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梅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描写清末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官场上的怪现象。小说中除了刻画“九死一生”、吴继之、蔡侣笙等几个正面人物外，其余各色人物皆为鬼蜮世界的代表。下面以苟才为例，分析小说中官员的特点。

一、 官场之“怪”

做官自古以来就是一件令人称羡的事，多少文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奔向官场，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至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国家机器的运转已大不如以前，官员的个人私欲取代国家利益与社会道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成了官场的生动写照。

（一） 苟才之于官场

作为小说《二十年》的主要人物之一，苟才一生的官宦之路可以视作清末官员“混”官场的缩影。苟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式，给“我”留下了礼贤下士的印象，向人细细访来才知其中究竟：苟才本是京都旗人出身，初为政时大想有所作为，但因得罪上司而被一路抹黑、穷困潦倒。后经大帅亲信“保荐”，才又踏入官场。小说第十二回描写了“我”与苟才的第一次会面。在伯父酬谢继之的宴席上，迟到的苟才俨然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未等主人寒暄便先自我显摆身份；与人交谈未等对方回话便已转过身；再有一系列换衣的动作，如卸朝珠、宽外褂、解腰带等，都揭示了旗人摆阔的心理。然后由对“我”态度的转变也能看出苟才的势利：在伯父未说明与“我”的关系前，苟才直接忽视“我”，后伯父说明宴请目的时，苟才正式与“我”打招呼，并对“我”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而后的席中交谈，更是将“礼贤下士”四字从其身上剥离开来。自从苟才买通了大帅亲信后就不断地有差事，逐渐发达起来。但官场的风还是吹到了苟才这里，使得苟才的官运一波三折。先是被人参本而丢了差事，苟才为了谋求差事竟将自己立志守节的儿媳献给大帅做姨太太！有大帅的保举，苟才立马有了差事。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此事被家人因怨向外界捅出，官场舆论致使苟才再次丢了差事。灰头土脸的苟才一路北上至天津的北洋处，贿赂制台的代笔文案冒士珍，仕途便又扶摇直上。直接被指任安徽省官，后又因华中堂的保举信（贿赂得来），做到安徽银元局总办，即负责铸币造钱，可想而知在此位上腰缠满贯是自然之事。三年后又经九省钦差清理财赋，管囊丰厚的苟才用六十万两银子贿赂钦差保住功名而丢了“摇钱树”。一路的贿赂与奉承使苟才走上了人生巅峰，功利双收。

综上，在追逐功名利禄的道路上，苟才由最初的直言上谏转变到后来的极尽人臣之能事，这其实是苟才对时局与官场认识的过程。探其转变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官场大环境时趋如此。其“怪现状”如第二回的后补官员做贼、第三回的野鸡道台、第十三回的鸦片官员等，而苟才随波逐流坠于“怪现状”中是难以避免的。其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官场依然通行。恃强凌弱的官员比比皆是，苟才一次次地被上级“查勘”，难道上级真的是要正本清源、整顿吏治？最后，苟才初为生计所迫、后为生活所诱，深陷其中不愿自拔。

二、家庭之“怪”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上事父母能竭其力，下养儿女能诲其德”是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基本要求，正如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反观苟才的家庭，打破了我们对家的美好定义，成了“人性本恶”的见证。

（一）苟才之于家庭

小说在描写苟才这一人物时，将其在官场的混迹与其家庭相结合，使二者互为利害，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四十四回起，小说将苟才的家庭纳入这“怪现状”中。发达后的苟才不仅瞒着家人将青楼女子纳妾，而且让其着二品命妇的服饰充作正房夫人参加宴席。但纸包不住火，这一骗局被正牌夫人识破后自然要闹个鸡飞狗跳。在小说后半部分继续丰富苟才这一人物形象，把家庭与官场相接，写得最惊心动魄。在苟才差事被撤时，先托人花了银子保住功名，后倚老卖老地逼迫立志守节的儿媳屈节给大帅做小妾，以获取重新出山的机会，可谓小人中的极品。儿媳经过一番撕心裂肺的反抗后，发出了触地号天的呐喊：“‘我恨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凡事自己做不动主，只得听从人家摆布’‘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来，也要听戏的人懂，那场戏的才有精神，才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聋又瞎的，他还尽着在这台上拼命地唱，不是个呆子么！’”在这混乱的社会中，仿佛一切都在变：善与恶、忠与逆、是与非都不成了样子，只有利益是稳固不变的。当连控制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也成了骗人的鬼话时，那么剩下的只是利害关系了。

（二）家庭回馈于苟才

小说给苟才的结局正是因果循环的代表：苟才一生为名利奔波，在官场上起起伏伏，从穷困潦倒的低级官员一路巴结上司，直至官任肥缺、腰缠万金。可当站在名利的顶峰时却被亲儿子——龙光夺了胜利之果，这位官二代吃喝嫖赌样样在行，最后竟荒唐到联合庸医害死自己的父亲，吞并财产，继承小妾！苟才的结局发人深思：家一直被认为是我们休憩的避风港，而在这“怪现状”中却成了丧命之地！“父慈子孝”的道德理想已经被“利益”二字腐蚀得不像样子。

综上，家庭在苟才眼中多是利用与享受的工具，如奉养苟太太的姐姐是因为钱财的关系，下跪于儿媳是因为功名利禄全都系在她身上。当然，家庭回馈给苟才的也令人大开了眼界。为何一向以“亲亲”为代表的家庭也会出现让人跌破眼镜的“怪现状”？其因一言以蔽之，曰利之所驱也：苟才为官位为利禄逼迫儿媳屈节献身于制台，龙光为钱财为美色雇庸医害死自己的父亲。这种“父不慈，子不孝”的“怪现状”皆为利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三、怪现状之因由

吴趼人在《二十年》中描述了一系列怪怪奇奇、嘎嘎独造的“怪现状”。清平世界为何会涌现出苟才之怪、官场之怪？众多“怪现状”之于此，让人不得不思考其出现的原因。

首先是“怪现状”的现实基础。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着生活，正如一些学者对《官场现形记》分析得知小说中的人物在清末官场大都有原型，如华中堂有荣禄的影子、黑大叔即是李莲英等。翻阅清末《申报》，不难发现怪现状是真实存在的，如1911年4月19日，一篇《贪官两至浙江之大搜索》的文章指出浙江一位官员借着有朝廷权要撑腰为非作歹，先是借贷骗诈，“积欠柴米盐、绸缎、铜锡、纸张等账，约共洋八百数十元”，再是剥削民众，“闻有六万金之多民脂民膏几被吸尽”。又如1903年8月29日，《贪官索贿》报道称昆山县某二尹上任未及一载就因收受贿赂、判案不公，以致民生不忿。再如假冒官员、买卖官缺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在1881年8月20日《论江西官场》、1906年3月2日《究辨假冒官员苏州》和1907年4月11日《假冒官员定罪》 中都有此现象的报道。现实中做官的好处与小说《二十年》描述的一般：功名利禄、金银财宝、美色妙人、无穷享乐，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在“怪”官员的思想里应该只有“好”没有“了”。

其次是“怪现状”的文学基础。纵观清朝小说，可以发现“怪现状”不独于《二十年》中出现。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辛辣批判知识分子的同时，官场也遭到揭露，代表人物如为“利薮”而治民的王惠，其上任前不是寻问此地民风吏治如何，而是为自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准备，咨询着“地方人情的出产、词讼的通融”，可想而知“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成为王惠做官的伴奏是在情理之中了。再如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更是描绘一幅官场群丑图，与《二十年》 中的“怪”类似，买官卖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甚至于为了“顶戴”献出自己的亲生女儿！在这三本小说中，官员的共同之处在做官之目的——赚钱，上级赚下级的，下级只能从百姓身上搜刮弥补，上行下效。

五、小结

《二十年》是清末谴责小说中的佼佼者，故事背景设置在清末政治制度腐朽、军备松弛、民心涣散之际，而百姓的衣食父母——官吏们的所思所做都是为了个人的升官之路、发财之道。小说透漏出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全面沦丧与崩解，父母不慈、子女不孝的事件屡见不鲜。在“怪”官僚的认知里，个人利益大过天，所有可以帮助升官发财的都可以拿来利用，众多牺牲品如“义让”夫人、“义嫁”女儿、献守节儿媳、出卖朋友，或者“牺牲”自己，一把冷冰冰的利刃戳破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使这光怪陆离的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小说叙述了这么多的如此这般，“祸起萧墙”四字大可用于清末行将就木的内因，国家若有这么一大帮蠹虫存在，再强大恐怕也会被掏空！

① 本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选版本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以下简称《二十年》。

② 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

③ 〔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5页。

④ 司马迁：《史记》，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53页。

⑤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⑥ 本文所选《儒林外史》的版本皆为《儒林外史：图文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⑦ 本文所选《官场现形记》的版本皆为《官场现形记》（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