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兼斌

转眼又到年终岁末，学刊冬季号如期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期内容共10篇文章，包括两个专题以及一篇书评。其中，“科学传播”是本期的主打专题，包括5篇论文。近年来，与科学、环境、健康相关的议题频频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新科技在造福社会、赋权民众享受更高质量生活的同时，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环境以及伦理风险，也日益成为公众、媒体和学者的重要关切。大约一年以前的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全球一片哗然，122名中国学者更是在当天上午就作出反应，发表联合署名的公开声明，谴责这一未经严肃生物医学伦理审查的研究和实验所挑战的科研和医学伦理底线。高芳芳和胡佳凤的《公众对人类基因编辑的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正是以此事件为背景，聚焦公众对争议性科技的风险感知及其影响机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梳理了影响公众对基因编辑的风险认知的关键因素。程萧潇和金兼斌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形成：基于文献的理论框架梳理》一文，则聚焦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机制的理论和文献探讨。通过对这个领域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综合其他争议性科技的风险传播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包含社会人口学、认知、心理记录、体验和社会文化五大类因素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来总结迄今为止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形成机理的理论认识以及所积累的概念工具和研究发现，并对不同科学传播理论模型可能蕴含的内在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基于公众细分的科学传播研究取向，将是今后此类研究走向深入并具有切实的科普实践指导价值的关键。

“科学传播”专题的第三篇、第四篇论文分别基于中外两个极具典型性的科学传播案例展开。《科普真人秀赛程设置的注意力分配机制——以〈加油！向未来〉为例》是朱励瑶和张增一对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科学实验真人秀节目《加油！向未来》的案例分析。在当今社会化媒体时代，电视科普综艺节目作为内容传播链中的上游产品，在面向大众进行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特别是吸引年轻观众关注科学话题、传播科学知识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电视科普综艺节目如何策略性地兼顾或平衡好科学性与娱乐性之间的张力，关乎此类节目的传播效果和收视成败。两位研究者深入节目赛制，以注意力分配理论、游戏理论和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挖掘赛制背后的注意力分配机制，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科普电视节目制作策略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传播效果。楚亚杰和梁方圆的《科学传播的公共参与模式分析：以NASA社交媒体表现为例》，则重点考察了具有丰富科普资源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过社交媒体所进行的面向公众的立体化航空航天科普宣传活动，以及从中体现的独具特色的参与式科学传播文化。就科学传播的模式演进而言，她们的研究发现，“对话”和“参与”视角尽管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框架，但这种视角也有其局限，包括可能会低估科学机构的实际传播效力。“科学传播”专题的最后一篇《顺从还是抵抗？中国气候科学家对“科学媒体化”的感知和反思》，则来自史林基于对13位中国气候科学家进行的访谈，从科学家一方入手，探讨个体层面内科学与媒体的互动关系。通过对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科学媒体化”现象进行概念梳理和实证考察，她发现至少在中国，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并未形成常态机制，科学家整体上仍然是被动的传播者，中国气候科学家的“媒体化”是一种有限度的、有抵抗的媒体化，并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趋势。

本期第二个专题是“国际传播”，由4篇各具特色的文章组成。第一篇是由达雅·屠苏所写的《多极化世界的全球传播重构》一文，由盛阳、史安斌翻译。作为印度裔但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学者，屠苏教授在这篇文章中着力探讨的是，在当今数字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和秩序的改变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和印度能够成为在全球场域中代表“全球南方”视角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发出重要声音、从而确保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他以“是时候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和印度日益勃兴的传播文化，并随之重新校准媒体与传播研究的整体范式”这一倡导式呼吁作为文章的结尾。史兴松、徐文娟和单晓晖的论文《近十年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对过去十年SSCI期刊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进行的统计分析，来梳理和总结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进展、趋势和特点，以及最广为应用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尽管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已进入成熟的学科发展阶段，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国际传播”专题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南方、社会主义探索与批判传播学新想象——中印比较三人谈》是一篇厚重而独具特色的学术访谈，由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张晓星访谈该院毕业的两位知名“全球南方”批判传播学者，即作为华裔的赵月枝教授和作为印度裔的曼殊纳特·蓬达库教授。整个访谈从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和西方全球文化霸权为切入点，把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讨论，视野恢弘开阔，“个人困扰”式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叙述，与全球南方这一“公共议题”的论述，有机交融，相互辉映，批判传播学者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发展关怀，以及他们鲜明的个性和毫不避讳的价值取向都跃然纸上。尽管两位批判传播学者都承认，在全球理论和学术版图中，“全球南方”学者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但他们坚定地认为，重新讲述“全球南方”的故事，是批判传播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篇精彩纷呈的三人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前述Thussu教授呼吁的一种学术回响。“国际传播”专题的第四篇文章《转变的实践：牙买加公共广播服务的新兴替代方案》则来自三位西印度大学加勒比媒体与传播学院老师，由胡颖、刘宣伯翻译。在这篇以牙买加公共服务广播媒体为例进行的个案研究中，三位作者把牙买加公共媒体的运行情况放在历史语境下进行考察，试图梳理牙买加公共广播服务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

除了两个专题，本期学刊还刊登了张学霞所写的一篇书评《地方新闻史书写的新范式——评于凤静〈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作者从所评著作的观点呈现、书写路径、问题意识等方面，对这部填补了地方新闻史研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空白的学术著作的特点和创新之处，作了精彩点评。

回首即将过去的2019年，一方面是国内正艰难但稳步推进的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一个多极化世界正在动荡中逐步形成，而这也隐隐与学刊本期的两大专题“科学传播”与“国际传播”遥相契合。在前述“三人谈”一文中，赵月枝老师有这样一段充满行动主义者情怀的话：

我也曾想象,如果每位中国学者都去联系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社区、一个政府部门、一个企业、一个民间非政府机构,也许这样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大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知行合一之路,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

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新的一年，让我们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