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叶彩霞 方烨仪

（1嘉应学院心理咨询中心，梅州 514015；2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梅州 514015）

1 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2018年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人，其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比例已由2016年的95.1%上升为97.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由此可见，手机已经成为当前人们从事网络有关活动最普遍的工具。不少人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远远大于自己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不仅如此，手机还不断挤占个人生活的时间、空间（李宗波，梁音，王婷婷，2017），甚至已经成为某些人“身体的一部分”，并最终形成一种对手机产生强烈、持续的痴迷状态。研究者们把这种过度滥用手机而导致心理、行为以及社会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定义为手机依赖 （刘红，王洪礼，2011；张霞，陈丽霞，杜世正， 2016）。

近年来，研究者在关注手机依赖问题现状的同时，开始探寻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其中感觉寻求作为个体的人格特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感觉寻求是一种寻求复杂的、多变的、新异的、强烈的体验和感觉的人格特质 （Zuckerman，2015；陈丽娜，张明，金志成，2006）。以往研究发现，感觉寻求与多种行为问题存在稳定的联系。例如，赌博、犯罪行为、网络游戏、药物依赖、病理性网络使用等（张卫，朱键军，刘莎， 2016； Lynne， Graber， Nichols， ＆ Botvin，2011； Zuckerman， 2008； Mann， Patterson，Grotzinger， ＆ Kretsch， 2016）。此外，感觉寻求人格特质能够显著预测成瘾类型的行为问题 （Choolabi，Hoseinsabet， Doostian， Zami， ＆ Farhoudian，2014； Karami，Pirkhaefi， Kowsarnia， ＆ Massah，2014；Yan，Li，＆ Sui，2014）。在一项感觉寻求与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元分析研究中发现，感觉寻求能够显著预测网络成瘾 （景晓娟，张雨青，2004）。个体原本想通过手机这个工具寻求一种新颖和与众不同的体验，反而形成了对手机相当痴迷的行为问题。首先，生物—社会—情感三者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寻求刺激的心理特质通过提升自身对外部刺激的正面社会印象，从而促进其对该刺激的积极情感联结，形成特定的刺激—反应的联结（Romer＆Hennessy，2007）。感觉寻求高的个体具有较强的冲动性，对外部的新颖刺激具有积极的态度，认为是可以值得去尝试的，因此更愿意通过冒险行为来体验以上这些刺激；相反，感觉寻求低的个体对外界刺激保持平和的态度，较少能警觉、注意及回应外界的新颖信息，较多对关注内在的心理状态（Koob，1992）。而这些认知模式会影响个体行为的形成。其次，动机理论观点认为，奖励的敏感性是人格和行为倾向之间重要的变量（Faezah，2013）。感觉寻求倾向得分高者会因为新异刺激能够提供新的奖赏和心理满足而将注意力集中到新异刺激中 （例如网络游戏、手机视频、即时聊天），一旦停止奖赏和满足的话，这种人就会产生厌烦情绪，反应速度也会大为减缓，而感觉寻求倾向低分者可能会调低个体对外界刺激奖励的敏感性，从而对外界刺激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之上。这一研究得到认知脑科学研究结论的证实。研究者发现，与低感觉寻求者相比，高感觉寻求者在刺激敏感性激活与未激活时的大脑双侧岛叶和前额皮质（PFC）反应存在显著差异（Cservenka，Herting，Seghete， Hudson，＆ Nagel，2013）。 高感觉寻求的个体对外界刺激具有较高的奖励敏感性，可能会导致个体不考虑消极后果做出不适应的行为选择。最后，生理理论的“激素说”认为感觉寻求是受中脑边缘体中多巴胺系统所调节的，接触新异刺激会增加多巴胺分泌，促进感觉寻求行为的发生，反过来个体具有高的感觉寻求特质则需要不断接触新异刺激来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从而维持内在生理的平衡（王洁，陈健芷，杨琳，2013）。也有研究显示，感觉寻求高者在长潜伏期诱发脑电位上表现出显著的强度依赖（Intensity dependence），感觉寻求低分者的强度依赖性则比较弱（Wang et al.， 1999）。 不管是激素学说，还是电位学说，都是源于自身的基因序列影响了个体在感觉上的变化率的差异（Harden，Quinn， ＆ Tucker－Drob， 2012）。 综上所述，三个理论观点都支持感觉寻求与寻求新颖刺激类的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是，现有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内部机制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无法回答感觉寻求“怎样”起作用于手机依赖行为。

随着认知—行为交互理论的广泛运用，个体的认知功能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内部调控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其中，应对方式是认知功能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肖计划，许秀峰，1996）。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是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能对情绪与认知起着支持作用 （庞瑜，周强，陈扬，2018）。它包括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种。人们对生活事件采取何种应对方式，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稳定的人格倾向性的影响（Fletcher＆ Scott，2010）。本研究选择应对方式做中介变量，更为重要的原因基于两点。其一，已有研究发现，感觉寻求是影响应对方式的稳定人格因素之一（Romer＆ Hennessy，2007）。一项有关青少年的病理性网络行为的研究发现，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会更愿意追求强烈、新异的刺激和感觉，其原因在于不同感觉寻求的个体所采用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叶宝娟，刘建平，杨强，2014）。即相对于感觉寻求低的个体，感觉寻求高的个体有可能更愿意夸大手机的功能性作用，从而选择逃避现实的消极应对方式来寻求网络世界的新鲜刺激，满足内在心理需要。其二，已有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心理良性发展，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往往与不良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孙配贞，余祖伟，2014； Choolabi， Hoseinsabet， Doostian， Zami，＆Farhoudian，2014）。网络问题行为研究发现，由于应对方式的不同，个体在网络问题行为的表现方式存在差异。否认、物质滥用、行为脱离等不成熟的应对方式显著预测网络成瘾行为，而积极应对方式并不能显著预测网络问题行为 （Brand，Laier，＆Young，2014）。有可能，正是在这种非理性应对方式的驱动下，青少年会认为手机就能够完成自己所有的社交、学习等活动，久而久之无法脱离手机而独立生活，产生过度依赖手机的行为。鉴于已有研究的结论，本研究推测，感觉寻求通过个体的应对方式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即感觉寻求高的个体如果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当前环境，那么有可能会通过增加使用手机的时间来寻求非正常刺激，从而达到体验的愿望。同样，感觉寻求高的个体如果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可能通过积极寻求问题解决，增加实际社交活动等方式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因此，本研究把应对方式作为感觉寻求（人格因素）影响手机依赖（行为变量）的中介变量。

基于此，本研究假设，感觉寻求可直接影响大学生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消极或者积极），进而影响大学生手机依赖水平，即应对方式在大学生的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这将为有效地干预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问题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8年3～4月期间，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从三所高校中选取603名大学生。回收整理后的有效问卷为558份，有效率为92.5%。所有被试的年龄处于18～23岁之间，其中男生225人，女生333人，平均年龄为 20.12 岁，标准差为 1.23。

2.2 测量工具

2.2.1 感觉寻求量表

采用 Steinberg 等（2008）修订、Li等（2010）翻译使用的感觉寻求量表。量表属于单维度，一共只包含6个项目，项目采用六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计1至6分，量表的最大得分为36分，最小得分为6分。6个项目的均分作为项目维度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5。

2.2.2 应对方式问卷

该问卷选用解亚宁（1999）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一共20个项目，由12个项目的积极应对和8个项目的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构成。项目采用四级记分，1表示不采取，4表示经常采取。本研究的积极应对方式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5，而消极应对方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3。

2.2.3 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 Leung（2008）编制，黄海等（2014）做了中文版信效度检验的手机依赖指数量表。量表一共17题，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则手机依赖程度越重。本研究中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1。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和Mplus7.4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构方程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由于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缘故，结果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发现，采用未旋转的方式抽取的14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4.64%，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中数据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3.2 手机依赖指数与感觉寻求、应对方式的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感觉寻求、应对方式与手机依赖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见表1），积极应对与手机依赖指数以及各因子之间无显著相关，而消极应对与手机依赖指数以及四维度显著正相关（r=0.149～0.355，p＜0.01）。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指数、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及手机依赖指数四维度显著正相关（r=0.130～0.338，p＜0.01）。

3.3 应对方式的中介检验

由于积极应对方式与手机依赖指数相关不显著，所以积极应对方式在感觉寻求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排除在中介模型之外。本研究采用 Mplus7.4软件对模型拟合指数进行检验，以感觉寻求作为自变量，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手机依赖指数作为因变量，构建如图1的模型图。 各项拟合指数中，χ2／df=2.700，CFI=0.945，TLI=0.926，RMSEA=0.061。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已有研究指出，采用 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是目前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已经得到研究者的认同 （Preacher＆ Hayes，2008）。本研究选用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为1000，设置95%的置信区间。根据路径系数分解原理，感觉寻求影响手机依赖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 （感觉直接影响手机依赖的效应）加上感觉寻求通过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影响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本研究的直接效应为0.136，间接效应为0.191，效应量P=ab／c。间接效应在总效应所占的比例为 0.191／（0.136+0.191）=0.5841，即感觉寻求影响手机依赖指数效应中有58.41%是通过消极应对方式起的作用。详细结果见表2。

4 讨论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指数以及手机依赖各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感觉寻求的人格特质与个体追求网络刺激，沉迷网络世界等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个体感觉寻求越强烈，越有可能引发手机依赖问题。这与先前有关网络成瘾的研究有相同的发现。有研究以工读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感觉寻求会增加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叶宝娟等，2014），同样在普通大学生群体中也发现，高感觉寻求特质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诱发手机成瘾（赵建芳，张守臣，杜雨来，姜永志，刘勇，2017；王洁，陈健芷，杨琳，2013；郭碧味，胡谏萍，张秋艳，张卫，2014）。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不再是单纯的沟通工具，而已经变成了人类获取外界丰富信息最强的载体。因此，感觉寻求高的被试更倾向于通过手机来寻求外界新异的刺激，从而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研究显示，感觉寻求人格特质的个体由于缺乏行为抑制能力，表现出高冲动性特点，在实际行为过程中更有可能不计后果地行动（Steinberg， Albert， Cauffman， 2008； Mitchell et al.，2013）。因此，感觉寻求高的个体通过手机获取信息的同时，由于可能缺乏有效抑制自身使用手机的时间、空间的能力，从而表现出更多的手机依赖行为。

表1 手机依赖指数与感觉寻求、应对方式的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表（n=558）

表2 特定中介效应分析表

相关分析结果同样表明，积极应对与手机依赖指数以及各维度之间无显著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手机依赖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也是一致的 （职晓燕，王传升，王长虹，郝伟，2013），即消极的应对方式是成瘾的强有力的影响因素，而积极的应对方式却无法延缓或者减少手机依赖的形成。其根源可能在于，在面对网络中新颖刺激之时，个体更愿意采用逃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例如，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更愿意通过沉迷手机来排解心中的不适，而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更愿意采用问题解决、求助等成熟的方式来解决当前问题，而不是单纯通过虚幻的网络和手机来应对当前问题。感觉寻求与消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无显著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更强烈地追求新异的体验和感觉，尤其在面对巨大诱惑的时候更愿意通过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例如，选择逃避等方式），逐渐脱离实际、消磨意志，追求网络中的刺激和诱惑，从而造成过度依赖网络。

本研究同时发现，除了感觉寻求对于手机依赖产生显著的直接作用之外，还有总效应中58.41%是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手机依赖的形成起着影响作用，即消极应对在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跟以往有关手机成瘾研究结论相一致（张军，刘建涛，李艳，2016）。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高感觉需求的个体由于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对新颖刺激的追求，于是通过逃避、退避、幻想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来满足对新颖刺激的感受，反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个体对于手机的心理粘性，最终产生手机依赖。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机制这个研究结果更加符合生物—社会—情感三者相互作用理论（Romer＆ Hennessy，2007）。作为一种生物特质，感觉寻求高的个体在网络世界中寻求心理满足感过程中，因为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控制其使用行为，导致其对网络工具产生心理依赖即手机依赖。因此，个体出现手机依赖行为一方面与个体的追求新异的刺激体验特质有关，另一方面与个体在面对新异的体验时所选择的消极应对方式有关。总之，研究结果部分证实本研究假设，即大学生感觉寻求人格特质通过消极应对方式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手机依赖行为。

本研究结果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实践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首先，针对具有高感觉寻求的个体，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应该引导学生从现实的环境中选择合适的刺激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例如在现实的环境中针对高感觉寻求的个体开展丰富多彩又刺激有趣的心理主题活动，满足学生对刺激的需要；其次，要引导高感觉寻求的个体，避免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来逃避现实的情况，减少从手机网络的世界满足内在对虚无的刺激的需要；最后，学校教育应该针对手机依赖的个体进行心理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