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2008—2017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情况进行定量统计，分析10年间发文情况、被引用情况、发文期刊及发文机构情况、核心研究者情况及重要文献情况。为音乐人类学基础研究提供清晰的数据，有利于研究者了解发展趋势，从而促进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文献计量;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 J6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9）03 - 0051 - 05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3.008

一、导言

文献计量法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用数据来描述或解释文献的数据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文献研究的目的。 因为引进量的概念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因此具有描述深刻、概括全面、评价准确和良好的预测性等特点，能够深入揭示文献的体系结构和数量变化规律，从理论上提高文献分析的科学性和精确性 。

音乐人类学是音乐学的重要分支，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研究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学科建设等，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建设、发展、推进的基础。

2008—2017年是音乐人类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时段，但这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发展变化如何、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者、哪些研究者是研究核心、未来研究的趋势如何等等问题，却只有大概的印象而没有科学的分析统计。这无疑模糊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影响了研究者对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进程的掌握，不利于音乐人类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因此，有必要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科学、客观、全面的分析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变化，通过文献发文篇数和文献被引用次数的综合分析，判断各年度成果产出、重要论文、核心作者、主要机构等，以便为音乐人类学研究提供清晰的数据，从而帮助研究者了解发展趋势，掌握音乐人类学研究情况。

本文借助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以“被引篇名” “出版年”为检索项，以“音乐人类学” “2008—2017”为检索词，获得文献总数374篇，按照学科基础研究的范围，逐篇选择，共筛选出2008—2017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124篇（数据统计时间：2018年11月）。由于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仍存争议，故本文不分析民族音乐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另外，均只选取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及其所在机构进行统计分析。

二、基本情况

（一）各年度文献发文量及被引用量情况

由表1可见，10来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可分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5年，前5年发文量多，被引次数高，其中发文量86篇，占总发文量的69%，被引次数657次，夸张地占总被引次数的97%，显示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由蓬勃兴盛趋于平淡，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逐渐成熟，很多争议逐步得到解决，学科框架基本形成。

（二）主要发文期刊及主要发文机构情况

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普赖斯定律  ，可以确定主要发文期刊和主要发文机构。定律为：M=0.749×√N，其中，M分别为主要发文期刊的最低发文量、最低文献被引用次数和主要发文机构的最低发文量、最低发文次数，N分别为全部期刊中的最高发文量、最高被引用次数和全部发文机构中的最高发文量、最高被引用次数。也就是说，至少要同时达到M篇、M次，才能被称为主要发文期刊和主要发文机构。

根据统计，N（期刊最高发文量）、N（期刊最高被引用次数）分别为32篇、407次，则M分别为4.2篇、15.1次，四舍五入后为4篇、15次;N（机构最高发文量）、N（机构最高被引次数）分别为21篇、232次，则M分别为3.4篇、11.4次，四舍五入后为3篇、11次。据此，主要发文期刊及主要发文机构见表2、表3。

可见，上海音乐学院是这一时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镇，不仅在机构发文篇数上并列第一，被引用量是第二名吉首大学的三倍，其学报的发文量和被引次数也遥遥领先，这与其设有全国唯一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且大力开展音乐人类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三、核心研究者情况

单用发文量或单用被引用次数来衡量核心研究者不够科学，综合发文量和被引用次数进行考虑才能很好的反映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核心研究者的真实情况，因此，项目组借鉴钟文娟、徐云峰等  的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来进行测定。方法是首先根据普赖斯定律求出两个M值，大于等于M的列为核心研究者候选。接下来分别求出发文量指数F和被引用量指数Y，公式分别为：F=核心研究者候选发文量÷核心研究者候选平均发文量，Y=核心研究者被引量÷核心研究者候选平均被引量。最后求出综合指数Z，公式为：Z=F×0.5+Y×0.5（0.5为权重系数），Z≥1的是核心研究者，0.6≤Z>1的是扩展核心研究者。

经统计计算，M值四舍五入后分别为4篇、10次，得出核心研究者候选见表4。

根据表4计算出Z值，得出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核心研究者和擴展核心研究者见表5。

普赖斯定律与综合指数方法的结合应用，能够兼顾发文量和被引用次数，既反映成果数量，也反映成果影响力，比较科学的揭示了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核心研究群体。

除了综合指数法揭示核心研究群体外，文献计量学还采用H指数 ？譻 来判断有影响力的研究者。研究者H指数是指该研究者至多有H篇论文至少被引用H次，研究者的H指数越高，表明其长期研究积累的影响力越大。

根据统计分析和普赖斯定律，计算出H指数的M值四舍五入后为2，因此，H指数大于等于2的可列为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影响力研究者，见表6。

从表5、表6可见排名前五的研究者相同，综合指数法与H指数法均能较好地反映10年间音乐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重要研究者的情况。与综合指数法相比，H指数法更容易使用，但标准较宽，且无法反应极高被引用文献的影响力，因此表5中排第3的管建华在表6中排到第5。但无论如何，洛秦、熊晓辉、管建华、宋瑾、薛艺兵是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最核心的5位学者，其学术成果及在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

四、重要文献情况

高被引文献就是10年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影响力的重要文献，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其价值和作用。利用普赖斯定律求出單篇文献被引用次数的M值，四舍五入后为7，根据统计，有21篇文献被引用次数大于7次，这21篇即为重要文献，见表7。

重要文献篇数仅占总篇数的17%，但被引用次数却占总被引次数的75%，可见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集中度很高，重要文献名副其实，但也从侧面反应出其他文献的影响力和价值较弱。

21篇重要文献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学科定义、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与相关学科的辨析、分支学科研究、中国化等方面，对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其成果被其他研究者广泛引用，极大的影响着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进程。其中，约占重要文献总篇数1/3的排名前6位的文献单篇被引用次数均超过30次，由3名研究者完成，其中两名也是表四中的核心研究者，表明核心研究者在持续开展相关研究，并取得了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结语

经过多年研究，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框架基本形成。项目组梳理2008—2017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变化，为音乐人类学基础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数据支持，有利于研究者了解发展趋势，从而促进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也为文献计量方法在音乐学研究中进行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来研究文献产出，也还存在数据不完整、分析不全面等问题。比如，在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中，没有包含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也没有将专著纳入研究，数据收集不够完整。另外，由于文献系统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文献计量方法本身在揭示文献规律方面也有一些缺陷。因此，本研究成果仅为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较简略的定量分析参考。

◎ 本篇责任编辑钱芳

收稿日期： 2019-02-11

基金项目：2018年四川音乐学院资助科研项目“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2008—2017年音乐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分析”（CYXS2018036）。

作者简介：宋显彪（1971— ），男，硕士，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四川成都 6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