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形形色色的“特务”故事

2019-07-13杨学军

读书文摘 2019年7期
关键词:李校长特务光头

杨学军

何谓特务?教科书上的解释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集团,经过特殊训练并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殊群体。有关特务事件或与特务相关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正逐步成为“故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时难免形成错案;但在特定历史时期,提高警惕也是必须的。本文所要讲述的,恰恰是几个与“特务”有关的故事。

初识特务

我说我见过特务,与我同龄的朋友,也许要为之“喷饭”:建国都快七十年了,而你才刚过花甲,凭什么能见过特务?

但我确实见过特务,而且不止一个!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我有何特殊的能耐,而是由于我从小随父辈生活在监狱 (江苏省第一劳改支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地、富、反、坏,军、警、宪、特,什么样的人物没有?我曾在“三类人员” (监狱里对劳改、劳教和留场人员的统称) 劳动改造的现场,向负责管教的陈叔叔讨教过:这些人中有“特务”么?他随手一指:那个拉板车的是搞情报的特务,收发报水平一等。他又指:那个扛包的,有过目不忘的特殊本领,曾经测试过,只要默读一遍,他就能把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默写出来。他再一指:那个右手残废的,也是个“军统”,为了假装残疾,他硬是坚持常年不动右臂,导致手臂肌肉严重萎缩,结果真成了残废。陈叔叔还提到,被服厂修鞋的光头,就是一个由“地上”转入“地下”的人物……

提起这个光头,我也不陌生。有一回,母亲让我到修鞋铺去取补好的鞋子 (那时光头已是刑满留场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光头,在他那儿,我看到许多报废了的真皮枪套 (拆解后给鞋子打补丁),想拿回家玩,却没敢下手。没想到,他也是个特务。

据陈叔叔介绍,光头原隶属于军统某站,主要做情报搜集工作。解放前夕,他奉命就地潜伏,等待“唤醒”。于是,他那手娴熟的修鞋手艺,就成了其真实身份的掩护。谁知,还没等到台湾来人召唤,他就因同伙的出卖而落网。尽管他并无民愤且无破坏话动,但“特务”这顶帽子确实太重,给他换来了8年的牢狱之灾。

对于“有前科”者而言,像“光头鞋匠”这类特务分子,在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年月,能够呆在劳改队,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脱离了激烈的政治运动,群众专政的铁拳也“砸”不到这里。凭着一技之长,“光头”在狱中照样当他的鞋匠,而不需要与其他同伴一样,经受大田劳役之苦。日子在平安、枯燥和重复中过去,只等着刑满释放那一天。

随着“那一天”的临近,加之对劳改队生活的熟悉,“光头鞋匠”有点忘乎所以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在同伴中露了一手—— 只有特务才能露出来的一手。而这一手,让他和同伴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同伴是个刑事犯。按照惯例,政治犯是可以与刑事犯同监关押的。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监督,有利于改造。但是,特务分子是不可以与后来大批入监的“右派分子”关在一起的。分别来自两大阵营的“有识之士”,一旦碰到一起,肯定会闹出乱子来。

原来,这个刑事犯与原籍的生产队长有仇,总想寻机逃跑回家报仇。他听说“光头”是特务出身,便拐弯抹角地向其求教监狱管理上的疏漏之处。“光头”毕竟是有头脑有身份的,你不正面挑明,我也不正面作答。他只是旁敲侧击地分析:犯人么,其外在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剃光头,二是不得抽烟。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岂不就……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蠢的队友也该明白了。于是,那个刑事犯作了精心的设计:找了顶草帽扣在头上,又拿了一枝粉笔假冒香烟叼在嘴上,一付“非光头的抽烟者”的模样。这一形象,居然骗过了岗哨,让他堂而皇之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可悲的是,这个脱逃者虽然学到了特务的技能,却没学到特务的沉稳,以致刚出大门便忍不住撒腿就跑。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脱逃者自然罪加一等,从旁授意的“光头”也难逃干系,再加上原有的特务身份和台湾“反攻大陆”叫嚣的双重影响,其受到的处罚自然也轻不了。但光头毕竟是干练老辣的正宗特务,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就在逃跑案发生的前两天,他曾向管教干部反映,狱中情况不太对,估计有人试图逃跑。为此,当局加强了防范措施。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当刑满释放的时候,光头选择了留场就业。他,从未迈出过监狱的大门。

电话里的“特务”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江苏省泗洪县王集乡,依然与台湾“反攻大陆”形势有关。

1962年的一天晚上,苏皖边界泗洪县王集公社的电话总机室突然铃声大作,值班员应声一跃而起。

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60年代,我国的通讯设施还相当落后,公社与县城、公社与大队之间的联系,还都是通过“电磁式”电话完成,其间的中转,便是有人值守的“总机”。一个个总机和单机,通过网状的电话线的串联,形成了有线通讯网络。网络上的任何一部单机发出信号,首先会在相应的总机上作出反映,也就是振铃。白天,铃声一般是关闭的,代之以灯光闪烁或“掉牌子”,夜晚则加响振铃。遇有电话打入,值班人员便根据提示和语音予以接转。

此刻,王集公社总机的面板上,标有“淙潼”的小牌牌掉了下来。这表明,电话是由本公社淙潼大队打来的。值班员迅速操作,接通了电话,但对方并无回应。

奇怪,平常夜间的电话极少,且大都是由县里打过来的,来自大队的电话几乎没有。今天是怎么了?值班员狐疑地借着手电光看了一眼闹钟,时间是凌晨两点。

第二天,也是凌晨两点,总机的夜铃又骤然响起,依然是淙潼打来的,照样无人应答。

值班员更加纳闷,天亮后打通了淙潼大队的电话。对方表示,大队部夜间无人,不可能有人打电话。

可是,第三天晚上的同一时间,电话铃照响不误。

值班员吃不住劲了,赶紧向公社领导汇报。鉴于当时“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斗争形勢,领导立即将这一动向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县局也不敢怠慢,立马派员前来侦察。

经现场勘查,淙潼大队部的门锁完好,并无撬动痕迹,因而可以排除有人入室作案的可能;经测试,公社总机性能良好,不存在因故障误振铃的可能。那么,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大队到公社的线路上。是啊,在途中某个点上接部单机,便可轻易进入通信网络。这样的场面,在战争片反特片中时有出现。而现在,能在夜间做如此勾当的,非特务莫属!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特务们选择一个公社到大队的电话线下手,到底有何实际意义?尽管如此,案子毕竟已经发生,有了案子就得破案,况且,这极有可能是个敌特案。一切,等到特务抓住了再说吧!

于是,专案组从电话线路入手,逐一检查了沿途的每一根线杆,没有发现有人攀爬的痕迹。

几天过去了,令人恐怖的电话铃声每夜照常按时响起。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这时,有人提出可以用“守株待兔”的办法来解决难题。具体地说,就是安排基干民兵,在沿途的电话线杆下站岗布控,严防死守,发现特务,当场擒获。

此议可行!经过周密安排,近百名民兵布置到位,特务已无接近电话线路的可能。

可是,当夜的电话铃声,依然无情地响起!

既然线路上没有问题,专案组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电话机所在的大队部。当晚,几名民兵被安排悄悄睡进了大队部。

怪了,当晚电话铃照响不误。公社一方随即反向振铃。这边的值班民兵也赶紧点亮煤油灯,经仔细查看,一切正常。

专案组再次赶到大队部,对墙体地面作进一步勘查,排除穿墙打洞的可能。专案组要求值班民兵夜间不得睡觉,死死看着电话机,并留下人员与民兵一道值班。民兵们提出,晚上干脆点着灯,看看到底谁能进来作案。公安人员表示不可:这样会打草惊蛇,吓跑了特务,案子也破不了。公安人员还带来一只手电筒,以备不时之需。

夜晚来临。时间,在黑暗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办公桌上响起了不易察觉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公安人员迅速打开手电筒,竟大吃一惊!原来,一只硕大的黄鼠狼,正在摇动电话机的把手。见被人发现,它立即逃窜而去。

这一起惊动了大隊、公社和县三级力量的“敌特”案,竟是一只聪明可爱的黄鼠狼所为。

神秘的电话铃声,从此再未响起。

老师成“特务”

下面故事中涉及到的几个人,都是我的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也许都与他们的所谓特务背景有关。

“文革”初期,一股抓黑帮、揪坏人的风潮席卷中华大地,我家所在的监狱劳改系统也不能居身世外。首当其冲的是学校,即使是小学也概莫能外。

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只能当看客和听众。每当有“黑帮”和坏人被揪出来时,也会去看个热闹。忽然有一天,教自然课的俞老师被揪出来了,罪名是特务!

一个瘦小精干的年轻人怎么就成了特务?不由你不信,高年级学生分析得有条有理:第一,他长期单身,肯定担负着特殊任务;第二,他夏天也穿件毛背心,钥匙总是别在腰带的后侧,这分明是“接头暗号”;第三,他待人客气,见面就笑,分明是在伪装。任务+暗号+伪装=特务。于是,学生们和部分老师强烈要求对俞老师实行专政。一时间,“狗特务”的骂声不绝于耳。

可没过多久,风向大变。有人说抓黑帮是“群众斗群众”,干扰了“斗争大方向”。至于俞老师的特务特征,纯粹是个人身体和生活习惯问题,与特务根本搭不上边,必须予以平反。关键在于,千万不能抓了假特务,放跑了真特务。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特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终于锁定了新的目标:我的班主任林老师!

林老师,女,当时30多岁,福建厦门人氏,50年代学校毕业后追随丈夫来此从教。和她一起被揪出来的,还有她的先生洪干事。据称,夫妻身份是特务行当的最好掩护。据揭发,长期以来,这对特务夫妻通过收音机接受台湾当局指令,刺探搜集我方党政军情报,定期向敌台发报。侦破组在其家中搜出了作案工具—— 两波段收音机一台,但最关键的发报机却不知所踪。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破案组在其家中掘地三尺,居然一无所获。

林、洪二人被分别关押,并突击审讯,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破案组坚信,特务是顽固的,也是狡猾 的,要寻求突破,必须从外围入手。于是,派出外调人员,南下厦门广州,凡是林氏夫妇留下足迹的地方都要查个遍。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没证据,只能放人。当时正赶上干部下放,便匆匆把林老师塞进下放干部的名单,打发到农村去了。

此时的破案组并非无事可做,他们的矛头正指向中学的李校长。

李校长可不是凡人。当然,他首先是个公认的好人。他工资高,结婚迟,婚前的工资除了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外,大都被他用来周济别人了。我姐姐出生后腹泻不止,尿布不够用,李叔叔得知后立即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片状送来。这样的人,也会是特务?真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李校长的“特务”问题是个老问题。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会拿他的历史问题说事,以至于有好事者称之为“老运动员”。

档案表明,1912年出生的李校长,1947年随部起义参加革命,先后在华东军区组织部、高级干部训练团、山东军区解放干部训练团工作,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新人农场秘书科长。短短5年时间,即官至团职,足见其备受器重。按照这一发展速度,他的前景必将不可限量。

然而,一顶“特务”的帽子,迟滞了他的前进步伐。而可悲的是,这顶特务帽子竟然是他自己找来的。

1947年,李校长所在的国军某部,在中共的策动下起义。部队整编后,李校长找到部队政委,要求接组织关系。据他自己反映,早在1935年,他就在“小红旗”下宣誓入党,并被派往国军部队潜伏待命。不久,即与组织失去联系。他还提供了入党介绍人和单线联系人的名单,请组织予以调查甄别。由于当时战事频繁,甄别之事被搁置了下来。

这一搁置,错失了审查确认的有效时机,给李校长的政治生命带来了长久的麻烦。

50年代“审干”中,李校长再次提出自己的身份甄别问题。这一次,组织上可没少下工夫。可是,按照李校长提供的线索一一查证,其结果,要么是档案没有记载,要么就是当事人缺失。尤其让人扼腕的是,能够证明其身份的入党介绍人竟然在解放前夕牺牲了!唯一可以认定的是,在策动国军某部起义的过程中,李校长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这是出于对革命的同情,还是一名地下党在暗中履职?也缺少必要的证据。随着这个问题的再度搁浅,李校长似乎不再为上级重视,甚至在当了10多年的处级干部后,竟出任科级的中学校长。

一转眼,到了“文革”,像李校长这样的“老运动员”,自然难逃干系。以往,都是李校长个人提出要求,由组织对其历史问题进行复查,这一回则是由专案组对其立案审查。在“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办案方针指导下,专案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调阅了大量敌档,寻访了大量知情人,把李校长自1935年至1947年的历史细细地过滤了一遍,硬是没有找到他参加党组织的直接证据。这时,有人大胆地假设了一下:李校长原本就不是共产党的卧底,而是国民党借部队起义之机,安插到我军的奸细!或者说,即使他1935年入党是真,但也不能保证他脱党期间没有变节,他会不会具有“双重间谍”的可怕身份?于是,一个全新的审查特务分子的对敌斗争方案,被逐级报了上去。

經军管会批准,李校长被隔离审查。审查方式,也由过去的帮助李校长寻找身份证明人,改为敦促其交待如何参加特务组织、潜入我军的罪行。手段也由“文攻”升级为“武斗”。审查形式内容的忽然变化,令李校长莫名其妙。面对质问、诱骗甚至打骂,他依然坚持请求组织查清自己1935年入党的政治面貌,坚决否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特务身份。他不无幽默地说:要说特务,我也许早就是了,那就是共产党的“特务”。这个特务,我默默地当了12年!

事情,就这么一直僵着;人,就这么一直关着;案子,自然一直结不了。

遭遇冤案,是人生的大不幸。当事人的身心,必将备受摧残。但,李校长在牢狱之中却异常淡定。平常,除了接受审问和批斗,他就专心读毛选和马列著作,并有规律地锻炼身体,硬是以花甲之躯顶住了牢狱之苦。据参与其专案的某人事后评价,此人确实具有从事特殊工作的潜质。

随着形势的变化,加在李校长身上的“有罪推定”显然再也站不住脚,只能彻底推倒。但是,他的早期党员身份依然无法证明。当有关部门向其宣布解除审查、彻底平反的决定时,他仍然十分恳切而淡定地再次提出了复查自己早期入党身份的请求。

“小红旗不倒!”这是我父亲生前对李校长的评价。作为他的战友和同事,父亲对李校长执著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表示真诚的赞同;对他处事不惊,淡定做人的风格,也表示深深的敬佩。父亲坚信,老李所要争取的,绝不是所谓的“老红军”待遇,而是历史应有的公正。

1982年10月,父亲因病去世,李校长第一时间赶来吊唁。他虽然已年逾古稀,依然是板板正正一身警服。他恭恭敬敬地在我父亲灵前立正站好,庄重地给过去的战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形象。

后来我得知,在平反后的日子里,这个政治身份备受争议的老人,又接连做出一系列备受争议的事情:68岁,表示在弄清个人历史问题之前,不办理离休手续,尽管离休后待遇可能更高些;70岁,痴迷地学习英语,并热心地辅导青少年;80岁,热衷于公益事业,居然能上树修剪树枝;90岁,积极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100岁,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将全部积蓄缴纳党费……李校长走了,带着“特务”的传奇故事和深深的遗憾,走了……

(选自《钟山风雨》2019年第1期/本文有删节)

猜你喜欢

李校长特务光头
知耻
由档案史料管窥上海解放
郭沫若巧戏特务
我家有个“光头强”
父亲的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