其冷落的原因之一。“在辛亥革命时期，《时报》的声光，就稍有减色，大家总说它是保皇党的报纸，无论如何，总是白圭之玷。”⑤《时报》在创建初期确是保皇党的言论机关，尽管早在1908年已与康梁断绝关系，但仍堵不住悠悠之口，不得不说与《时报》初期同海外保皇党之间的亲密互动有关。一方面康梁给《时报》注入了直接的资金和人力，使得报馆可以在短时间内组建完成并开始运作。另一方面《时报》开始发行后，就大力宣传保皇立宪，初期刊登的论说“多系任公从横滨寄稿来者”⑥。例如创刊后第5天就连续3天发表对日俄战争的评论，并继而发表《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论极东之第二俄罗斯》《论中国前途之可危》等文章为保皇立宪造势。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保皇会改名的消息必须在《时报》以及《新民丛报》中宣布。⑦此外梁启超给杨度的信中还提到：将在《时报》上提倡开国会，并期待一针见血的效果。⑧梁启超的这些信件，从侧面反映了保皇党经常选择《时报》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而且《时报》对保皇立宪的宣传是卓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时报》一出世就带有深刻的保皇党印记，这也是《时报》带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在“首因效应”⑨的作用下，人们对后期《时报》的认知依然会受到第一印象的影响。尽管《时报》与保皇党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分道扬镳，但“保皇党的报纸”这个身份依旧作为一个隐患伴随着《时报》。随着社会上革命的呼聲越来越大，这个隐患越发凸显。终于在辛亥革命之后，保皇党为时人所弃，《时报》也受到了市场的冷落。

（二）核心报人出走：失人才

时报馆创建初期虽有康梁派的亲信，但他们一向不过问报馆的聘任事宜，这就从客观上给狄葆贤招贤纳士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狄以私谊关系直接或间接地网罗了大量人才。例如陈冷、雷奋、包天笑、林康侯等与狄葆贤是江苏同乡，存在地缘关系;杨廷栋、黄远生等日本早稻田大学之间则存在学缘关系。正是有陈冷、雷奋、黄远生、包天笑等骨干报人与狄葆贤一起共同探索出了一条革新之路，《时报》才能震撼当时暮气沉沉的上海新闻界，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报界大放异彩。

时报馆内原供休息的息楼，由于地缘关系、亲缘关系的连带作用，慢慢聚集了一批来自馆内和馆外以苏籍人士为主的知识群体。狄葆贤、陈冷、雷奋、沈信卿、林康侯、史量才、黄伯惠等人就经常出入息楼。随着社会时局的不断变化，息楼由单纯的休息场所逐渐演变成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之地。从地缘关系上讲，息楼在初期加深了馆内报人的联系，也为后期报人离散埋下了隐患。“地缘共同体”会向上发展成为“精神共同体”。⑩息楼中的陈冷与史量才就常在一起讨论新思潮，志同道合，以致后来史量才买下《申报》后将陈冷从《时报》挖走，黄远生也在同年被挖至《申报》，雷奋则受聘为张謇的高级顾问，《时报》以陈冷为核心的报人关系网破裂。“时评”“专电”“北京特约通讯”在当时皆为《时报》特色，分别由陈冷、雷奋、黄远生负责。胡适曾回忆当时每日都有“冷”的短评和其他短评同时登出，明快冷刻的风格正合乎当时的需要，年轻人甚是爱恋。陈冷等核心报人的离去，显然会大大削弱读者因对报人的崇拜而形成的品牌效应。

（三）报业竞争加剧：被赶超

作为“后起之秀”的《时报》之所以能够与《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齐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前期的业务革新。当时申、新两报惯用老做法，不肯应时局变化而做出些许改革。《时报》应时而生，大胆进行多项业务革新。胡适在1921年写的《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也总结了《时报》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原因：是由于有“时评”、“小说”以及“专电”等革新事业。《时报》的创新举措引得其他报纸争相模仿，包括申、新两报，胡适于是评价《时报》为当时报界改革的先锋。然而随着旧报纸的纷纷革新以及新报纸的不断涌现，《时报》已经被报纸的大队伍追赶上了。例如，史量才由于曾是息楼中的常客，早已清楚《时报》的命脉所关，接办《申报》后便“举《时报》所长一一而攫取之”。11“包天笑曾评价《申报》的改革与发展对《时报》十分不利。民国报业的蓬勃发展无疑给《时报》带来了新的挑战：《时报》能否在竞争加剧的报界继续开拓进取、应时而变，决定了它是否可以继续做这个先锋。

事实上除了对《时报》创新之处的借鉴外，各报还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新的创新尝试。例如，五四运动时期产生的著名的“四大副刊”突破了之前副刊的休闲性质，成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主要阵地。其中《学灯》《觉悟》副刊的创办更是大大提升了《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竞争力。张静庐曾评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在学界极受欢迎，以致撼动了《时报》十几年来在教育界打下的根基。12当然，《时报》也并非无动于衷。1919年至1921年间，《时报》先后增设了《妇女周刊》《儿童周刊》《实业周刊》《英文周刊》《教育周刊》《图画周刊》《文艺周刊》《医学周刊》8种专业性副刊。从业务革新层面上说，这些系列专刊意义重大。“《时报》是我国最早创办系列专刊的大报，为当时各报所‘踵行，甚至效仿沿袭至今”。13但从市场效应来说，这些专刊由于内容太过专业化，“未为一般读者之欢”14，除“图画周刊”外，其余专刊创刊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皆停刊。存活时间短、读者范围小，使得《时报》的这些专业副刊在当时的影响十分有限，远不及“四大副刊”。

（四）经营不计成本：入不敷出

《时报》在运营初期，资金方面主要靠康梁接济。尽管康梁前后拨款有二十万之巨，但《时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信中认为时报馆每年请款“实不可行”，“更需派人管账”。151908年康梁撤资后，《时报》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扶持者，狄葆贤有意将《时报》、有正书局及民影照相馆整合于《时报》和有正书局为中心的集团之内16，以此应对康梁撤资后的资金危机。《时报》在业务上锐意革新，名声日隆。根据1909年8月20日上海各报发行量的调查情况，《申报》《新闻报》日发行量分别是14000份、15000份，《时报》为17000份，一度超过申、新两报。17发行量是影响报社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根据包天笑的回忆，“《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18。由此可见，《时报》尽管影响力日增，发行量也尚可观，但却未见明显效益，反而由于连年亏损，需要有正书局的扶持方可度日。细挖其原因不得不说与报社在经营上的不计成本有关。

首先，狄葆贤有着浓厚的书法爱好，对印刷要求极高。报馆往往为追求印刷的高质量，常常不考虑成本。再者，报人广告意识薄弱。例如将《小说时报》的出版广告刊载于《时报》头版一月有余，其他有正书局发行的各种目录也常以正版形式刊载在《时报》中。虽然这种与有正书局互为广告载体的方法可以增强“集团化”的影响力，但对于本就资金不够的时报馆来说，无疑切断了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商业广告收入。此外，狄葆贤惜才，常以重金招聘人才。陈冷在当时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包天笑刚入职时月薪是八十元，而同时期《申报》的资深主笔何桂笙的月薪才是三十元，《新闻报》的袁祖志任总编辑期间的月薪仅为二十元，可见《时报》报人薪酬条件的优渥。正如陳纪滢的总结，“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不怎么考虑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旅费、营业和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19

二、偶然性：加速易主的非本质因素

偶然性产生于客观事物的外在条件、非本质的原因，能够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必然进程。由于市场冷落、人才流失、竞争对手超越以及不计成本的经营缺陷，《时报》日渐式微，呈现出易主的必然性趋势。此时，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出现，无异于催化剂，加速了《时报》易主的达成。

首先，辛亥革命后狄葆贤爱子与爱妻的相继离世，成为了加速《时报》易主的偶然性因素之一。根据包天笑的回忆，狄葆贤还未足三岁的儿子死于一场意外的火灾。爱子去世后，“楚青便如痴如醉好几个月”，“报馆也难得来，来了也茫茫然莫知所措”20。几年之后其夫人也去世了，“楚青意态更为消沉，脾气也不太好，家庭之间，亦不甚融合”21。从《时报》当时的经营管理模式看，报馆大部分事务均需狄葆贤经手管理，但家庭的变故对狄氏打击甚大，导致狄葆贤对报馆的管理变得力不从心。甚至一段时期内让其弟弟狄南士代为管理报馆。然而，南士先生一向喜欢吃喝玩乐，整日出入夜总会，根本无暇顾及《时报》。

再者，在《时报》的7种专刊停刊之前狄葆贤有意续办专刊并进行创新，即将7种专刊合为一个“星期讲坛”，邀请胡适做主编。1921年狄葆贤曾经三次拜访胡适，并以每月二百元的高薪相邀。22“从此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矣”23，足以可见当时狄葆贤有挽救和重振《时报》的壮志。胡适一开始觉得唐突并未答应，后来思考些时日，最终回信答应了狄氏。24但《时报》在当年即卖给了黄伯惠，从《时报》后来的经营看，胡适实际并没有做主笔。至于原因陈存仁回忆说：是因为“《时报》又一要员陈冷反对白话文，与胡适相见，冷淡非常，主笔的职务终于谈不成功”25。从狄葆贤与胡适的互动可以看出当时狄葆贤求才心切，胡适终没有做成主笔，对狄葆贤来说未免不是一大遗憾。狄葆贤谋才不得，专刊也相继停刊，重振《时报》的宏大计划落空。

此外，也正是在1921年，时任《时报》总务的沈能毅错误地预估了市场行情，认为白报纸即将价格上涨，力劝狄葆贤大量购入白报纸。狄葆贤出于对总务的信任，采取了沈能毅的建议。谁知沈能毅预估错误，白报纸的纸价非但未涨，反而跌的厉害，狄葆贤这次吃了大亏，手上的资金也无法周转。26这次偶然的囤纸亏本事件，对本就脆弱的《时报》来说无疑是最沉痛的一击。

三、结语

《时报》的易主是其主持者狄葆贤办报实践的结果，但此结果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社会、竞争对手、报馆组织等的共同推动作用。也即是说看似偶然的《时报》易主，背后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必然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合力作用下，《时报》日渐式微，甚至摇摇欲坠，最终导致狄葆贤无意再主持《时报》而将其卖出。

黄伯惠接手《时报》也并非纯粹偶然，其中离不开陈冷的撮合。就陈冷与狄葆贤关系而言，陈冷虽早已离开《时报》，但在《时报》易主之际仍然担任《时报》的顾问，且狄葆贤一向视他为心腹，报馆的诸多重要事务依旧会征求陈冷的意见。在获悉狄氏无意再主持《时报》后，陈冷曾允诺帮其物色接办人选。从陈冷与黄伯惠的交往来看，黄伯惠的父亲黄公续与陈冷是旧交，且黄伯惠曾是息楼常客，与陈冷交往较为密切且志同道合。最后，就黄伯惠个人来说，他曾经游历欧美国家以及日本，考察了别国办报的诸多技术和经验，可谓见多识广。这些考察的经历不仅让他滋生了浓厚的办报兴趣，还为他日后的办报实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他的父亲黄公续曾经经营地产、钱庄等产业，黄伯惠继承了父辈的资产，积资甚厚，接办《时报》不在话下。综合看来，黄伯惠成为陈冷心中接办《时报》的最佳人选也就不足为怪了。前有狄葆贤转让《时报》之心思，后有黄伯惠见猎心喜之意，再加上陈冷为媒，狄葆贤最终在1921年将《时报》以八万元卖于黄伯惠。

注释：

①胡适.十七年的回顾[N].时报，1921-10-10.

②孙玉.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观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J].才智，2014（23）：205.

③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23.

④⑤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30.

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37.

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3.

⑧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95.

⑨【美】霍夫兰著.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劝服的表达次序英文[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33.

⑩【德】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5.

1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47.

12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M].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