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镜涵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24］

一、《货殖列传》中的财富思想

《货殖列传》是《史记》中一篇独特之作，他不同于记述邦国大事、帝侯将相、游侠奇士的篇目，而是为商人立传，写农、牧、渔、矿等商业活动，论述商人的经商之道。《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写作《货殖列传》的用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历史上一些商人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的故事，并且通过他们的故事总结出了一套经商之道，也就是我国儒商文化的雏形，既肯定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也提出经商要取之有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他否定老子小农经济的财富思想，提出“《诗》 《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观点，认识到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这是人对耳、目、口、身、心的欲望的满足，事实上已经是“渐民久矣”，应该要“顺民所欲”，肯定人正常的欲望，让社会上的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样不仅是个人，整个国家也能达到致富的目的。

也就是说他肯定了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是一种自然行为，商业发展、商人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物的现象，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应加以压抑，“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认为不仅“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甚至连“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贤人，“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义士，亦皆“归于富厚”，“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并非是空话，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追求物质财富之心，这是一种“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合乎“自然之验”的普遍规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工、商、虞每个阶层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不仅对个人，甚至对国家都有很重要的影响，齐桓公之所以能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是由于齐国的富庶；越国也是从了计然之策才能使国家富裕，从而反杀吴国。所以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是合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现象，统治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实现富国的愿望，“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真正贤明的统治者是不会抑制商业发展的，反而会顺其自然。

司马迁选择了符合自己财富思想的商人进行刻画，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其中塑造的商人形象值得我们去细细分析。

二、《货殖列传》中商人形象分析

在中国古代，商人始终是末等，战国时韩非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工商为末业的观点。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反驳了这种观点，“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穷人正是因为贫穷才被奴役，只有摆脱贫穷才能摆脱这样悲惨的状况，他直接指出致富之道是“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工商末业是穷人致富的手段，因此《货殖列传》刻画了许多经营致富的商人形象。

《货殖列传》中记述了春秋战国至西汉的商人共计十九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商人形象进行刻画，司马迁所选取的这些商人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德才兼备。司马迁引证《管子·牧民》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深刻地揭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把财富与儒家思想中的“礼”相挂钩，人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才能去考虑礼节和荣辱的问题。司马迁还把财富与儒家的道德本位“仁”相挂钩，提出“人富而仁义附焉”。说明这些早期的商人不仅善用经营之道，更是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在经商过程中主动以儒家伦理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利，不作奸犯科，也不为了盈利而损害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他们正是中国早期儒商的代表 。

商人致富要生财有道，人可以追求利益，但要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那些“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和“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的违法行为是不可取的。但并不是安于贫困就是好的，那些“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的人也是十分可耻的。通过自己努力脱离贫苦，发家致富才是值得赞颂的，司马迁将这些自食其力，经营有道的商人称为“素封”，“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 ‘素封’”。他们“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这些被称作“素封”的商人，除了个人能力出众，拥有大量的钱财与物资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德行，《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便是这类德才兼备的“货殖商人”。

在此，选择几位商人代表进行形象分析。

（一） 范蠡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范蠡是弃政从商的代表，他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一方面有着道家遵循自然规律，不追求权势的超脱，另一方面也有儒家重视民本和“仁”的思想。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他写给文种的信揭示了他弃政从商的原因：“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他有先见之明，意识到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自己将会面临危机，果断选择离开，而后来越王摄于文种在国人面前的威严将他刺死的事实也证明了范蠡眼光长远，善于把握时势，具有经商的潜质。

范蠡自己在心里对未来也是有打算的，他看到计然七策，只用了五个就能使越国富强，便生出以此发家致富的念头，他对计然“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希望农末俱利的想法，以及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的观点是认同的。范蠡希望的从商获利，并不只是自己一人获得优越生活，而是希望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关注到生活在苦难中的贫苦大众，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因此他在成功致富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气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他用自己经商所得去做仁德之事，到了老年才开始享受生活，正是儒家思想“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的体现。

他在经商的过程中懂得顺时而变，及时买进卖出，能做到“贵出如粪土”和“贱取如珠玉”，了解物价运动规律和商品经济的运营模式，并且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懂得要顺应天时。《国语·越语》中就有记载，“天地之常制可以有天下之成利”， 否则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越绝书·越绝外传·枕中》中也说“夫一治一乱，天道自然。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这体现了他经济思想中遵守自然规律的一面。

范蠡作为一位儒道兼具的商人，在《货殖列传》中是独特的存在，他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商人形象，他不再只抱有“君子固穷”的狭隘思想，也不再将义利割裂，而是将二者结合“富好行其德”，他不是传统思想中奴役压榨百姓的富人，而是帮助贫苦百姓的“仁者”。

（二） 子贡

子贡作为孔子的弟子，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儒商形象，孔门七十多个弟子之中，子贡是最富有的，“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原宪还在为温饱发愁时，子贡已经乘坐马车，拜访诸侯，甚至国君与他也只行宾主之礼。

很多人以《论语》中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来质疑儒家对经商的态度，但是《论语》中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样的记载。孔子肯定人们求富的欲望，但是要生财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生财之道呢？《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能广施恩惠、周济大众的人就是圣人，既能立己又能立人的便是仁人。可见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住儒家“仁”的思想根本，同时也要懂得“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道理，商人经商也要合乎礼，“礼”与“仁”是分不开的，《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中记载了子贡问孔子有关“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俭，与其具失矣，二者孰贤”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富而不好礼，殃也”。商业活动始终不违背“仁”与“礼”的道德规范也是子贡能够“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的原因。

（三） 白圭

白圭被认为是中国商人的始祖，《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货殖传》均记载白圭是“天下治生祖”，被尊封为“商圣”，可见白圭在中国古代商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白圭的经商之道。

白圭关注着大众的需求，选择经营的产品也是生活必需品“谷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就有记载过“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家家都有粮食需求，他选择生活必需品作为商品，需求量高了，自然也就不愁卖了。

他是商人，但是他知道诚信的重要性，虽然通过“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利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市场规律来获利，但是他也重视商品质量，“长石斗，取上种”，为了提高种子的产量，不计价昂而取上等谷物，不会以次充好，知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道理。

他将自己经商，比作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并认为对经商之人自身的要求，就是要有“智权”“勇决”“仁予”“强守”的理念，他所说的智慧能够随机应变，勇气能够果敢决断，仁德能够正确取舍，强健能够有所坚守正都符合儒家的君子规范，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就在于是否会为了获取利润而破坏规范，而白圭能在仁德上正确取舍，并有所坚守，可以称之为“君子”。同时他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不贪图享乐，节衣缩食，压抑自己的欲望，与家仆同甘共苦，深得人心，这些都是他作为“儒商”的美好品德。

三、《货殖列传》与儒商文化

古人多论仁义，不谈财物，商人地位低下，而《货殖列传》肯定了财物的重要性，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把物质丰富放在了精神高尚的前面，将儒家思想中的仁义与财物结合，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人富而仁义附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是解释了经济活动的本质，利益导向。《货殖列传》中所刻画的商人形象都具有德才兼备的特点，这是早期儒商文化的呈现，是儒学思想和商品经济在特定历史阶段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对后期儒商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商致富对商人的个人能力也是有要求的“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精打细算、勤劳节俭、出奇制胜才是发财致富的正路。

《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商人不论是经商能力还是个人品行都很出众，他们勤劳肯干，通过自身努力致富，也知道经商最重要的是要诚信经营，严于律己，“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只要有了诚信，即使去到蛮夷之地，仍然行得通，这些商人能够通过货殖获利，都是在于他们将“诚信”作为经营理念。

并且这些商人都关注人民的生活需要，销售生活必需品，因地制宜地进行商业活动，“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 置：此其大较也”，他们的货殖活动在确保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带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理想，这才是商业发展的长远之道。

司马迁将商人分为三个等级，“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这三个等级不只是从致富的方式去划分，也是从道德的层面去划分。在致富方式上，司马迁既认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又将务农而致富的本富划为上等，经商而致富的末富划为次等，做盗贼而致富的奸富划为最下等，那么本富与末富的等级是否存在矛盾呢？我认为是不矛盾的，司马迁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经营商工末业致富后，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司马迁这一理财观念追根溯源还是受到了安土重迁的儒家观念的影响。在道德层面上，出卖劳力的农业生产为上等，玩弄智巧的工商业为次等，做盗贼而致富的奸富为最下等，也与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紧密结合，意在告诫人们不要赚取不义之财，致富要义利结合，“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致富后要多做仁义道德之事“富好行其德者也”，素封商人致富后也主动周济他人，陶朱公甚至“十九年三致千金”，仗义疏财。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将儒与商结合，把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商人的人格要求，并将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仁义”“礼节”加入到经商之道之中，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和商道分离对峙的状态。早期儒商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二者长期的僵化，促进了儒与商的结合。那些以范蠡、子贡和白圭为代表的儒商，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作为准则，自觉践行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经商之道，从而实现了儒家思想对商业经营的规范。

不仅如此，《货殖列传》中所体现的早期儒商文化也规定了商人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义利合一，富而不骄；树立了正确的经营理念，诚信经营，把握商机，以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商业理想，从而为后世儒商精神的传承以及儒商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规范。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18]⑲⑳[21][22][23][27][34][37][38][39][40][41][43][44][45][46][47][48][49] 韩兆琦译注：《史记》，中华书局 2010年版，第7744页，第7555页，第7555页，第7603页，第7603页，第7564页，第7557页，第7559页，第7555页，第7610页，第7610页，第7564页，第7564页，第7603页，第7603页，第7607页，第7606页，第7622页，第3250页，第7566页，第7566页，第7570页，第7573页，第4602页，第7575页，第7564页，第7564页，第7559页，第7619页，第7557页，第7559页，第7607页，第7610页，第7622页，第7607页，第7564页。

[10] 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3页。

[24][31][50]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篇第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9页，第72页，第72页。

[25] 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

[26]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9页。

[28][30][36] 杨伯峻：《论语译注·里仁篇第四》，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页，第39页，第41页。

[29] 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篇第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8页。

[32] 杨伯峻：《论语译注·学而篇第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页。

[33] 〔清〕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63页。

[3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篇第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页。

[42] 杨伯峻：《论语译注·卫临公篇第十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