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雨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理论，深陷技术主义和计算主义的逻辑框架之下，而技术主义和计算主义的演进更是日新月异，尤其是智能传播的提出，给新闻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何为新闻？何为传播？何为媒介？这三个问题亟须重新思考。根据《奇云：基础媒介哲学》，彼得斯将技术和数字媒体作为一种媒介物质层面演进的基础设施来思考，将其作为媒介研究的对象，从而超越了技术主义和计算主义。本文通过两条路径来分析媒介基础设施主义：第一条路径是自然延伸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主义；第二条路径是技术延伸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主义。在存在的意义上，基础设施主义沟通了自然和人文，形成了“自然人—基础设施—公共人”。在新媒体时代，人的境况即基础设施形成了媒介交流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

一、“对空言说”与“奇云”：自然媒介学说的场域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和《奇云：基础媒介哲学》是彼得斯两本重要的书籍。从两本书的副标题中可以看出，彼得斯思想的延续性和变化。[1]如果《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是将古希腊、中世纪、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历史的分期，来探索传播哲学问题，试图说明交流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那么，《奇云：基础媒介哲学》代表着彼得斯对媒介的系统性思考，包括：自然媒介、技术媒介与互联网建设之间的同构关系。在同构关系中，彼得斯重新定义了媒介环境，试图建构起媒介技术时代的“媒介基础设施主义”学说。

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彼得斯详细考察了西方传播观念与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两种传播模式：

第一，柏拉图所形成的对话和灵魂交流的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对应着口语传播系统，主要致力于人际传播。传播具有可对话性、可反驳性、转瞬即逝性和鲜活性等特点。这种传播模式是多向的，它要求对话者在对话中达到灵魂的统一，在辩证法的帮助下，抵达真理的世界。传播主要通过事件和场景的结合，通过有生命力的语言向世界表达声音和意义，体现为：“人物—场景—声音—世界—真理”。复述者通过记忆和回忆传播真理的世界，记忆和回忆呈现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原生性场景和记忆性场景。在脱语境的意义下，记忆性场景是讲述者以参与人的视角，进行超越参与人主体的客观化和整体性的讲述，讲述本身受制于原生性场景中讲话者和倾听者的互动，以及对话的主题和思想的演化逻辑。柏拉图对话录记载了这种对话模式和回忆模式，为我们呈现了多向互动的传播方式和说服方式，以及如何通过逻各斯对话而抵达真理的同意。

第二，圣经所建立起的圣言传播机制，彼得斯将其表述为播撒。播撒并不要求受众抵达灵魂的统一。圣言传播机制在于聆听和领悟，抵达对圣言的认同，这种传播模式是单向的和等级的，以组织传播为主要特点，体现为“上帝说”这一传播模式。以绝对主体为基础，播撒体现为一种神圣宇宙论和形而上学主宰下的人的行动逻辑，体现为：“绝对真理—声音—世界—人物—场景”。绝对真理通过声音向世界宣示它的主体性。在主体性意义下，绝对真理通过声音创造世界、人物和场景，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对绝对真理的回应，进入神的世界。声音并不通过记忆呈现，声音在回应绝对真理和世界主体的过程中形成。在圣经视阈下，这个声音以主体性和绝对真理的方式建立起了绝对权威。绝对权威是肉体的人的信念力量，体现为对信众的领导权。这个声音本身并不体现多元对话的价值，而是将人放在了神圣宇宙论和世界主义的主体之下，体现为对绝对真理的臣服。

在这两种传播模式中，前者强调传播的闭环，传者和受着同时受到逻各斯和辩证法的影响，抵达谈话所形成的真理的同意，传播具有相对封闭性和固定性，口语传播是其主要特点；后者强调传者权威，对绝对真理声音的倾听，听者领悟能力代表了传播形成的可能，传播的开放性在于传者不断发出声音，并不强调传播的闭环，教会、信仰、寓言故事和神迹的书面记载不断确立起传播权威。《柏拉图对话录》和《圣经》分别代表这两种传播机制的范本。在这两种传播机制中，圣经传播机制更胜一筹，形成了传播领域中最顽固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变体。可以说，现代传媒基本上建立于圣经式的传播机制，比如：广播的传播机制、电视的传播机制和报纸的传播机制。在语言意义上，这两种传播机制展现了口语传播系统和文字传播系统之间的差别，体现为话语和陈述之间的区别。在柏拉图传播机制中，话语呈现一种微观互动权力，从微观层面来反思人的知识和智慧的来源，抵达“自我启蒙”和“自我认知”的需求，探究“认识你自己”的生命真理。在圣经传播机制中，陈述呈现为霸权性和宰制性的宏观权力，这种权力虽然强调自由意志，实际上以善恶为标准，强调对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绝对服从。两种传播机制的更替代表话语系统向陈述系统的转变，代表了权力关系的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的转化。在传播载体上，可传播的文字系统的物质媒介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记载文字的媒介，包括：龟壳、竹简、泥板、莎草纸、羊皮纸、布帛、纸张、印刷品、电报、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等，文字记载媒介的变迁带来了文字系统和意义系统的扩散。文字从单一的、地区性的、小范围的、具有口语特点的传播媒介，转化为跨地区的、可流通的、固定的、可保存的、意义相对固定的印刷传播媒介，转化为随时随地个人式的创作、转发和评点的电子化传播媒介。媒介系统本身趋于多元化，用主体、媒介和客体的方式来考察，媒介的价值超越了主客体，形成了信息泛滥。

在后现代视阈下，对话式传播不断地对文字传播、图像传播和声音传播的固定性意义进行解构，发展出互联网即时互动传播。互联网即时互动传播综合了强制性和对话性，形成了时空综合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权威型传播和民主型传播。在公共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意义上，互联网即时传播发展出信息传播的热点性、政治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特点，以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为中心，通过舆论平台向公众传达事件，公众通过舆论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以大众为中心的新型民主式讨论，形成以微博和微博评论为代表的宏观权威性传播和微观对话性传播的统一，体现现象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理论和真理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对话和多元为中心的大众意见，形成了现代媒介舆论生态——一种公共空间的建设。当下的传媒系统更是将大众传播发挥到极致，形成大众传播的图像性、声音性、场景性、碎片化、情感化、非逻辑化、娱乐化，同时，大众传播还通过现代媒介信息传播迅速性的特点，形成了媒介式狂欢，谣言的诞生，真相的缺席，信息的冗余和同质化，信息幽灵等等。

在媒介系统转化的意义上，我们看到了英尼斯、麦克卢汉、莱文森所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价值。在《传播的偏向》中，英尼斯论述偏时间延伸的媒介和偏空间延伸的媒介不同而形成统治权力的转移。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麦克卢汉将媒介演化与人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将媒介区分为口语时代、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探讨了媒介与人的自我截除，感知比率和感知平衡之间的关系，以及冷热媒介和媒介逆转等问题，通过人与媒介之间互动不断形成新的媒介环境，形成了部落化到脱部落化到再部落化的媒介环境研究。在《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中，莱文森将媒介演化与人性化趋势结合在一起，认为：人性化趋势是媒介演进的原因，并认为媒介技术的演进趋势模仿前技术时代媒介传播系统，媒介演进符合人的功能性需求。[2]莱文森注重工具性媒介的演化问题，而对非工具性的媒介问题无法解释，于是，莱文森借助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将其放在了前技术时代的媒介环境之中，并提出了“生态位”[2](118)。工具性媒介存在要模仿人性的发展趋势，是莱文森思考新媒介的纲领。综观媒介环境学派，他们思考了媒介、技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媒介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来思考，但媒介环境学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媒介。

在两种传播机制的背景下，根据陈述和话语不同情景所形成的舆论特点，以及媒介环境学派对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的考察，我们重新理解彼得斯的《奇云：基础媒介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本书中，彼得斯并没有预测媒介的发展方向，他不再讲媒介信息，也不讲人在媒介传播中的作用，而是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考察了基础媒介问题。以水、火、云、气这四种被现代媒介遮蔽的基础媒介元素为中心，他思考了媒介元素延伸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形成了自然媒介、技术媒介、互联网媒介与人的需求之间的互动性和延伸性研究。以人的感知和判断为中心的媒介环境的建立，需要一个媒介基础，而以非人的感知和判断为中心的媒介元素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基础，形成了彼得斯的基础媒介哲学。在媒介元素论的基础上，彼得斯考察媒介元素的转化和转移，彼得斯并不认为传统媒介死亡，他认为：“传统的媒介只是退化到了基础设施中，作为背景或者变得更加形而上。”[3](23)媒介基础设施学说的提出，让被媒介信息论、媒介技术论和媒介人性论发展趋势主导的媒介环境学具有了自然媒介的基础，形成媒介信息论、媒介技术论和媒介人性论视域下的媒介元素论和基础设施主义学说，使得媒介环境学具有更加深厚的哲学地基。

二、媒介元素：在被遮蔽层面思考基础媒介

在《奇云：基础媒介哲学》中，彼得斯开篇即讲：“媒介哲学的时机成熟了。媒介哲学需要自然哲学，媒介不仅仅是信息的装置，媒介还是秩序的力量。媒介不仅仅传递人类行动的信息，不仅仅表达我们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联系。我要通过论证表明：在扩展的媒介意义上，媒介是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3](1)彼得斯通过对媒介的思考，认为：媒介不只是信息的传递者，还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对媒介的思考离不开对自然的思考。如果“自然”这个词被理解为“未被人类接触的”，那么媒介技术改变的自然，即新媒介，向我们重新提出了媒介与自然的关系：“媒介，广义地讲，要思考自然，而不仅仅是社会，要思考客体，而不只是事件。”[3](2)因此，彼得斯开篇提出媒介哲学时代来临，亟须思考自然。

媒介思考自然，形成了媒介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1)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古老的哲学，必须在媒介的意义上得到解读。(2)媒介作为一种近现代的产物，必须扩展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3)必须建立在“生境”的意义上，理解媒介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彼得斯提出了“交流的基础设施”，改变了作为主客体的交流问题，同时改变了媒介工具论和媒介批判论的思维。在媒介环境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思考了媒介存在与人的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回到基础媒介问题——“交流的基础设施”，他认为：“在交流的基础设施的意义上，新媒体是生存性的，不是信息性的。”[3](14)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被理解为“提供存在者的生存境况”[3](14)。由此，在媒介作为人的生存境况的视域下，探讨媒介的视角发生了改变，传播的问题也发生了改变。传播的主体、传播的渠道和传播的对象，这些经典的传播问题不再在“基础媒介学”的思考范畴之内。如果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通过媒介的主客体(人和技术)关系的改变来思考媒介变迁，那么，彼得斯超越了麦克卢汉。在媒介作为生境的意义上，彼得斯消除了主客体关系。在媒介建构生活的意义上，媒介成为生存论的重要议题。以生境和生存论的视角来考察媒介，彼得斯为他的基础媒介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空间和视域，为自然媒介学说的延伸提供了基础：“交流作为基础设施”。

此外，彼得斯的自然媒介学说，与西方古典传播密不可分，与彼得斯对传播哲学的探讨密不可分。在《奇云：基础媒介哲学》中，彼得斯引用了大量的古希腊神话、悲喜剧、圣经故事和圣经智慧，探讨了媒介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海洋系统中，彼得斯探讨了海豚的交流系统和作为声呐的媒介系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其他动物看成是缺乏技术的，它们也许把我们看成是缺乏自然的。”“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自然与动物之间的关系。”[3](109)海豚的交流系统是自然演化的交流系统，是海豚生活在海洋中的生物性演化，而声呐系统是一种技术系统，这种技术系统是人对海豚交流系统的技术性模仿，模仿形成的技术系统形成了人对海豚交流系统的认知和探索。在人的意义上，技术系统替代了生物性演化的交流系统，但技术系统并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根据自然演化的其他生物的交流系统，因此，技术系统有一个模仿的对象，技术系统并不能超越模仿对象，这是机械时代技术模仿的重要议题，体现为对自然的敬畏。在彼得斯的海洋系统的媒介探讨中，笔者形成一个图表：

从这个图表中可以发现：处于技术之下的生命存在和处于自然之下的生命存在的差别。处于自然之下的生命存在是根据人的身体性存在形成智慧，体现为对自然的认识和敬畏。处于技术下的生命存在是对自然的模仿和超越，超越本身是以技术为中心的环境呈现，早期的技术主义主要是探索自然的交流系统。然而，在生物—技术工程的背景下，超自然演化生物不断诞生，跨物种的基因交换不断生成，造成对自然演化的破坏，这是技术不断入侵自然所产生的后果，造成了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性交流系统的改变。[4]与自然的演化相比，技术性演化使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以人的需求为中心。现代的媒介基础设施，恰恰建造这样一种便利性。彼得斯提倡探索一种被技术系统掩盖的生物交流系统和自然交流系统，他将技术的演化作为一种媒介基础设施来探讨，这是海德格尔思想在媒介领域的延伸——存在与技术之间的融合，自然和技术之间的融合，形成媒介环境的地基。基础设施包括原始社会的自然基础设施、工业社会的机械化的基础设施和信息社会的电化媒介基础设施。

彼得斯探讨了作为基础媒介的火，作为一种重生的象征，作为锻造技术的媒介。同样，对火的需求的延伸，形成了城市天然气系统。火的使用让工业、制造业、烹饪和家庭生活不断地成为一种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是城市建立的基础。火作为媒介的存在形式，并没有在现代化的媒介社会里消失。彼得斯认为电是火元素的延伸。[3](126-127)如果没有作为基础媒介火的延伸形成的电力系统，就没有现代的城市。最初的人只是在朴素的自然主义的意义上来生活，人不断地建造自己的基础设施，实际上，人脱离了自然，脱离了大地，成为技术的人。在技术化的人的意义上，人不再为个人的身体生活服务，而是在为人类的公共生活服务。技术化的生活一定是要让人进入技术系统中，只有进入了技术系统中，人才能在现代社会获取信息，形成便捷的现代生活。因此，在新媒体的意义上，技术不是工具，技术不是人的异化，技术即人本身。彼得斯对技术问题的探讨超越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问题。因为技术存在所形成的媒介系统就在你的周围，每个人都享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性，同时也无法逃脱技术的统治，“对于现代人来说，失去电话，就像失去了四肢和大脑”[3](21)。因此，在彼得斯的世界里，技术统治问题变成了技术作为身体和技术作为基础设施的问题。技术作为基础设施，人作为基础设施的建造者、基础设施的享用者，人不会框架在基础设施之中，这成为物质层面媒介演化的新逻辑。

彼得斯还探讨“河—船—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认为三者是互为一体的。有河的存在，有渡河的人，就需要有船的存在。如果将船作为工具，就会进入到异化的领域。如果将船作为人面对河的环境而产生的人自身的需求，因为人无法渡河，想要渡河，“船就是人本身”，只有有船这样一种基础设施，渡河才是可能的。自然环境、技术环境和媒介环境，就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延伸。在这一点上，彼得斯与麦克卢汉不同。人的身体器官同样成为一种扩充的媒介，在麦克卢汉的世界里，探讨的是媒介与人的自我戒除[5]问题，人戒除了双脚而与船结合在一起，产生异化，形成了新的媒介环境。在彼得斯这里，人并没有戒除人的双脚，而是用“媒介基础设施”来承载人的行为，人完整地将人的需求交给了基础设施建设，人保持人本身的完整性在于人的判断能力、审美能力和人性。一旦技术成为组织性和管理性的存在，技术脱离了人的需求，被称为技术统治的异化。在彼得斯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技术统治，或组织性的，或管理性的，实际上都是人创造的基础设施，是人性的要求，并不是异化问题。人的生命存在能够超越这些基础设施，在于人能够认识到基础设施的来源、基础设施的更新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彼得斯认为：“在结构主义之后……，后结构主义之后……，应该到基础设施主义时代。”[3](33)

彼得斯的水、火、云、气，提供了思考基础媒介的思路。彼得斯不断地讨论自然元素延伸形成的技术媒介，最终探讨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将其作为交流的基础层，彼得斯的探讨对现代的媒介系统的融合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水、火、云、气相关的词汇不断地延伸到技术系统、交通系统和网络系统，比如：冲浪、上网、云计算、电子地图等词汇。在这个意义上，人将工具性存在交给了一个互动性的媒介系统，将人性存在交给了人本身。在电子媒介时代，人需要一种新的启蒙，确立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彼得斯改变了传统媒介的探讨方式，同时使媒介的视域敞开。他认为：“媒介，不仅仅对那些关注文化和公众意见的人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每一位用双脚站立，用鼻子呼吸，航行在记忆中的人同样重要。”[3](15)这是媒介元素延伸而形成的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将人的工具性存在和基础设施相互融合，提供一种敞开性的视阈来迎接智能化媒介社会的诞生。

三、基础设施主义：在互动层面思考基础媒介

与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的意义上理解媒介相比，彼得斯更进一步思考了媒介的哲学地基。基础设施主义的提出，是一种互动层面的媒介研究，这个互动层面融合了自然媒介、身体媒介、技术媒介和智能媒介，体现为：自然、医疗、技术、历史、语言、地理，甚至海洋等学科的综合。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化文明，都在“基础设施主义”之中，它综合了媒介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组织层面。

以互动媒介为中心，彼得斯综合了麦克卢汉和基特勒，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的意义上理解媒介，基特勒在媒介延伸的意义上理解人。前者强调媒介对人的感知比率和判断系统的影响，后者强调媒介环境塑造了人的感知系统和判断系统，“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3](26)。彼得斯的基础设施主义，将“人的延伸”和“媒介延伸”综合到“基础设施”之中。在基础设施主义的背景下，彼得斯强调空间、权力、主客体、人与自然、符号与世界、人的面容与技术的互动性关系。在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上，彼得斯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谷歌找不到你，那么你将不存在。电线先于存在。”[3](26)这反映了基础设施主义的媒介与存在之间新型智能化关系，即在基础设施中人的互动性存在。互动性存在以电子定位的方式实现了系统性联网和编号识别，将自然世界的物理性特征转化为实时的、可记录的、可储存的、可识别的技术感知和技术判断，“我们在思想和身体上都是技术化的”[3](28)，人将人的空间和时间中的存在和思想交给了一个技术媒介，这是一种俯瞰式的媒介：一个能感知和能判断的谷歌系统，这体现了传播学领域最为顽固的圣经式传播，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传播视角的技术化、实证性和现实性的诞生。

在基础设施主义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具有三种功能：(1)媒体作为信息的发布者，(2)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塑造者，(3)媒体作为一种话语组织形式。第一个方面，集中在社会科学传统之中，比如研究公众的态度、行为，以及主流框架内的认知；第二个方面，集中在媒介的批判层面，研究媒介控制和社会抗争；第三个方面，集中在媒介的历史层面，研究媒介技术形态如何决定精神的和社会的秩序。彼得斯认为，这三个层面专注于经验性的、批判性的和历史性的媒介研究，它并没有改变媒介的存在范式。如果新媒体时代，媒介研究仍因袭旧媒介范式，会阻碍新媒介的发展。彼得斯并不同意传统的媒介区分，他提倡“媒介作为存在的范式”。在新媒体的意义上，发布者、意识形态和话语组织，转化为一种对话关系——媒介性对话关系。互动是存在的存在范式，也是媒介的存在范式，“在媒介中，符号即事物本身。新媒体不但发布消息，同样，新媒体制造消息”[3](22)。对于媒介，彼得斯认为：“第一，它不是关于媒介未来发展的思考；第二，它也不是计算机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第三，它也不是在探讨人类和其他物种所面对的环境危机；第四，它也不是新闻报道的环境危机，也不是为了进行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增加一种公共讨论的声音。”[3](1)他认为：“我在这里探讨的，媒介，是一种使我们的生存变得稳定，使我们的行动变得可能性的东西或者环境。”[3](2)在彼得斯看来，报纸、收音机、电视、互联网都是新近的媒介。在人的生存境况和基础设施主义的意义上，技术与文明、自然和技术、媒介和技术之间的分裂性，以及晚近的各种媒介系统，应充分融合到互动媒介基础设施之中。

彼得斯对数字媒体的思考，认为：数字媒体是媒介作为基础设施，作为惯习的一部分，不是头脑中的符号。数字媒介重新思考交流和文明的基本问题：媒介作为文明秩序的基础设施。因为媒介提供信息，怂恿消费者，为人提供娱乐，为公众服务，媒介被信任。媒介作为一种交流系统，不断地被建构起来，形成人的惯习，这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媒介作为存在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新媒介研究的技术领域、自然领域、文化领域、时空领域、艺术领域、美学领域、语言学领域、地理学领域、哲学领域等等。在基础设施主义、人的生存境况和惯习的意义上，最终回答“什么是人？”——互动性基础设施在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境之间。如果西方传统媒介，建立在天、地、人、神四维空间中，那么西方现代媒介，建立起技术、人、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缺失了天地自然维度。尤其在城市文化和新媒体的环境中，重新思考天地自然维度与现代媒介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视域。自然、惯习和生境，形成了数字时代的媒介互动性关系。在技术主义的背景下，彼得斯重新思考了媒介与自然的关系。惯习和生境的提出弥合了媒介、技术和自然之间的裂隙。媒介参与了人们的惯习和生境的构筑，彼得斯提出了“基础设施主义”和当下媒介的互动性关系，扭转了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局限和实践局限，为智能化媒介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基础。

回到基础媒介哲学问题，就是回到自然延伸和自然技术化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摒除唯我论和人的言谈的思考方式。在古典的媒介学领域，自然的呈现和人的言说，基于一个神圣主体，在彼得斯的世界里，这个神圣主体并不存在，也并不在唯我论意义上交流和传播问题。在基础媒介哲学的层面，技术、媒介和自然的关系成了互动性和融合性的存在。彼得斯认为：媒介即信息的问题可以跳过，因为环境甚至地球也是信息。因为在彼得斯的意义上，自然环境也是媒介。我们的存在，依赖于掌控自然和技术的文化，我们要将媒介当作：为不同的生命形式提供生存环境的基础设施。对于新媒体来说，什么是新的？所谓的新媒体，只是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能够在远距离的时空中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模式、身体行为和思维认知发生了改变。但新媒体机会和麻烦并存，人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应对外来文明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社交媒体并不能解决这些麻烦。社交媒体普遍缺乏对身体的关注。在彼得斯看来，社交媒体的身体缺乏，导致了最基本的生存的自然媒介的缺失，“身体是所有媒介最基本的问题，身体具有丰富的意义”，“身体不仅仅是与它自己的关系：而是一个网络”[3](6)，身体的姿态、脸部的表情和声音都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存在。而社交媒介，作为事物的中介，只是作为第二重要的存在，而这个媒介阻碍了意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所以，需要一个整全性的基础设施来探讨新媒介。

彼得斯宣称：“媒介，像人的存在一样，在海洋、陆地和天空之间。媒介研究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它既思考人的境况，又思考非人的境况。”[3](12)基础设施主义和人的生存境况问题的提出，改变了技术媒介的意义，重新定义了媒介的价值。在媒介控制、媒介对话和媒介互动的层面提出了新的观点，为未来的智能化互动媒介思考提供了自然哲学、技术哲学和互联网哲学的基础，这个概念本身综合了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生态的、环境的、心理学、生物学、地理学等问题，并使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文明赖以生成的基础。彼得斯认为：这个基础与人的幸福和灾难结合在一起。因为基础设施构成了人的生存境遇，人的生存境遇构成了人本身，这两者并不分离。

四、小结：媒介即基础设施

“媒介即基础设施”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媒介化的自然；二是媒介化的技术；三是媒介化的城市。动物生存的基础在于自然，人的生存基础在于技术，人的活动使自然不断媒介化。没有自然，动物无法生存；没有技术，人无法生存。技术是人建构人类世界、人建构人的存在的本体。彼得斯把这个本体称为人向人的生活世界生成的媒介化显现，城市是这种显现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动物生活在世界之中是自然而然地受到自然的馈赠，它们以身体性的本能获得自然界中的位置，而人的世界不是在自然的意义上的生成，人的世界一定是在技术的世界中生成。[6](14-19)人作为技术世界的建造者：一方面能够探索自然演化的交流系统；另一方面能够应用这种技术系统，形成存在的基础设施。因此，人的世界是自然媒介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技术化的过程，探讨的是人的境况和作为交流的基础设施，使得这个生存的基础更加符合人的公共性存在和现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