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的时代对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新认识新发展。从理论维度看，是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时代性的概括和总结;从历史维度看，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发展的继承和完善;从现实维度看，对于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科学指南。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理论;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3—0031—06

[作者简介]苏波，男，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人类社会生态灾难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从长远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尤其是当前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现实、文化建设特点以及社会政治条件和人口素质等，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背景，对当今中国生态建设乃至“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维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上述重大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①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框架下，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时代。

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的完成，使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进入到了工业时代，人类在享受工业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注意到工业时代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消耗，质疑工业文明对于生态的破坏。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生态理论思想，但是从《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依然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之后，开始反思工业与环境和生态的关系。应当说，零散但又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

首先，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互制约。”①马克思认为，客观自然（自然的先在性）和人化自然是互为矛盾体的，人类的一切活动离不开自然，客观存在的自然决定了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束缚，人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馬克思详细分析了人与自然密切关系，指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的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都表现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宽阔。从理论方面来说，自然界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从实践方面来说，自然物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燃料、衣着还是居室等等才能生活。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换言之，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是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说明人与自然就自然的先在性而言是一个共同体。

其次，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要秉承“和谐”的理念。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要求人类活动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基于此，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只有人类社会才能将此统一为一体。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不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上曾经做出严厉的批判，他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该滥用人类支配自然的权力，因为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③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于感性世界的直观中，它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马克思认为“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共产主义，只有完全抛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才会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真正实现。

第三，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之纽带。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人自身参与再生产的过程，再生产的对象是大自然，其客观性制约着人的实践性。“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关于物质变换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如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的历史任务，即环境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以自然再生产为前提，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社会性质如何，总是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对自然的积极改造还是对自然的过度索取，都能够说明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之纽带。

第四，人的自然属性只能在人类社会中显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马克思强调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换句话说，人的自然属性与其他动植物具有共性，但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说明人作为受动的对象具有其特殊性，而“作用力”就是“社会”。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以对社会的人为前提才是存在着的;只有在社会中，人与人间联系才能通过自然界连为纽带;大自然的存在和对自然来说是别人的存在，才能认定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自身属人的存在，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现实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现实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从人是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结合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向马克思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认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因此，从理论维度上来看，生命共同体理念无疑继承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

二、历史维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发展脉络

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也是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在每一次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历史维度。

毛泽东同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都非常注重用唯物辩证法指导革命和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探索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提出了“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利用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恢复需要向自然索取必要的物质和资源，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要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全体人民非常顺利的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3月提出来“绿化祖国”这个口号，包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要做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强调：“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党中央有关同志对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优先发展问题提出先发展农业的想法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三者的辩证关系：“应互相依赖平衡传递发展，不存在先后发展的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经历挫折困难后及时总结环境保护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然而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向自然索取的进程中忽视了自然规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中，充斥着人定胜天的错误指引，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在现实面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适时地做出了总结，提出了平衡发展的目标，人与自然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人类对于生产实践的依赖作用，人的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转向了解自然的现象、性质和规律，着重强调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形成的关于大地园林化、水利建設、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工业均衡布局、爱国卫生运动等一系列生态建设思想，成为之后生态理论建设的基本指向。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在不同场合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时期党中央绿化祖国、植树造林的思想，还总结了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忽视自然规律、忽视环境保护的教训，指出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促进生态与经济、民生的协调发展，需要科技和法治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和战略坚持下去。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发展实际相结合，并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大了生态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理论体系论断，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广泛参与性、实现途径等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伴随而来的是类似于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兼顾性的生态发展战略力度严重不足。“没有根本改变不恰当的发展模式，加上历史欠账太多，资源与环境的总体状态并未根本改变，目前仍处在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发展态势”。基于此，江泽民同志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强调“要从宏观管理入手，建设环境和发展的综合机制，制定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规划重要资源开发和确定重大项目，必须从促进发展与保护环境相统一的角度审议利弊，并提出相应对策。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此后生态战略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开始上升成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同等重要的地位。

21世纪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所承载的压力愈来愈大，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环境问题凸显，基于此，生态环境战略不仅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而且在执行力和治理力度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观点：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深化，要求把大自然的优美和人的自身发展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这些认识深化的结果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加快发展推动世界格局变化之快、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给环境和生态带来巨大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霍金先生提出关于‘平等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是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②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的论断和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既有理论深度的思考，也与实践和时代相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继承了之前我们党关于集体生态思想的结晶，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从历史维度阐释了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形成的理论前提。

三、现实维度：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和民众对幸福感的期待

从实践调查中得出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在调查报告中提到：“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人的心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③他说的就是资本家，同时指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有着“狼一般的贪欲”。“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表面批判的是资本家逐利的本性造成了生态危机，但深入理解后的结论则是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对环境生态的漠视造成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像古希腊文明、古玛雅文明的消逝，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必然的关系。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就在于我们的先辈已经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根和发展之源。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我们也经历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不可避免的在积累巨大的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出现诸如森林覆盖率下降、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出现了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环境问题。伴随这些问题而来的必然是自然的报复。

以更加贴近民生的水资源和大气为例，在进入到21世纪后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恶化状况。水资源方面，2017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的1617个水质断面中，I类水质断面35个，占2.2%;II类594个，占36.7%;III类532个，占32.9%;IV类236个，占14.6%;V类84个，占5.2%;劣V类136个，占8.4%。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水质为优，浙闽片河流、长江和珠江流域水质为良好，黄河、松花江、淮河和辽河流域为轻度污染，海河流域为中度污染。大气方面，2017年338个城市发生重度污染2311天次、严重污染802天次，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74.2%，以PM10为首要污染物的占20.4%，以O3为首要污染物的占5.9%。其中，有48个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超过20天，分布在新疆、河北、河南等12个省份。虽然环境保护的力度在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观，但是与中央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资源趋紧、环境的严重污染、退化的生态系统导致民众个体的身心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此外，癌症村、垃圾村的出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无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幸福观。《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7—2018》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3.46%）认为“健康状况”是影响幸福感的第一要素，因此继续不遗余力的推动实现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目标则是民众健康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①“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民生观和民众的幸福观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以及文化的繁荣，生态环境更是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将生态环境的改善看作民生，将良好的生态环境归于民众幸福观中，是新时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外延了人民幸福观的内涵，物质文化生活的满足是民生问题的保障，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更是民生问题的关键，将环境问题看作民生问题，才能更为全面的完善民生观的内涵，保证人民群众的幸福观的实现。面对资源趋紧、环境的严重污染、退化的生態系统等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生命共同体。

从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严峻形势的现实来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的幸福观，生态环境对于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系统性更能呈现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现实出发，更能够凸显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人民群众对生态建设和民生建设的时代诉求。

结语

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只有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才能真正实现。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提出的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精华，汲取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形成的生态思想智慧，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我国乃至全球贡献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与时俱进的处理自然与人类关系和谐发展的“中国方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体系，对全面贯彻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