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超［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中国自古就有一种侠义精神，上至国家，下及个人，无不以侠义为重，在国家之间，与外国之交须有礼有义，即使是敌国之人也需尽其礼节。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基本上都是公开的正面冲突，先定期请战，然后两军于一地排列阵型交战，不可不宣而战，亦无奇谋诡计。这种侠义精神在春秋时期最为典型，宋襄之仁是其之极端表现，然而在春秋之中后期就有人违背侠义精神，勾践灭吴是其突出表现，其后战国时代国家间的侠义精神则荡然无存。

一、 宋楚泓之战——侠义精神的典型

（一）城濮之战之下战书与鄢陵之战之行礼

晋楚战于城濮之时，楚国统帅成得臣派斗勃向晋国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则派遣栾枝回答：“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洁朝将见。”请辞与答辞都很委婉，且战前下战书，这是战争的必要准备。在战场上也有很多礼节需要遵守，如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将卻至三见楚王，每见必下车，免首胄而急走以示敬意。楚王在战争中，竟派人去晋军中慰劳对方，卻至也再三行礼客气。卻至与楚使客气了半天，使臣才回到楚军。此种情形当是后世人所无法想象，然当时之战争确是如此。

（二）宋楚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边发生了战争。在战争初期，宋国有两次绝好的机会去攻打楚军，一次是在楚军渡河之时，可半渡而击之，一次是在楚军渡河排列阵型之后，可趁其队伍之混乱而攻打之，然而宋国司马子鱼两次向宋襄公进言攻打时，宋襄公都说不可。等到楚军排好阵型，两军交战，宋师战败，宋襄公腿上也中了箭。国人皆以此责备襄公，襄公回答：“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对于这次战争，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宋襄公的迂腐，固守礼节导致了失败，战后子鱼也对此作了批评，认为战场上没有礼义可言，如果讲求礼义，就不如不打仗。然而他们都没有理解宋襄公所说的话，“君子”“古之为军也”，宋襄公正是一位君子，遵守自古以来的战争准则，才不会趁机攻打敌人，“寡人虽亡国之余也”，宋国是商的后裔，楚国则是南方一蛮夷，宋襄公更不能在蛮夷面前“阙礼义”。《公羊春秋》就对此事进行了不同的评价：“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种评价是很符合实际的，体现了宋襄公遵守侠义之精神。

二、从齐桓到晋文——侠义精神的逐渐消亡

春秋之时，有所谓五霸之说，虽然五霸的名称有好几种说法，但是齐桓公与晋文公是一定包含在其中的。齐桓公为春秋首霸，观其一生的行为，基本上是符合侠义精神的。初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时，管仲箭射桓公，中桓公带钩，但是桓公并没有因此杀了管仲，反而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厉行改革，开启了齐国的霸业之路。桓公五年（前681年），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战败，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柯地会盟，会上，曹沫劫持了齐桓公，要求桓公归还齐国侵占的汶阳之田，桓公答应了，果真归还所侵占的土地。对于威胁时的承诺依然信守，此可见桓公的侠义精神，而诸侯则因此逐渐归附齐国。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攻打燕国，齐桓公出兵救燕，一直打到孤竹才还师。燕庄公感谢齐桓公，一直把齐桓公送到齐国境内五十多里。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把经过的五十多里地割给了燕国。能救人于水火，不求报酬，反而割地送给他人，桓公的侠义精神，可见一斑。诸侯闻此，更加亲附齐国。桓公二十七年（前659），狄人攻打邢国，后又灭了卫国。齐桓公则带人救了邢国，把邢国都城迁到靠近齐国较为安全的夷仪，又在楚丘帮助卫国重新建了国都，此所谓“城邢封卫”也。此又可见桓公的侠义精神。

至于晋国则不然，侠义精神是很少的。公元前651年晋献公亡去，晋国内乱，夷吾向秦穆公寻求帮助，以割五城给秦国的代价让秦国帮他即位。得到秦穆公帮助的夷吾成功即位，是为晋惠公。当秦穆公向晋国讨要五城时，惠公却反悔了，不以五城与秦国，毫无侠义之精神。后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惠公厚着脸皮向秦国借粮，秦穆公亦欣然应允，派大量船只运载粮食，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城运粮的船只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等过了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要求向晋国购买粮食，晋惠公不思秦国的恩惠而帮助秦国，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去攻打秦国，秦穆公大怒，也派兵攻打晋国，于前年闰九月在韩原大败晋军，俘虏了晋惠公，然秦穆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晋惠公。晋惠公背信弃义，无侠义精神达到了极致。其后晋文公也是由秦穆公护送回国即位的，然文公之侠义精神亦少。先周室内乱，周襄王逃至郑地，派人向秦国、晋国求援，晋文公为独占勤王之功，竟派人贿赂于戎狄，阻滞秦国东行勤王之路，真无耻也。其后晋国攻打曹国时，久攻不下，乃扬言将发掘曹人之坟墓，曹人果然恐惧，要求归还晋人之尸体，在运送棺材出城门的时候，晋文公乘机派人攻占了曹国城门，俘虏了曹共公。此又见其之诡诈，无侠义之精神也，故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及晋文公去世后，襄公即位，秦穆公派人灭了滑国，回师途中，襄公竟然派军在崤山埋伏秦军，全灭了秦军。襄公是一毫都不记秦穆公之好，无丁点侠义之精神也。晋君三代皆是如此对人，无怪乎其后被三家臣子所分，宗庙失传。

三、吴越之战与勾践灭吴——侠义精神的最终灭亡

春秋末期最大的一场战争是吴越两国之间的战争，从吴王阖闾十年（前505）越王允常偷袭吴国开始，到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越王勾践灭吴结束，这场战争持续了有三十多年，可谓旷世之战。从吴越两国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间侠义精神的消失，战争不再是堂堂正正之正面作战，而是以诡计来取胜。

吴国之先是为吴太伯，太伯欲让位于其弟季历，自周来到荆蛮之地，荆蛮义之，立其为吴太伯，其后遂被周所封，是吴国为周之宗室也。越国之祖是为大禹，武王克商，封其后裔于会稽，奉守禹祀，是越国为周室所封之异姓诸侯也。吴越两国二十余世无事。等到越王允常时，因吴王阖闾尚在郢都，故前来偷袭吴国，为吴国所败，越国一开始就不遵守战争准则，偷袭他国，无侠义之精神。吴王阖闾十九年（前496），阖闾兴师伐越，报复越国之前的偷袭。两军战于檇李，在战争中，越国先是派敢死队冲锋，未胜。接着又派罪人排成三列走到吴军阵前，举剑自尽。吴军看到这种现象，因而放松了警惕，勾践则趁机攻打，大败吴军，阖闾也在此战中受伤死去。越国在战争中又一次不是正面交战，而是靠奇谋诡计取得了胜利。吴王夫差继位后，励精图治，欲报父仇，勾践闻之，决定先发制人，发兵攻吴，吴国闻之发精兵攻越，两军战于夫椒。越军大败，仅余5000人，退保会稽。然而夫差在大胜后，并没有灭了越国，而是与其议和，只让勾践服了三年苦役就放其回国。但是勾践回国后却是一心想灭吴国，以报其辱，至有卧薪尝胆之事。等到了吴王夫差十四年（前483），夫差率大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国力空虚，勾践则趁机攻打吴国，杀其太子。夫差回国后向其求和，勾践估计一时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此一战，又是越国偷袭吴国之战，非正道也。然吴已求和，勾践仇恨己报，却非要灭吴国不可，最终在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灭了吴国，夫差自杀而亡。

纵观整个吴越之战，越先挑衅，越国也在整个战争中将战争中的侠义精神丢得干净，故越国取得胜利。此一战，影响甚大，勾践自此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随后战国之兼并战争也由此开始，侠义精神随之消亡。

四、侠义精神消失的原因

春秋时期，士兵的主体主要是贵族，平民基本无法从军作战。“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形成一种武装集团。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由此，贵族为军，则战争必受其侠义精神之影响。从军是一种高尚的事业。上至国君，下至一般士族都是亲自作战，这时的战争并不是以杀伤为目的，也不是以灭国为目的，战争只是为了维持各诸侯国之间势力的均衡而已。

春秋时期的战争形式是车战，只有贵族才有能力置办战车。到春秋末期及战国时期，战争形式才发生了变化，步兵、骑兵成了军队的主流。车战被废弃，各国君主开始重视平民，征召平民为军。“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剧烈，农民军队之编制，遂成一种新的需要。”到了战国时期达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贵族不再是战争的主体，故其侠义精神也一并从战争中消失。平民之为军是为利，要多斩获首级以获取更多的军功，故战争就不择手段，以奇谋来取胜，战后也多是屠杀，动辄斩首十万、几十万。

侠义精神是在贵族之间传承的，当整个贵族阶层因为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日趋衰落，从军队中退出，不再成为士兵的主体，这种侠义精神也随之在战争中消失。而之后所拥有的侠义精神只能通过个体来表现，古之所谓侠士聂政，荆轲即为其代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