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庆

南京大学外语部

王牌飞行员邦德在华浴血空战

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1941年来华抗日，战果辉煌。2015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发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 周年的讲话》，其中就有“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重要语句。

来自美国第九大城市达拉斯的查尔斯·邦德（Charles Bond），就是飞虎队著名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他曾击落9.5 架日机（邦德单独击落9 架，与另一个队友合作击落1 架），创下一次空战击落3 架日机的纪录，也曾在一个半月内被日机击落两次，每次都带伤返回战斗。他是第一个把座机涂上鲨鱼牙（飞虎队著名标志）的飞行员，第一个为飞虎队第1 中队设计了独特的“亚当和夏娃”队徽，第一个出版《飞虎日记》。该书自1984年问世以来，畅销至今。

战后，他出任美国第12 航空队司令，军衔少将，荣膺过云麾勋章、六星勋章、杰出军人勋章、杰出飞行十字勋章、紫心勋章等多项殊荣。2009年，他以94 岁高龄在家乡辞世，葬礼隆重。战机凌空飞过致敬，礼炮鸣放21 响，通往公墓的道路两边飘扬着美国国旗。

少将之弟传承抗战精神

2014年，我拜会了邦德少将的弟弟——战斗机飞行员杰克·邦德上校，他是一位越战老兵。当时，我参加了美国飞虎协会的第73 届老兵团聚年会，之所以是第73 届，是因为飞虎队1941年来华抗战，到2014年正是73 周年。

这次团聚年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汇聚了中美飞虎老兵、家人、学者、政要等几百人。中国驻美使馆、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等代表出席并发言。美国官方也十分重视，国会议员塞申斯、约翰逊、德州州长佩里发来致辞，空军莫里斯上将莅临讲话，曾是战斗机飞行员的国会议员山姆·格莱普斯，穿着飞行服到场祝贺。

1942年5月4日，在云南保山上空，邦德独斗多架日机，被严重烧伤（图片来源：王春琪）

团聚活动持续了三天，内容丰富，包括参观藏有飞虎战机的两大航空博物馆、飞行表演、飞虎老兵和后代发言、纪录片观摩、访拍、授奖晚宴，等等。

而如此盛大活动的主席，就是杰克·邦德。他年过八旬，满头银发，腰背佝偻，但工作起来却像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为了组织好团聚活动，他连续几天每天只睡5 个小时。当与会者纷纷向他致谢时，他谦和地笑道：“把你们照顾好，我就比什么都快乐。”

杰克·邦德十分敬爱他的英雄兄长，听说我在翻译他哥哥的《飞虎日记》，很是欣慰，并分享了相关资料。2018年，他希望捐赠美国人拍摄的驼峰搜寻纪实光碟，咨询给中国哪家博物馆合适。我知道国内十分需要来自国外的相关史料，而且习近平主席号召“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于是，我便立刻联系了中国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该馆位于紫金山北麓，在1932年始建的航空烈士公墓上扩展而成，是世界上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展示了二战期间中、美、苏等国空军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历史。

徐海平馆长热情地表示愿意接收捐赠，并邀请杰克·邦德先生和家人来馆参观。该馆在醒目位置，陈列有其兄长——飞虎英雄查尔斯·邦德——的照片和介绍。

这个结果，令杰克·邦德非常满意，不料，他却因突然中风不能寄出捐赠光碟。关键时刻，邦德将军的长女——创伤治疗师、画家贝姬·邦德，伸出了援手。

去中国抗战前，查尔斯·邦德（中）和比他小14 岁的弟弟杰克·邦德（右一）合影

飞虎队王牌飞行员邦德（右）向中国老师学习汉语（1942年，昆明）

少将子女为中国公祭日撰文作画

查尔斯·邦德将军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因为父亲曾在华英勇作战，孩子们对中国早有耳闻。长女贝姬回忆说，家里的小狗就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顶好”。当年，飞虎队驻扎在云南，当地人会翘起大拇指，夸赞击落日机的美国飞行员“顶好”。他们也学会了讲“顶好”，并问候当地百姓。这是美国飞虎们说得最多最熟的中国话，他们甚至把拼音DINGHAO，涂在了战机上。二女儿辛迪回忆，父亲曾把救过自己性命的降落伞带回美国，伞布后来改成了孩子们的睡衣，至今她还珍藏着。

2015年，在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之际，邦德的四个孩子，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当他们得知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每人撰写了一篇追忆父亲在华抗战的文章，并附上了若干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家庭影像。尤为感人的是，二女儿辛迪，在刚接受完癌症手术、麻醉副作用还没有消退的情况下，就撰写了生动而温馨的回忆文字：

1941年11月15日，飞虎队第1 中队飞行员查尔斯·邦德看到《伦敦新闻画报》的封面上有漆着“鲨鱼牙”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战斧”战斗机图画。第二天就购买油漆到基地，为自己的座机涂上“鲨鱼牙”，结果风靡全队。图为中国士兵守护涂有“鲨鱼牙”的飞虎队战斗机

我们小孩子对爸爸的任务都半懂不懂。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爸妈卧室里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旁边的椅子上，整齐地叠放着爸爸的飞行服，还有军靴。电话铃一响，他有三分钟时间，起身穿上飞行服，下楼，乘上正在等他的小汽车。车子疾驰去机场，飞机已经紧急待飞，准备拦截逼近美国领空的苏联飞机。飞机的引擎就在我卧室顶上隆隆作响，我们都默默地深怀担忧，就怕他回不来。我们通常会到机场看爸爸的飞机返回（我一直都有飞行恐惧症，就是和那三年的经历有关）。

爸爸85 岁上下时，我们兄弟姐妹和配偶在达拉斯团聚，不知怎么，我独自一人坐在了爸爸的车上，爸爸开车。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担心他的驾驶能力，“惊恐万分”。我们得穿过达拉斯密如蛛网的繁忙公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突然发现他一边双手紧握方向盘，一边随时调整后视镜和侧镜，非常地自信、潇洒和放松。我恍然大悟……“老爸在开飞机呢，他开车就像他在操纵飞机一样。”后来，在爸爸的葬礼上，多年前曾给他当过副官的罗伯特·泰勒少将对我说，爸爸飞行技术之高超，是出了名的。他们说他开飞机，就像“戴上自己的手套”那样轻松。开车更是小菜一碟了……根本不用我担心！

爸爸在经历过飞虎援华、二战和针对苏联的特别任务后，就卸甲归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但他一度为“战争疲倦症”或“弹震症”所困扰……那意味着他有时“糙边硬角”,不可能总是给他人，包括家人，带来温暖和宽慰。然而，随着他年事渐高，尤其是当他九旬左右显出老年痴呆症征兆时，他变得特别的慈爱温柔，发自内心地关怀他人。他不怎么“在乎自己”，更多的是倾听，关注支持他周围的人，给予他们以无比的眷爱。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离世的，走时十分安详，我们都在他的床边。

爸爸晚年还做了一件最让人难忘的“标志性”事儿。他把我们母亲桃丽丝称作他的“小天使”，她1987年辞世后，爸爸就开始慢慢收集各种各样的天使工艺品。他从网上买了数百个金色天使的小别针，总在口袋里装上一把，不管走到那儿，遇上什么人，比如女服务员、杂货店收银员、朋友、同事、敬老院的清洁工，他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色天使别针，送给他们。在爸爸的葬礼上，我们把一个装有金色天使别针的碗放在教堂入口的门厅，让人们随意取走。

——查尔斯·邦德长女贝姬·邦德

飞虎群英（1942年3月，摄于昆明巫家坝机场）。左起：鲍勃·尼尔(击落13 架日机)、乔治·布加德、鲍勃·里特（在华牺牲）、查尔斯·邦德（击落9.5 架日机）、约翰·布莱克本（在华牺牲）、布莱克·麦克加里（跳伞后被俘）

我们家住在纽芬兰时，我大概4 岁。爸爸教我玩小孩子的扑克游戏，像“小猫钓鱼”、“拍杰克”之类。我们的小狗“顶好”就耐心地坐在边上看。爸爸就是从小狗的名字开始，对我第一次谈起了中国。

爸妈卧室里有一个军用床脚柜，里面收藏着爸爸的飞虎纪念品。一天晚上，他从里面拽出了一个巨大无比、像波浪一样起伏的白色织物，仿佛覆盖了整个房间——我那时5 岁，在5 岁孩子眼里那可了不得。爸爸咧嘴大笑，喊道：“我们可以拿它做什么？”这是他的降落伞，他在中国开战机时被日军击落几次，其中一次就是这顶降落伞救了他的命！我们都给迷住了。妈妈提议拿降落伞布做睡衣，真的做成睡衣了！

爸爸心里把飞虎旧物视作拱璧，一直到临终都完完整整地珍藏着。

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显然，在中国的那些岁月和中国人民，对爸爸具有多维的巨大意义，而且影响了其余生。怎么可能没影响呢？连我们孩子都受到了多种多样的影响！我确信，他在天堂知道了所有这些飞虎庆祝活动，特别是他的书要被译成中文，他的脸上一定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查尔斯·邦德次女辛迪·邦德

爸爸当上将军时，我们住在麦克考德空军基地。我那时10 岁，爸爸叫我“疯狂的龙卷风”。幽默诙谐，富有领袖魅力，是他标志性的美名。爸爸行事经常如勃勃少年，我们小孩子都喜欢他这样，邻居家的孩子们也爱慕他。

右起：援华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美国空军少将查尔斯·邦德、次女辛迪、妻子桃丽丝和长女贝姬（1947年摄）

一个夏天的夜晚，大概7 点钟，爸爸把邻居小孩都召集到草坪上。他给一条大大的军用救生橡皮艇充好气，我们约摸有10 个孩子，和爸爸一起坐在救生艇里。他开始给我们讲“木钉腿皮特”和“独指乔”的故事。噢，我的上帝！爸爸真是超级棒的演员和讲故事高手。他可以大嗓门咆哮，也可以小声耳语，还可以发出低吼嘟哝声。有时，他会突然摇动救生艇，把我们吓得要命。

——查尔斯·邦德小女吉妮·邦德

贝姬·邦德创作的《和平之菊》

要评说爸爸的戎马生涯，我能想到的词大概就是：专注、奉献和一心一意。

我妈妈是贤内助，为我和三个姐姐准备了温暖舒适的家。我们因爸爸工作，经常搬家。他们两人都是全身心投入和奉献的典型。

——查尔斯·邦德之子查尔斯·邦德三世

邦德的子女珍藏着来自中国的有关父亲的报道。长女贝姬擅画花卉和风景，特地创作了一幅油画《和平之菊》。此前，我向她介绍中国文化，曾告诉她中国人热爱菊花的高洁隐逸，也用菊花表示追思之情。她说自己从未见过菊花，但想创作一幅菊花图，表达对中国人民的问候。于是，她在网上搜索了大量菊花的照片，并让我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花色。我请教了画国画的孩子，选出了黄、白、紫三种颜色。她还想在花瓶上写上一个汉字“平”，问我这个字的含义，我详告她“平”有“和平、平静、公平”等多重褒义。她欣然接受了。

她在创作平生第一幅菊花图期间，因沉疴复发，有时不得不停下画笔，一再表示歉意。所以，数月后，当一幅典雅细腻、寓意美好而深远的画作《和平之菊》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心情久难平静……

搏击创伤后遗症，准备捐赠

贝姬表示，愿意向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签赠《飞虎日记》。对于这座致力收藏海内外抗战文物的纪念馆来说，不啻是一份甚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礼物。我转告了馆长邀请她和家人来馆参观的诚意，也盼望她来华看看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她还从未来过中国。

然而，这位空军虎将之后却坦言相告：“我不旅行，不坐飞机，因为有飞行恐惧。不仅难以去中国，就是开车去我家乡达拉斯，都是头疼的问题。”而且，她再次用到了“创伤后紧张紊乱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一词。这是一种受过可怕创伤的后遗症，会导致大脑神经紧张，使人沉溺于创伤回忆，出现易怒、暴力、失控等言行，无法完全康复。

这让我想起了邦德将军的战友、飞虎队优秀飞行员路易斯·毕晓普，我曾经翻译过他的回忆录《地狱逃亡》。他在华抗战期间，摧毁5.2 架日机（他单独摧毁5 架，和另四个队友合作摧毁1 架），跳伞后被日军俘虏三年，受尽了折磨，在南京附近成功越狱……他就罹患了“创伤后紧张紊乱症”，并因病早逝。该症在二战老兵、美国越战老兵中相当普遍。

邦德将军其实也遭受该症之苦。但作为声名赫赫的抗战英雄和将领，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他爱家人，有时却无法控制地对他们粗暴，表现出子女所说的 “糙边硬角”，给他们的童年留下了阴影。邦德将军在和家人电话结束时，总是说“10-4”，从来不说“再见”。“10-4”是无线电通讯用语，表示“收到、知道、立即执行”。这也是他参战留下的习惯。长女贝姬说：“直到父亲去世，他都在驾驶舱里和敌人作战。这是他的创伤，他永远无法走出他的P-40 战斗机。”他在同是空军飞行员的弟弟杰克·邦德面前，也显现过紧张紊乱，只是弟弟永远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

晚年查尔斯·邦德

由于父亲带来的创伤经历，邦德的四个孩子极少参加飞虎老兵的纪念活动。美国飞虎队协会主办的老兵团聚迄今已76 届了，贝姬只参加过一次，1996年，在德州达拉斯。那次团聚由她的父亲组织。她和丈夫开车几千里，到达拉斯第一天，就想赶快回家。活动诱发了贝姬的创伤记忆，她以“地狱的噩梦”来形容。她甚至没有通读过自己父亲的畅销名著《飞虎日记》，仅仅是出于澄清时间和地点之必要，才读了一些段落。最近，美国学者山姆·克莱纳（Sam Kleiner）出了一本新书《飞虎》，必须得到邦德子女的许可，在书中放入他们父亲的老照片。贝姬等子女无疑都同意。她也有这本新书，却回避读它……因为会诱发严重的PTSD 反应。

邦德少将子女签赠父亲的《飞虎日记》，送给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所以，中国是邦德及其家人的心中之爱，但因为战争，又难免有深切之痛。邦德将军在2014年在华播出的大型纪录片《飞虎传奇》中，曾说：“我那时爱中国人民，现在仍然爱。”从他的忆述、开怀大笑和佩戴许多勋章的军服上，丝毫看不出他多年忍受着战争创伤的后遗症，也看不出他的家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贝姬说：“创伤记忆会永远印在大脑，伴随着恐惧，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学习管理症状成为生活的首要任务，目标是尽量健康生活，而非100%治愈。”

作为邦德将军的长女，贝姬对中国和南京别有情愫。她在网上流连于南京的山水人文美景，向去过南京、治疗PTSD 症的医生打听情况，并积极准备将珍稀的飞虎史料捐赠给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她还告诉我一件稀巧事儿：就在她准备捐赠品时，她收到了今年9月的公益图册，封面上的照片美得摄人心魄，拍的是四川九寨沟。她对九寨沟一无所知，但惊叹中国就这么突如其来地又来到了自己身边。

珍贵捐赠在中华大地安家

贝姬寄出捐赠品后，立刻电邮告知投递单号，追踪“宝贝”的行程。杰克也时不时问她寄到了没有。如焚的等待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个沉甸甸的包裹，终于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名城彭萨科拉（部分飞虎队员来华前在此受训），安全抵达了被血与火洗礼多次的古都南京。里面是邦德少将四个子女签赠的《飞虎日记》，以及邦德弟弟杰克捐赠的《二战中缅印战区坠机和失踪人员搜寻光碟》，共5 片。

邦德少将终身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他的《飞虎日记》收入了他二战援华期间的日记，包括加入飞虎队、从美国出发，在缅甸受训，来华空战，返美的全部经过。“飞虎”每天的生活和战斗、对中国军民的感情、对 “老头儿” 陈纳德将军的敬佩、对女友和家人的思念，等等，事无巨细，均跃然纸上。美国《军事评论》评价该书“揭开了神话的帷幕，展示了飞虎队飞行员、护士和陈纳德本人活生生的人的形象，瑕瑜互见，但丝毫不减其光荣。可读性甚强，全心推荐”。

2004年3月， 飞 虎 老兵在昆明重聚。左起：美国空军退役准将、前美国国防部驻中国空军武官雷诺兹，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美国空军少将查尔斯·邦德，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参赞裴孝贤，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中国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高丽良，坐者为“驼峰天使”、护士黄欢笑

日记中写道，他在昆明飞虎队宿舍一住下，就在墙上挂上女友的玉照，战后，他们终成眷属。1942年12月20日，他参加飞虎队首场对日实战，向敌机射击时竟然打不出子弹，他咒骂着，原来他因为紧张，反复开关发射器，居然在射击时没把它打开。1942年5月4日，他在云南保山独斗多架日机，被击落烧伤，自起外号“深紫”。一个多月后，在6月12日桂林空战中，他再次被击落，头部受伤，大难不死，被大家戏称为“金刚幸运儿邦德”。他每次被击落，都受到及时救助，对中国人深怀感激、钦佩和同情。

《二战中缅印战区坠机和失踪人员搜寻》光碟，为美国搜寻专家克莱顿·库里斯（Clyton Kuhles）组织的历年搜寻纪实。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英烈碑上，镌刻有4296 名中外航空烈士的英名，仅美国军人就占到2590 位，其中1500 多名死于驼峰运输航线（1942-1945）。在飞行驼峰航线的2100 架美国飞机中，有1400 多架坠毁，失事率近70%。至今，还有一些中美飞行员长眠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和原始森林中。

从2003年起，库里斯先生筹募资金，搜索驼峰坠机，护送英烈遗骸回家。迄今已经在中国、缅甸、印度的荒无人烟之处，搜寻到了近30 处坠机遗址，确认了200 多名遇难者的身份，被誉为“一个人的‘寻找大兵瑞恩’”。他的网站www.miarecovery.org 有多幅照片，记录着他和当地人（包括中国百姓）负着重重的行囊在雪山荒野里跋涉，飞机的残骸、断裂的人骨、破碎的遗物……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惨死，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馆长徐海兵（左）接受杰克·邦德捐赠的《二战中缅印战区坠机和失踪人员搜寻》光碟

捐赠的这5 片光碟，完整摄录了每次搜寻的艰辛过程，由库里斯亲自解说。其历史价值、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堪与日月同辉……

2018年11月8日早晨，钟山龙蟠，石城虎踞，雨中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显得格外宁静肃穆。徐海兵馆长、武齐全副馆长、讲解员、其他工作人员、南京航空联谊会茆发林秘书长、媒体记者，一起迎候着来自大洋彼岸的珍贵捐赠。虽然邦德家人因为年迈体弱，不能亲来捐赠，但大家通过实物、PPT 和微纪录片等多种形式，深切了解了他们的美好心意，每个人的热血，都被邦德及其队友在华浴血空战的英勇事迹、驼峰航线的悲壮激荡着。负责摄影的姑娘，眼睛湿润着……

关于捐赠，邦德家人认为：“这是中美人民友谊和博爱的重要体现，我们感到十分荣幸，能为此略尽绵薄之力。”馆方也表示十分感动，不仅为邦德家人准备了捐赠证书和感谢函，而且表示将继续加大对抗日航空烈士史料的征集力度，帮助人们永远铭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捐赠活动结束后，连日的阴雨竟然停了，秋阳重新普照大地。

纪念馆当天就发出了邦德家人捐赠珍贵史料的图文报道。《南京日报》、《现代快报》、新华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也都在第一时间专文报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抗战英雄的尊敬，进一步推动着抗战史的传承。

在此，由衷祈愿中外抗战老兵的故事能永驻青史，祈愿有更多的抗战文物和史料得到妥善展示、收藏和研究，传诸后人，昭示着这段史无前例的人类之殇，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