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建筑系 200444）

张晓凤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0090）

一、引言

自1864年上海耶稣会设立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开始，土山湾逐渐成为上海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是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滥觞。1913年，在葛承亮修士带领下，孤儿工艺院内数10名孤儿耗费1年时间完成土山湾“中国牌楼”制作，随后牌楼被三次送展世界博览会并斩获大奖，之后辗转欧美，几易其主，颠沛流离百余年。2010年，经过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以及社会各界、国际友人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土山湾“中国牌楼”修复落成仪式成功举行，正式结束“中国牌楼”近一个世纪的“流浪之旅”。土山湾“中国牌楼”是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木工部的雕刻艺术杰作，同时也是土山湾工艺美术事业辉煌历程的最后见证，具有重要的艺术与文化研究双重价值，是研究上海近代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独特工艺美术样本。

二、土山湾“中国牌楼”的历史回溯与文化特质

（一）制作之始：装饰性与展示性

“中国牌楼”被冠以“中国”之称谓，凸显出“牌楼”之于中国的特色文化意义。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木工部的制作者们通过华丽的雕刻技法和复杂的木作结构来夺人眼球，并省略牌楼屋盖内隐蔽部分的梁、枋、檩、椽等建筑结构。因此，“中国牌楼”是一座以牌楼为载体的精美的大型工艺品。“中国牌楼”所表现出的装饰性与展示性与木工部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关系密切。木工部早期以制造教堂工艺品著称。由于木工部能够将中国传统与使用功能结合，加之材料加工与雕刻工艺的不断提升，后期逐渐向生产大型木工制品和精致工艺品过渡，其市场也从国内不断向周边及欧美地区扩展。“中国牌楼”与真实牌楼规格接近，制作难度高，装饰细节多，代表了木工部的高超木作水准，突出其展示性功能，有助于提高土山湾工艺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二）中西之间：交融性与创新性

葛承亮（Aloysis Beck， 1854-1931）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该地区具有悠久的手工艺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上阿玛高（Oberammergau）小镇木雕工艺已有500年发展历程，其独特的宗教雕刻题材与精湛的工匠精神已成为德国木作传统代表。葛承亮1892年来华后不仅不遗余力向孤儿传授东西方木作技艺，同时大量收集中国传统文化图案纹样与书籍文献。葛承亮修士指导孤儿技工雕刻的“中国牌楼”，既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与技法，又融入了西方透视学原理和雕塑理念，是中国传统雕刻工艺与西方雕塑艺术集合的产物。另外，“中国牌楼”实际是在木工工场、五金工场、美术工场协作下完成，多工种协作有助于制作工艺创新，使得牌楼并未完全按照中国传统营造制式建造，而是针对牌楼参展目的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力求简化结构的同时增强装饰功能。

（三）世博之观：世界性与民族性

“中国牌楼”共参加过3次世界博览会。1915年，旧金山博览会举办正值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中国牌楼”陈列于中国馆教育分馆，集中代表近代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物质成果，广受国际赞誉。1933年，芝加哥博览会以展示百年世纪中的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为主题，整体建造风格刻意避免古典风格，然而“土山湾中国牌坊”依然作为中国馆入口“门脸”。这种反差反映出中国与世界的脱节，也在日本侵略阴云下显得愈发充满危机。1939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华侨民商自发参展纽约博览会并建立“中国村”，内设酒家、戏院、神庙和佛塔，鲜有现代科技产品，“中国牌楼”也最后一次在世博会上出现，完成其谢幕演出。中国牌楼是三届世博会的历史实物，其见证了传统中国手工艺在国际舞台的辉煌与没落。

三、土山湾“中国牌楼”的图像阐释与装饰风格

（一）视觉层次：从“建筑物”到“工艺品”

从雕刻图案看，其一是龙凤狮兽，有盘龙云纹与行龙云纹两种，蟠龙或腾云驾雾，或吐火纳珠；狮子有大小之分，形态各异，动态十足，或戴项圈，或有蜷鬃，或有耳须，或有弯眉。其二是三国演义，图案所表达的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如“周瑜打黄盖”“三英战吕布”“甘露寺”“古城会”“空城计”“草船借箭”等；其三是吉祥纹样。主要包括缠枝花、如意、花卉、禽鸟、竹叶枝条、葫芦，且花鸟多相映出现；其四是道教传说。八仙过海、和合二仙、驾鹤飞升等仙人形态与蟠龙云海相互交织。整个牌楼均被雕刻图案装饰，基本没有留白，其已超出传统建筑牌楼的建造范畴。从“中国牌楼”雕刻手法看，牌楼雕刻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雕刻所有技法，其既继承传统，又区别于传统流派，拥有自身特色。多样的雕刻手法与多元的雕塑图案相互结合，更加凸显“中国牌楼”的工艺性与装饰性。

（二）结构层次：从“中国风格”到“中国风”

“中国风格”是“指17-18世纪流行于室内、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领域的一种西方风格，是欧洲对中国风格的想象性诠释”。“中国牌楼”建造于20世纪初，正是“中国风格”概念在西方研究与界定时期。从图像构成来看，龙凤狮兽出现在立柱、抱鼓石、匾额、正脊等主要构件上；三国演义则出现在额枋构件上，分布集中连续，是重点刻画题材。吉祥纹样多以点缀形式出现在须弥座、丁头拱、撑拱、宝顶处，烘托作用明显。道教传说则出现在明间立柱上，与盘龙云纹相融合，起到突出中部构图的强调作用。整体呈现出与传统中国建筑营造相协调的“龙凤狮兽为骨架，三国故事为主体，吉祥纹样为点缀”的东方均衡构图模式。因此“中国牌楼”本质上是一种东方风格，区别于17~18世纪的“中国风格”，是蕴含大量中国元素并尝试适应国际化趋势的“中国风”。

（三）意义层次：从“文化喜好”到“文化扩散”

一方面，“中国牌楼”主要题材是“三国演义”，其被认为是用来纪念“武圣人”——关夫子。关羽作为演义“三绝”中的“义绝”，在宗教化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关公”信仰，其影响力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东南亚乃至英美华人地区，尤其是华侨商人信奉众多。三国题材的雕刻演绎能够激起海外观赏者的共鸣。另一方面，龙为兽中魁首，是男性统治者的主要象征；凤则已成为“集五德于一身”的美好象征，被谶纬神学当作一种象征天下太平、君王有德的祥瑞。吉祥纹样与仙人传说的“生生不息”“和谐美满”等寓意也得以运用。龙凤吉祥纹样的使用一定程度表达出制作者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播意图。总之，通过借助世博会展示作用，三国题材的海外共鸣与龙凤祥瑞的深厚寓意不再局限于个人对于文化的倾向性，“中国牌楼”所代表的东方装饰风格与文化显得更为明显，也更容易得到传播。

四、结语

土山湾“中国牌楼”是东西方工艺美术文化交流的物质缩影，是“中国品牌”走向国际舞台的早期尝试，见证了传统中国手工艺在近代科技化浪潮中从辉煌逐渐走向没落的过程。未来将以“中国牌楼”为研究起点，围绕土山湾百塔模型、徐家汇园林模型、中国宫等土山湾木作工艺美术品展开系列解析，从中汲取有益启示，以求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品牌化的可能路径，为中国当代手工艺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微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