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

摘 要：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前期创作还是转型之后，都体现了他对现代性的思考，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到颠覆，用人性之恶来展现现代社会的弊端。纵观余华的小说创作，也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解构传统文本的结构，用看似荒诞的文本对现代文明和科技带来的隐忧和焦虑进行纵深挖掘。

关键词：现代性；颠覆；解构；隐忧

文学的现代性所承担的是对现代理性的一种反思和批判。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现代性已经出现了异化，人们之间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冷漠，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狭窄。文学的现代性正是通过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来完善现代性中的人文理性。余华的文本恰好承继了文学现代性的这一传统。

一、传统思想文化的颠覆

在文学领域中，传统文化要求人们追求真善美，于是人们喜欢美的好的，讨厌假的丑的；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是大团圆结局，好人得到好报，恶人受到惩罚，这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结果。然而，随着中国打开国门，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经济发达的同时，这个社会的文明却在日益衰微。其实这个社会从不缺少恶的因素，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身有着恶的本能，它随时都可能发作，破坏我们的生活。纵观现当代文学，不乏有写人性恶的作家，但是人性之恶在余华的笔下充斥着暴力与血腥。余华通过文本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颠覆来完成对现代文明之下的亲情、爱情的反思。

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的各种伦理关系，在余华这里都被颠覆了，消解了我们印象中的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甚至是毫不相关的路人关系都被他用来展现人性恶的本能。在《现实一种》中，兄弟之间的亲情被瓦解，我们知道古有“郑伯克段于鄢”、曹植七步成诗，但是余华写得更加残忍，让人不寒而栗，哥哥山岗在杀死弟弟山峰时没有一丝犹豫，仿佛在游戏一般。奶奶在孙子死后，关心的只有自己：“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吃了”。亲人之间没有亲情，亲情在他们之间荡然无存，他们之间形成的只有因果循环的报复：皮皮不小心杀死了堂弟，山峰踢死了皮皮，山岗杀死了山峰，而山峰妻子又给山岗治了罪，循环的结果是恶的因子被保留下来，因为结局是山岗的睾丸被移植了，那个男人生了一个男孩。在余华笔下，人物的恶是出于人的本能，因为就连四岁的皮皮也充满着暴力，他用手使劲拧堂弟的脸，享受堂弟的哭声，随后又打了堂弟一耳光，伸手去卡堂弟的喉管，等他玩够了才离开。他把堂弟摔到地上时，一切发生的是那么顺其自然，后天的家庭环境带给他的也全是自私与冷漠，没有亲情，每个人都是在不破坏自己利益的同时维持着这个家的平衡。

血缘亲情在这里被颠覆了，余华通过《现实一种》的报复循环解构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神话。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真善美是统一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真善美是割裂开来的，对应着假恶丑，因为真已经从本体论下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转变成语言论下的荒诞真实，于是开始怀疑真本身。余华在《我的真实》中也提出“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余华所谓的真更接近精神上的真实，是他用言语建构出来的一种真实，所以他在文本的创作上就呈现出一种颠覆现象，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颠覆，在消解了真的同时也让人反思人性之恶，余华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被欲望支配着，身上潜伏着恶的因子，一旦爆发，带有一定的破坏性和摧毁欲。这类人物带给我们的是对传统思想中人之初，性本善的思考，是在现代文明理性下对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二、传统文本伦理的解构

余华在1980年代登上文坛，那时正是新时期的开始，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创作与探索热潮的褪去，余华开始了自己大胆的思考，展现出现代人在现代化下的生存现状，进而发现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的焦虑感，于是余华通过对传统文本中的伦理进行解构，来完成自己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世事如烟》解构了传统伦理中的各种关系：“余华用数字代表人物，将人物关系无序地抽象地数码化，借以否定传统小说的形象化、性格化命名，从而喻示作为作者自己的“欲望”和观念形态的“迷宫”式人生图景，象征人生的虚无与恐怖、混乱和黑暗。”比如人物6，身为一个父亲，他卖了六个女儿，第七个也在死后被卖，父女之间没有一丝亲情，同样的还有少女4的父亲，他亲眼目睹女儿被强奸而无动于衷；60多岁的3与自己19岁的孙子发生乱论关系并且怀孕；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算命先生，似乎连接着文中毫无相关的每个人。他为了延长自己的阳寿，先后克死了自己五个子女，而后又寻找新的目标；还有几个抽象人物：接生婆、司机、灰衣女人等，他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宿命的死亡。

余华还解构了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其中《河边的錯误》可以看做是一篇公案与侦破小说，一般这类小说的结构是案件发生，探案人员进行调查并侦破案件，最后坏人得到惩罚，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然而在余华这里，却以一种荒诞的写作打破了这类文本的模式，文中疯子接二连三地杀人，在刑警队长马哲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导致了一个无辜者许亮的死亡，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发现罪犯是一个疯子时，案件在侦破的同时也陷入了僵局，从法律角度讲，疯子杀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因为疯子的行为不具备理性，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现象，法律对疯子是没有约束力的，换个角度去思考，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种法律纵容了疯子的行为，但是作为刑侦队长的马哲，他必须维护社会的治安，不能再让疯子杀人，在确定无法将疯子送入疯人院后，他在两难的境地下枪杀了疯子，但是他是具备理性思维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在局长和妻子的逼迫下，他以疯子的身份住进了疯人院。他是否真的疯了呢？没人知道，其实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局长和妻子用自己的理性指导马哲的行为，在极致理性下的行为就成了非理性的结果。在余华看来，理性思考下的规律也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它是能在一种疯癫（非理性）的状态下打破理性世界的规律。

在人类文化史中，疯子有着特殊的文化含义，疯子从通神者、反叛者走向了欲望的代言人，他们用痴颠迷狂表现了与常态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正暗示了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无论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是余华《一九八六》里的自虐狂，都是在一种疯癫的状态下完成着自己的理性行为。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认：“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正如法律法规是人制定的，在没有法律的世界，原始社会依靠道德来整治，就像法律的制定是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和惩罚恶的行为，但是法律制定以后，犯罪分子就少了吗？社会上依然存在许多恶行，因为法律的弊端是无法从根本上预防罪行的发生，如在交通法规制定的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恰恰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频发地。

三、现代文明理性的隐忧

现代文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化带给人们物质上的享受，但是在精神文明上也给人们带来一种虚无感，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存在本身，思考存在的意义。对于存在本身的思考是来自精神上的虚无。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上的复苏与繁荣，物质享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而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会感到有压力并且产生焦虑感，当生活学习中遇到失意的事情时，就会伴随一种失落感并带有恐慌情绪。

这种精神上的虚无使得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往往以理性思维去探索事物，发现事物，人们愿意去相信科学，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一切都源于工具主义理性的度量，技术助长了我们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就提出三个隐忧：“第一个担心是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而余华对现代性隐忧的挖掘表现在自由与意义的丧失，生活在现代文明下的人们缺乏对自身命运的认识，现代人异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余华在文本中就塑造了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在异化中失去自由的形象。

首先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文本中的“我”中午在家休息，突然被一个满是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喊起来，说我的一个朋友要死了，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也没有这个朋友。但是“我”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在这个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我”被带去见一个不知什么模样的朋友，当我来到屋门口，被告知他已经死了。离奇的一幕又发生了，他的母亲尽然对“我”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可他死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于是在这样一个本该平静的午后，“我”无缘无故来为一个陌生的朋友送葬，还“认下”一个素不相识的母亲。“我”清楚的意识到接下来要承担些什么，但是“我”却不得有怨言，只能守在这个死鬼身旁。余华将文本叙述到这里戛然而止，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文本，自己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有着无法言说的隐忧，那是因为在现代文明的侵染下，每个人都有着多疑的心理，人们已经无法拥理性去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余华在这里用荒诞的笔法让一些看似不可能事情的发生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可以看到《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的“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无法预知，仿佛都被某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推着走，并且对自己接下来的行为也有着难以言说的无奈，不知不觉中结果已经发生。“我”最后守在了那个死鬼身旁，这个文本说明了一些事情的发生自身是无法改变的，自己不能把控自由，失去了做事的意义。

四、结语

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余华在自己的文本中展现了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对现代性自身特有的复杂与困顿进行深入探索。无论是对于传统的反思还是对现代的批判，都凝结了余华的创作理想。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出路，精神价值的重新建构，在这个物欲化时代，应该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一种精神上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李建军.小说修辞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編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