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倘若溯源，捐纳财物而得官的捐班在西汉就有了兆头，据《汉书·食货志》载：文景时颁布“卖爵令”，凡向朝廷捐献粮食的富民，“得以拜爵”。之后，代代相袭，只是并不普遍。到了明代，这一卖官鬻爵的现象趋于显性化。清沿明制，捐班在清代形成了体制化，诚如史学家朱维铮所言：“始于康熙，倡于雍正，定于乾隆。”

康熙执政61年，期间叛乱不断，灾害频频，用兵、赈灾造成财政空缺。于是，他广开捐官门路，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征三藩战争筹饷，开征“文官捐”，即在出卖贡监、封典等“现行事例”外，准许汉人中的土豪富商或已革官员捐银谷换取文职实缺，京官自郎中（正司级）以下；外官自道员（正地级）以下，均可捐班。康熙声言：这是“暂行事例”，也就是说它属于那种期满或事毕就停止的权宜之计。康熙只是“虚晃一枪”，其子雍正则来了个“发扬光大”：“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县丞等，酌议准捐。”这道上谕表明：捐班已不是因赈灾、河工、军需三者导致的“暂行事例”，而是与科甲并重的地方官员选拔的定制。乾隆改元（1736年）曾有停止捐纳的动议，但鉴于灾异多发、边疆闹事，在其“乾纲独断”的63年间，还是沿用卖官鬻爵，并将列祖列宗创行的先例整合成捐纳典制，完成了捐班的体制化。

捐班在道光、咸丰年间达到了巅峰，这一腐败机制，自上而下、由表及里，盛行于世。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记录了道光帝“召对”这位调授贵州布政使的谈话：“第用人不可预存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