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季羡林的弟子有次陪他散步时问道：“季先生，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季答：“20年。”然而，季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开会时酝酿成熟的。（《光明日报》2019年7月10日）但像季先生这样惜时如金善用时间的人又有多少？季先生的回答似乎有些夸张，但要说起文山会海对人们精力、财力和时间的巨量牵跘，却没有半点夸张之处，可以说要多惊人就有多惊人。而且从季先生的回答看，这一陋习由来已久，并非自今日始。

毋庸置疑，开会本是解决问题的一種很好的形式或方法。大凡要开会，是因为到了非开会就无法解决问题或是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地步了，所以才开会，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或集思广益、商讨对策；或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或鼓舞士气、整合力量，明确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和方向等等。解决问题的会议，不仅应该开，而且还必开不可。

除了解决问题的会议，还有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会议。这样的会，参会者往往开了好一会儿，还搞不清楚主事者开这个会的目的究竟何在，想在这个会议上解决什么问题。多年前，笔者就参加过这样一个会议。名为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但会议主事者事先根本就未做过任何调查研究，未能梳理出本科教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且哪些问题是亟须解决的瓶颈问题，当然在会上也就提不出什么解决方案供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