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胡传志

元好问有两个兄长：元好古（字敏之）、元好谦（字益之）。他们对元好问都有一定的引导之功，元好问多次提到他们，可是并没有说孰伯孰仲，这就导致后来两派不同的观点。在讨论元好问的父兄渊源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疑难问题，需要费些笔墨，略抒管见。

一派观点认为元好谦为长兄，元好古为次兄。依据是1937年的抄件《元氏家谱》。降大任先生《元遗山新论》、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等书赞同此说。狄著还补充一论据，就是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说：“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伯安肯定不是元好古之子，因为元好古只活了二十九岁，而且娶妇不谐，是否有子，都不见记载，不可能那么年轻就有孙子。元伯安应该是元好谦之子。狄宝心认为该诗写作于内乡期间，正大六年（1229）前后，元好问四十岁左右。如果这一年元伯安入小学，按照八岁来计算，元伯安应出生于元光元年（1222），这时元好谦至少在四十岁左右，应出生在大定二十二年（1182）前后。如此算来，元好谦年长于元好古（1186—1214）。这一推论有两点可疑之处：其一，《示侄孙伯安》是否一定作于内乡？诗中云：“我有商於田，汝壮可耘耔。”古商於确实在内乡，但不能以此来判断该诗作于内乡。按其口气，不像是在内乡本地所说，反而更像是离开内乡的口吻。元好问先后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三县相隔不远。在镇平期间，元好问写有《镇平寄侄孙伯安笔》，《示侄孙伯安》也可能写作于相邻的南阳或其他地方。其二，元好问在《南冠录》中说：“岁甲午（1234年），羁管聊城……伯男子叔仪、侄孙伯安皆尚幼。”叔仪是元好问长子元拊，生于正大六年（1229），这时才六岁，还是幼童。按照上文伯安生于元光元年（1222）来算，元伯安此时已经十三岁了，如果依据《礼记·曲礼》人生十岁为幼学的说法，元伯安就不能再算幼了。何况叔仪、伯安并列，二人年岁应该相差不大。因此，元伯安以及元好谦的年龄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元好谦为长兄、元好古为次兄之说，证据并不充足。

另一派以为元好古为长兄、元好谦为次兄，出自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所引《静乐旧钞遗山诗后世系略》，后来诸家年谱多从此说，只是没有做出更多的论证。元好古卒于贞祐二年（1214）忻州之难，享年多少？很奇怪，元好问居然有三个不同的记载。《敏之兄墓铭》说是年二十九，《续夷坚志》卷一《敏之兄诗谶》说是年三十二，《中州集》卷十《敏之兄诗》说是年三十一。孰是孰非？从文本可靠性来看，《敏之兄墓铭》最早最为原始，最值得信赖。还有一内证可以证明《敏之兄墓铭》最为可靠。《敏之兄诗》的内容源自《敏之兄墓铭》，二者基本一致。二者都说元好古二十岁第一次参加科举，当时元德明已经去世。元德明去世于泰和五年（1205），次年就是科举考试年。元好古应该是赴太原参加府试。以泰和五年二十岁推算，元好古生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贞祐二年（1214）去世时，正好二十九岁。综合这两点，可以确定元好古的生卒年（1186—1214）。《续夷坚志》《敏之兄墓铭》有关其享年的记载，当是记忆或传抄之误。如此算来，元好古比元好问年长五岁。笔者赞成元好古为长兄说，还有以下两点理由：其一，元好问在《敏之兄墓铭》中说：“年二十，就科举时，东岩已殁，太夫人年在喜惧，望其立门户为甚切。”《敏之兄诗》与此相同。元好问母亲殷切希望元好古能早日自立门户，一般情况下，这是对长子的期待。长子也应该有独立门户的责任，他后来“狷介得疾”，可能与科举落第、压力太大等有关。其二，传统士大夫重视子女命名的用意。元好古（字敏之）的名字出自《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元好谦（字益之）的名字出自《周易·彖传》“人道恶盈而好谦”和《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元好问（字裕之）的名字出自《尚书·汤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三兄弟命名方式一致，其中既含有命名者的用心，也含有逻辑关联。笔者揣测，按好古、好谦、好问这样顺序排列，更能体现出渐次推进的逻辑关系，因为好古是方向，好谦是态度，好问是方法。

作为长兄，元好古读书、学诗、作文都早于元好问，所以有时能提点元好问。元好问《锦机引》中曾引元好古的话：“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予初学属文，敏之兄为予言如此。”元好古告诉元好问，要从前人书中学习古人的法度，元好问受此启发，将前人讨论为文法度的精彩言论汇编成《锦机》一书。

他们兄弟在一起经常交流见闻，元好古的见闻与命运对元好问的人生观和诗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续夷坚志》卷一《王全美母氏诗语》记载，元好问的舅母自幼礼佛，平素不知书，忽然有一天举出十多则诗句，问元好古能否作为偈语，其中只有“天机割断繁华梦”一句，“殆似从慧中得之”。但这一句类似诗谶，其舅母不久即去世。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解的宿命。泰和七年（1207），元好古的朋友田紫芝（1192—1214）作《夜雨寄元敏之昆弟》：“醉梦萧森蝶翅轻，一灯无语梦边明。虚檐急雨三江浪，老木高风万马兵。枕簟先秋失残暑，湖山彻晓看新晴。对床曾有诗来否，为问韦家好弟兄。”元好古读后，私下告诉元好问：“诗首二句非鬼语乎？吾谓其非寿者相也。”（《续夷坚志》卷四《田德秀夙悟》）后来他果然弱冠下世。田紫芝作诗有李贺风调，元好古准确地揭示出田诗的特点，体现出他的辨别能力。这种讨论，有利于引导元好问诗歌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诗歌艺术。荒诞不经的是，元好古后来重蹈田紫芝的旧辙。贞祐元年（1213）中秋节，他与王万钟、田德秀等人聚会赏月，不巧天阴无月，元好古作《中秋无月》诗：“佳辰无物慰相思，先赏空吟昨夜诗。莫怪更深仍坐待，密云或有暂开时。”王、田等人戏称该诗“诗境不开廓”，后来元好古不及三十而卒。平心而论，元好古诗歌是乐观的，后两句仍然充满希望，元好问却将之视为“敏之兄诗谶”记录下来，大概为其短寿而寻找托词吧！以上三则带有迷信色彩的文献，给元好问留下了较深的负面印象。他后来很反感这种不阳光、不开朗的“鬼语”诗，如《论诗三十首》批评孟郊、李贺等人诗歌：“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这种审美观，或许与元好古有潜在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元好古应该由于生病而没有与其家人一道南下避乱，留在忻州。贞祐二年（1214）三月，蒙古人攻下忻州，残暴屠城，死者十余万人，多么的惨烈！元好古最终不幸死于忻州之难。亲人以及乡亲遭遇横祸，给元好问以极大震撼，促使他用诗歌来表现民众的苦难、国家的命运。

元好古、元好问兄弟间经常交流各自的诗歌。元好古有一组诗，题作《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三诗其后》，值得重视：

阿翁醉语戏儿痴，说着蝉诗也道奇。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争遣九泉知。

莺藏深树只闻声，不着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传家诗学在诸郎，剖腹留书死敢忘。背上锦囊三箭在，直须千古说穿杨。

题目中的诗稿，当是元好问早年的习作。“莺声柳巷深”是其中的秀句，原诗已失传。元好问后来将此得意诗句再次运用于《内乡杂诗》中：“犬吠桃源近，莺声柳巷深。苍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寻。”元好古这组诗大力夸赞其弟的诗作，第一首先回忆其父亲早年的诗教，然后称许元好问的显著进步，感慨父亲再也看不到元好问的新诗了。第二首先正面称赞“莺声柳巷深”所表现的境界，只有“诗家”才能表现出来，将年轻的弟弟称作“诗家”，这是很高的评价。接着将自己与元好问相比，承认自己的诗歌不及元好问，甘拜下风。第三首又回到父亲的诗教，以元德明“剖腹留书”的遗言来激励元好问，期望他继承父亲的诗歌传统，诗歌技艺越来越精湛。元好问受到兄长这样的肯定，一定备受鼓舞，激励他按照父兄的指导，继续在诗坛不断前行。值得注意的是，元好古这三首诗还是论诗绝句，远早于《论诗三十首》，元好问牢记在心，数十年后，元好问将之收入《中州集》。元好问那些引起后人仿效的论诗绝句，也是承继了他父兄的传统。

与元好古、元好问不同，元好谦似乎并不擅长诗歌，元好问从未提到他的诗歌，也未提及他是否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生平比元好古还要模糊，大概贞祐二年（1214）与元好问一同南下避乱。这时，元好问生父、养父、长兄相继去世，元好谦成了元好问生活上的重要帮手和感情上的重要依托。元好问与他手足情深，金亡之前，就有多首怀念元好谦的诗歌。在《怀益之兄时在阌乡》中说：“牢落关河雁一声，干戈满眼若为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战乱岁月，他们兄弟为生计奔波，元好谦去了遥远的阌乡（今河南灵宝境内），天各一方，相互惦念，“只弟兄”，透出兄弟情的无比珍贵。正大五年（1228），元好问担任内乡县令期间，在秋林夏馆山购买田地，建造别业，得到元好谦的襄助。其《临江仙·内乡北山》曰：“父老书来招我隐，临流已盖茅堂。白头兄弟共论量，山田寻二顷，他日作桐乡。”元好谦一定参与了“茅堂”的营建，他们还相约一起终老此地。

可是，随着蒙古步步进逼，战争频仍，大批民众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为命运所拨弄。元好问兄弟卷入其中，再次骨肉分离。元好谦流落于南宋，陷于不可知之中，一同流落南宋的还有白华、李俊民、杨宏道、房皞等诸多文人。元好问被蒙古兵带到北方，羁管于聊城，生活艰难，感情孤苦。他痛切思念元好谦，连续写下多首思兄诗。《怀益之兄》写于惊魂甫定之后，“天宜他日定，陆已向来沉”，怀念内乡的旧居，“山田和石瘦，茅屋过云深”，幻想兄弟团聚，“阿兄团聚日，曾语百年心”。《梦归》诗写于聊城：

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潇潇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齑盐万事休。

首联分写自己和流落江汉的兄长，尾联表达了一个无限悲凉的愿望：晚年只要能与元好谦在一起，随便吃什么粗茶淡饭，也都知足了。实际上，这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了，他后来再也未能见到元好谦，甚至连一丁点消息都没有。他在《南冠录引》中也流露出类似的无奈无助：“岁甲午羁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汉，遂有彼疆此界之限，侄抟俘絷之平阳，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仪、侄孙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语。”元好谦及其子元抟，一漂泊襄汉，一被俘平阳（今山西临汾），生死不明，元拊、元伯安都还年幼，需要养育，元好问的知己好友如李汾、辛愿等人，也陆续死于战乱，他痛感“举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而益之兄在哪了？可以想见，元好问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凄苦！元好谦及家庭的命运，加深了元好问对乱离时代不幸的痛切体会，他的那些感人肺腑的丧乱诗一定融入了他自己及家人之痛。“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从国家命运着眼评价元好问，固然不错，但国家由一个个小家组成，包括元好问的小家，正是一个个小家的不幸，给元好问真切、具体的感受。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元好古、元好谦的不幸命运，反而推动了元好问的诗歌创作，同时，也影响了他金亡之后的道路选择。他的两位兄长都死于蒙古侵略战争，他哪里还能腆颜出仕蒙古政权？

此外，元好古、元好谦还直接促进了元好问对家国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开兴元年（1232），他有感于其先人生平，“没而不书，族党之过”， 为其族祖父元滋新撰写墓志铭，实际上是完成其父元德明、其兄元好古的遗愿，“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族祖处士墓铭》）。随后，他又为亡兄元好古追写《敏之兄墓铭》。金亡之前，元好谦曾让元好问撰写家族文献《元氏千秋录》，元好问着手撰写，“略具次第”，却未暇完成。羁管聊城期间，元好问觉得时不我待：“予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尽，使一日颠仆于道路，则世岂复知有河南元氏哉！”（《南冠录引》）元好谦“命予修《千秋录》”的话往来于胸，促使他不仅完成了《千秋录》，还在此基础上予以引申扩展，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南冠录》。《南冠录》包括元氏“先世杂事”、元好问个人“行年杂事”和“先朝杂事”。“先朝杂事”已经突破了家族记事，属于金王朝历史了。这期间，元好问还校对家藏《笠泽丛书》，编纂《中州集》，整理家中故物撰写《故物谱》，等等，都体现出他对家国文化的良苦用心。

元好问说：“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古意》）从小开始，元好问的成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其父兄的关怀和教育。“乃知父兄意，润屋亦润身。”（《答王辅之》）他的父兄尽管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资源，滋养了他的心灵。即便在其父兄相继离世之后，他们的教育仍引导他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