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帆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00］

《肥皂》是鲁迅《呐喊·彷徨》中的一部作品，相较于对鲁迅其他作品的关注和挖掘，《肥皂》可以说是不被认可的“宝藏”。《肥皂》发表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其正面的评价少之又少：1930年李长之评价其“写的很坏，坏到不可原谅”；1940年竹内好认为《肥皂》是“愚蠢之作”；直到新时期之后，杨义、温儒敏、吴中杰、吕聚周等一众学者对《肥皂》进行了较为细致、全面的解读，并从其高超的讽刺技巧、反封建的内核对《肥皂》进行了肯定。

过往的研究多把视角放于四铭身上，本文试图将视角转移到四铭太太身上，从女性的角度来观照文本，从而获得新的启发。

一、四铭太太的“心路历程”

文章开头便是一幅家常景象：四太太和八岁的女儿秀儿在糊纸锭，一方面，“糊纸锭”从侧面表明四太太最起码是一个仍未完全摆脱旧式习俗的妇女；另一方面，秀儿的年龄从侧面表明四铭和四太太的婚姻至少已经持续了八年。两人在长久的相处中对对方早已熟悉无比，所以四太太仅仅通过又重又缓的布鞋声就知道是四铭回来了，四太太也并不去看他，只是继续着自己手上的活。直到四铭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精美的肥皂后，才引起四太太极大的注意。

（一） 四铭太太的“发现之旅”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这块葵绿色的、散发着似橄榄非橄榄香味的肥皂同样让秀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即刻抢着要看这个“稀有之物”，四太太的反应竟然是“赶忙推开她”。其中既有对这一“稀有”之物的珍惜，还有对四铭的重视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雀跃，毕竟，四太太认定这块肥皂是丈夫专门买给自己的。“唔唔，你以后就用这个……”一边说着，四铭将目光射在了四太太的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积年的老泥，四太太感到非常难堪。“她于是就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拼命的洗一洗”。而在此之前，四铭太太也并非毫无察觉，但“她向来倒也不是很介意”。由并不介意到难堪得满脸发红，四铭的眼光和视角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看来，虽已朝夕相伴多年，四太太仍旧是以四铭的在意为在意。

接下来话锋一转，四铭一门心思想要搞清楚在肥皂店买肥皂时被几个学生说的坏话的意思，便喊来儿子学程问询，学程却一无所知。以此为起点和由头，四铭开始对四太太发表一些大而无当的言论，关于学堂教育、社会风气以及对女性的看法。然而，四太太只是一边糊着纸锭，一边不经思考地、毫无意义地附和。直到四铭说出了“孝女”的故事，四太太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忙碌，“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这时的四铭太太似乎感觉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孝女在四铭心中的地位不同寻常，试图通过他接下来的言辞知道更多关于孝女的事情以及四铭对此的看法。四铭终于说出了最为关键的部分，即引发他对孝女“性幻想”的两个光棍的对话。对此，四铭太太的反应先是“哼”；这一声“哼”表达了四铭太太对两个光棍“咯吱咯吱”言论的不满和不屑，然后陷入了沉默，她在思考，仔细揣摩这两个光棍的对话带给四铭的影响，猜测四铭是否也如这两个光棍般对孝女有非分之想。良久，四太太才又懒懒地发话，她问四铭：“你给了钱么？”似乎是漫不经心、无所关心，她以表面云淡风轻的方式掩盖内心的风起云涌，想要通过四铭的实际行动和钱财的施舍程度衡量其对孝女的态度。四铭的回答显然暴露了孝女在他心中的特殊地位——“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孝女并非“平常的讨饭”，这一心迹的暴露惹怒了四太太，她一反常态，不再像之前那般对四铭各种恭敬，还没等四铭说完话便站起身，走向厨房，以这种无言的抗议表达自己的不满。正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显然，四太太是前者。

在晚饭的饭桌上，四太太不再无言，这时她的不满外现于神情和语言。先是在四铭呵斥学程时站在孩子的一边，并指出四铭的“不对劲”——“你今天怎么尽闹脾气”，这与之前维护四铭、谴责学程的她判若两人。借四铭的视角看去，此时的四太太似乎是愤怒到了极致：陷下的两颊鼓了起来，三角形的眼发着可怕的光——积压的愤怒即将喷薄而出：“你是特诚买给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四铭的欲望和买肥皂的真实目的在此刻被揭穿了：“孝女”洗干净的身体引起了四铭的“性幻想”，在此幻想的诱发下，四铭买了肥皂回来，让自己用肥皂清洗，其实是把对孝女的身体欲望转移到自己身上。

（二）四铭太太的“挣扎之旅”

纵观这个过程，随着真相的慢慢揭示，四太太从最初的漫不经心、有所怀疑、到默不作声地面对真相，直至最后夹杂着愤怒当面指出四铭对孝女的非分之想，以及自己成为“孝女”的替代品的残酷真相，她的心理防线一步步崩溃。

崩溃后的四太太非常抗拒这个肥皂：“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而这抗议是耐人寻味的，固然，这其中有妇人“耍泼”似的发泄和埋怨，但是，言辞中的“不配”“不要”背后是四太太把自己置于低于孝女的地位的意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呢，孝女的“光”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四太太接下来的话中一窥究竟：“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女讨饭”，话语的焦点集中于十八九岁，从中可以看出四太太对十八九岁女孩的复杂感情：因为四铭对十八九岁女孩“没什么好心思”而引发的担忧，甚至是艳羡和嫉妒，但是对此却无能为力——毕竟自己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生理年龄上又如何能与十八九岁的女孩同日而语呢。面对无力改变的年龄和四铭对“孝女”动心动欲的现实，彼时的四太太纠合着失望、不甘、抱怨，在种种情绪的扭结中苦苦煎熬。

何道统一行人的到来中断了四太太的质问，当四铭送走道统和薇园再次回到堂屋的时候，“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那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 这肥皂自四铭买回来便被四太太视若珍宝，放置于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这时却正正端端地躺在桌子中央。存放位置的改变代表着肥皂对四太太意义的转变——摆在桌子中央的肥皂如横亘于四铭和四太太之间的壁垒，其承载的暧昧不清的含义深深地刺痛着四太太。这时的四太太死板着脸，看不出什么喜怒，与方才晚饭时的目露凶光、表情扭曲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仿若是经过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撒泼打滚后的平静，而这平静背后是跌入冰点、心如死灰的状态，这注定是一个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难眠于自己的丈夫对年轻的“孝女”产生了欲念、难眠于丈夫冠冕堂皇的议论背后的“居心叵测”、难眠于自己成为“替代品”、难眠于自己心中非常不快却似乎无可奈何。

果然，四太太在第二天一早就使用了这块让四铭产生无限遐想、自己极为介意、造成家庭矛盾的肥皂：“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当这块肥皂从前一晚方桌的正中位置转移到四太太手中的时候，就表明隔阂不再成为隔阂，四太太接受了肥皂，包括肥皂所含有的种种含义，肥皂不再成为其对立物，而是成为“自己人”。

二、“空虚”与“黯淡”

看起来，经过一晚，四太太似乎是“想通了”，她接受了四铭对十八九岁的孝女生出“性幻想”的事实，也愿意承接由孝女转移到自己身上的“性幻想”，这不禁让人感叹四铭太太的“宽容大度”，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恐怕并不见得。

（一） “空虚”的四铭太太

事实上是，四铭太太只能这样选择，她只能选择接受和承接，这是她仅有的选项。对此，有论者认为，“但凡有过长期生活经验的人，都会对四太太的做法给予理解”；也有论者认为，毕竟是长期在这个旧家庭中生活，处于随声附和地位的人，不可能有很强的反抗意识” ，所谓 “妇者服也” 。而无论是只能选择容忍，还是最好选择容忍，这背后都有着复杂而难解的因素，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四铭太太不具备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条件，即她没有获得精神独立和物质独立。

四太太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或者说根本没有精神世界可言。她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四铭身上，她根本不知道现今的社会到底是何等情势，关于社会时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此，作为个体，她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存在方式，“四铭太太”就是其存在的最大意义；一旦离开四铭，自己将失去这个唯一的依托。作为女性，四太太本该有基于其立场的生活体验，进而为女性的生存争取更多的权利，抑或是对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提出质疑。但是，四铭太太对此并没有应有的自觉，而是毫不介意、无动于衷地认同于四铭对女性的偏见，如女性的活动范围最好只限于室内、女子无须接受教育等。既然如此，在四太太的观念中又如何会有“女性是可以离开男性获得独立的，妻子是可以选择不以夫为天”的观念呢。也就是说，在四太太的思想深处，根本就不会产生离开四铭的想法。其实，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依赖，肥皂究竟还是比皂荚好用的，四太太对此也并非没有体验：“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了。”但是用肥皂的美好体验只能由四铭提供给她，四太太毫无经济来源，物质方面的享受只能依靠四铭，没有坚实的物质支撑的四太太是没有底气的，有点“虚”的味道。

因而，既没有实现经济独立，更无从谈起精神独立的四太太，只能选择宽容大度和若无其事，朝相反方向的选择她一步都迈不出去。对她而言，离开四铭就意味着干涸和枯萎。所以，我们看到，前一天还愤愤不平、义愤填膺的四太太第二天就归于平静，尽管她曾是如此介怀四铭的心思不纯，但是仍然丝毫没有动摇四铭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在以后的日子里，四太太开始日日用肥皂洗漱，选择性遗忘地养成了用肥皂的习惯，忘却了肥皂背后的不堪和为此有过的崩溃，四铭则负责不断地为四太太提供肥皂：“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日子便是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二）“黯淡”的子君

《肥皂》是鲁迅先生于1942年发表于《晨报副镌》上的作品，以家庭生活为主题，讲述丈夫和妻子之间因为一块肥皂而引发的故事。一年后的《伤逝》与此类似，讲述的是子君和涓生这对年轻夫妇的故事，子君冲破重重阻碍与自己的所爱在一起，但最后却郁郁而终。我们仍旧选择观照女性命运、女性独立的角度进入文本。

与涓生同居前的子君闪烁着自由平等的思想之光、求知若渴的智慧之光，她曾是涓生的一切，带给涓生生活的希望。同居后这一切都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曾经闪着光的子君逐渐变得黯淡：忙于生活琐事的她再也无暇徜徉于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的世界中，不再升华自己的灵魂、净化自己的生命，有的只是对爱的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以涓生的温存的爱作为她精神世界的基地和支撑，稍有不慎，便会流露出怀疑和忧虑的神情来，此时的子君仿若是缠绕着枝干的藤蔓，无法独立存在，所有营养的来源都是涓生。不仅如此，在构建自己的小家庭后，经济的重担就全落在涓生一个人身上，子君就靠着涓生写文章、译介得来的收入建立自己“川流不息”的吃饭的功业。她无法为涓生分担经济压力，有时连基本的后勤保障都难以提供，却只是一味地依赖。涓生在这一天胜似一天的索取和烦忧中感到窒息，不禁思考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 ，在几次欲言又止后，终至于对子君说出那句“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涓生的坦白对时时处处依附于他的子君而言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某种源头性的东西被切断了，郁郁寡欢的子君被父亲接回家中，不久后年轻的生命就画上了句号，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四太太的不独立让她无路可选，子君的不独立让爱窒息。当然，子君和四铭太太本身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年龄、性格、学识、思想等方面，概括来讲，就是一“新”一“旧”。但是，在琐琐碎碎中，她们的眼界逐渐狭窄，长期的依赖使她们以丈夫的爱意表达和忠诚作为自己的“事业”；这项“事业”一旦遭遇挫折，对她们而言，都是“绝境”，能否“逢生”，从来都是未知数。如果说，实现“双重独立”对四太太这样的“旧人”而言要求甚高；《伤逝》则表明，对于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新式女子，对于那个能够决绝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的子君而言，也同样艰难。

三、“无形的枷锁”

那么，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她们为何不独立。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追求独立吗？未必见得，还应考虑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否允许女性获得独立。

《肥皂》中，在四铭的视野里，女子根本就没有必要获得知识，女人是属于家庭的，不能够参与社会性事务，他不认为女性应享有受教育权，甚至是在街上行走的权利。而持有此种观点的，又绝对不限于四铭一人，何道统、薇园想必也是“同道中人”；而他们仅仅是一个缩影，微缩了旧时代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在一个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生存环境，在这样苛刻的生存环境中，四太太连长时间在室外活动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又从何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独立呢。不可否认，曾经的子君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个神采奕奕、豁达无畏的子君是那样地充满魅力，与后来眼神涣散、神情淡漠的她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君囿于家庭的狭小空间中，每日接触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叫她如何能获得经济的独立呢，更遑论有质感的灵魂。纵然是“新”如子君，在构建自己的小家庭后，也要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安安分分在家做一个操持家务、饲喂鸡狗的好妻子。在旧中国这样一个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以压倒性势力主宰着一切，女性只能生活在其压制下，“三纲五常”的规约在男性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便以“夫为妻纲”来定义女性。在密不透风、暗无天日的环境中，“独立”一词对女性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

而假使这“天方夜谭”实现了，洞悉了四铭不轨心思的四太太有大闹一场甚至是为此离婚的底气，又有谁会支持她捍卫自己的婚姻、允许四太太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的要求呢？没有！保持了独立，子君在遭到涓生“我已经不爱你了”的冷面拒绝后，就能果断离开，寻觅新的生活，抑或是奔向新的怀抱吗？被接回家的子君要面对的只有父亲的威严和周遭人的非议：对于已经嫁为他人妇的女性而言，被接回娘家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与被嫌弃、有过错相联系，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在人生的尽头，连墓碑都不能有。周围的压力让子君难以自处，更无须说奔向另外一个怀抱，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事件。更何况，在她与涓生同居时就已遭到了自己的父亲和胞叔的反对，在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被认可的时代，子君的父亲又怎么可能让她再一次“选择爱”呢。

关于此种种，鲁迅先生发表于1925年的《离婚》给了这些假设以出口，对此进行了解答。主人公爱姑算是那个时代中顶有觉悟的女性，她勇敢而泼辣，对自己该争取的权益有清醒的认识，并竭尽全力去为之斗争，不为自己的丈夫所奴役；且自己的家境优渥，父亲庄木三是“沿海三六十八村”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丈夫“姘上了小寡妇”；爱姑就骂他是小畜生；自己的公公不主持正义，被爱姑骂为“老畜生”。因此他们决定要“休掉”爱姑。爱姑为了自己的名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挑战封建势力。这样“强大”的爱姑，本是有理有据地向主持道义的七大人细数委屈，最后竟至于哑口无言、狼狈收场，这固然与其主观上的不够坚定有关，但是更为致命的，仍旧是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地主集团为施家说话，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旧秩序。因为爱姑的反抗动摇着封建统治的基础。男性中心、蔑视女权的买卖婚姻制度，正是封建纲常的重要一环”。在爱姑与一众男性势力的对峙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势力不允许女性有争取独立、积极维权的情况存在，允许爱姑来说理，已然是“法外开恩”了。

由此，当时的社会并未曾给女性以喘息的空间和余地，严苛的环境如无形的枷锁般束缚着她们，即使“女性独立”这个小火烛暂时照亮了周围的黑暗，怕也会因为“缺氧”而很快熄灭。

也许当时鲁迅先生早已清醒地看到了女性独立解放、摆脱桎梏的艰难，早在1923年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就尖锐地指出了娜拉飞出笼子后的结局，做出了“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断言。女性的解放和独立之路是一重又一重的过关斩将，是女性自己的觉醒，是整个社会意识的转变，这一伟大的命题一直延续至今。

①李长之： 《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3 页。

② 〔日〕 竹内好： 《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 版 ，第 77页 。

③④⑤⑥ ⑦⑨⑩⑪⑫⑬⑮⑯鲁迅： 《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51页，第51页，第51页，第52页，第53页，第53页，第53页，第52页，第52页，第54页，第54页，第55页。

⑧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⑭ 袁少冲：《另类的封建家庭与假道学——〈肥皂〉新解兼及对研究史的几点反思（上）》， 《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