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汕头市图书馆创建于1921年，共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921-1928年為“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1928-1946年为“汕头市立图书馆”;1946年-1949年为“汕头市中正图书馆”。这三个阶段与现代中国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发展密切相关;服务对象从普通成人到儿童、学生、学者;文献资源从通信图书到进步读物和外文书刊;服务内容从单一文献服务到多样文化活动;在提高民众素养、传播文化知识、丰富城市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汕头市;公共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市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53-03

1921年3月汕头设立市政厅。[1]95同月，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在商业街挂牌，标志着汕头市公共图书馆事业起步。[2]167自1921年至1949年，汕头市图书馆经历的变迁与发展，是民国地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缩影，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拓展。

一、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阶段

（一）汕头市设立图书馆的背景

1921年3月，汕头设市建制当月，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在商业街尾开馆。该馆设立的历史背景是民国初期通俗图书馆在全国迅速发展，社会背景是晚清至民国以来汕头文化与教育事业的逐步发展。

1915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民国第一部全国性图书馆法规《通俗图书馆规程》。该法规第1条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3]184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设立面向公众开放的通俗图书馆，并且不征收阅览费（第8条）。[3]184在立法保障的推动下，各地通俗图书馆蓬勃发展。该法规颁布的第二年，根据1916年《各省通俗图书馆调查表》统计，全国有公立、私立通俗图书馆总计237个，在图书馆事业最早起步的湖北省，通俗图书馆多达44个，全省每日平均阅览人数1800人;山东、河南两地各有20多处通俗图书馆，全省每日平均阅览人数也超过千人。依照《通俗图书馆规程》的要求，汕头市政府成立当月旋即设立通俗图书馆。

1860年，汕头开埠，各种新思想传入，至民国初年，汕头埠已经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的新潮口岸，建筑、宗教、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处处可见中西并存。有民谣为证：世事年年奇，剪掉辫，解脚缠，老翁上教堂，老婆念“阿弥”，兄读孔子正，弟读ABC。[4]396民国以来，汕头经济政治地位快速上升，文化与教育事业日益发展，1920年，汕头有小学（不含私塾）59所、中学7所[5]。这种文明开放、求知求新的社会氛围与现代图书馆思想同声相应，是设立通俗图书馆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1919年成立的潮安县图书馆（1925年改名“潮安县立通俗图书馆”）、1920年成立的揭阳县立图书馆，对新生的汕头市图书馆事业起到一定的示范与推动作用。1921年，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成立后，潮汕各县市除南澳县外亦纷纷设立通俗图书馆。[6]

（二）通俗图书馆与通俗教育

1928年出版的《新汕头》记有：“图书馆原为社会教育之重要机关。本市从前设立市立通俗图书馆一所。”[7]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的设立早于汕头市教育局及其下置的社会教育课（1921年4月设立）。[2]图书馆初创时月经费约207元，[7]馆藏图书数千册，阅览坐席在30—40个之间。[8]110

民国政府教育部下设有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与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管理的9种事项当中，包括图书馆与通俗图书馆，其中通俗图书馆对应着通俗教育。1915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颁布的《通俗传习演讲所办法》《通俗教育演讲所规程》《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等法规，与《通俗图书馆规程》一起构成了民国初期的通俗教育体系。[9]按照法规规定，通俗图书馆收藏的都是通俗图书。1920年的《浙江省立公众运动场附设通俗图书馆章程》提供了通俗图书的参考范畴：科学浅说、小说戏曲、讲演录、通俗新闻杂志、图书标本、现行法令章程及文告。[3]可以看出，通俗图书馆的藏书是浅显易懂、富有时效性、民众喜闻乐见的，第六类“法令章程及文告”已经相当于普法专柜。

由于通俗图书馆阅读免费，所要求的知识门槛很低，加上政府在各县市的推广，民国初期通俗图书馆的读者人数是各类图书馆中最多的。林传甲《呈教育部请整顿图书馆以广社会教育文》可以印证：“京师图书馆阅书人数，本馆不如分馆，分馆不如通俗图书馆”;“（黑龙江）通俗图书馆比之省立图书馆，用欵不及什之一，阅书人数则多至数十倍。”[3]所以，通俗图书馆是通俗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李大钊1919年在演讲中主张“全民阅读”：“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者研究室。”[3]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作用，1926年7月，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迁至崎碌外马路，人员与经费得到增加，藏书通过采购与捐赠增加至万余册，馆舍环境的改善，以及市政建设对于交通便捷的提升，使得读者日益增加。[8]110

二、汕头市立图书馆阶段

（一）快速发展期的业务与服务建设

1928年，汕头市立通俗图书馆更名为“汕头市立图书馆”，[2]4意味着图书馆的馆藏与服务建设将面向更多层次的读者。图书馆馆舍系向基督教青年会租赁，现址在汕头市外马路邮电大楼后，设“外借处”与“报刊阅览处”。[2]167每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中午1时至5时。[10]外借处编制有《汕头市立图书馆阅览章程》13条。其中，除了规范阅读秩序（如第6条：阅书时不得高声朗诵及谈笑），维护阅读环境（如第8条：凡有传染病、神经病及酗酒者，均拒绝阅览）等条例之外，最重要的是第1条：阅书人欲阅某种图书，需先查目录，暨在阅书证上填写姓名、职业、书名及其号数，然后向管理员索阅。[10]查阅目录，说明已经编制了书目索引。

1927至1936年，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结束，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增长较快，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0年，全国图书馆共1428所，到1936年增至5196所，[11]280五年时间增长2.63倍。图书馆理论研究取得显著进步，十年间国内出版与发表的图书馆学专著与期刊论文达4065件。其中，分类编目的研究有421件，是图书馆业务中受到研究最多的内容。[11]305由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图书馆入藏书刊的内容，以及国外分类体系的传入，这时候产生了新版及改订的图书分类法，如1929年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5年修订版的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12]307按书名及其“号数”索阅，说明汕头市立图书馆使用的是带有号码的现代图书分类法。

汕头市立图书馆每月购置书刊的经费为50元，其中购书经费18元，其余32元用于购买刊物。刊物订有艺术刊物、时事杂志与儿童刊物等，报纸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申报》《福尔摩斯》《晶报》《大公报》《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循环报》《超然报》《新中日报》和本市各报等。1934年上半年，图书馆每月平均阅书人数为1122人，阅报人数约为阅书人数的两倍，至7月份最多，有2827人。[10]这个时期，潮汕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对外交流与移民频繁，民众对于国内外时局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加，如学龄对象欲获取学校招生考试资讯、侨眷欲了解家人在海外的移居地的情况，使得阅报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除图书馆外，各县还设有阅报处（阅报社），如潮阳一县的阅报处就有300余所。[13]

1929年出版的《汕头市市政特刊》里，有一座“图书馆”出现在中山公园建筑物计划中。[14]1932年5月，市政会议正式提出在中山公园筹建“中山纪念图书馆”（简称“中山图书馆”），扩充原市立图书馆的馆舍、馆藏、设备，以满足市民与学生日益增长的阅读与文化需求，且建于公园内，环境清幽，远离车马喧嚣，更适宜潜心阅读，以孙中山总理的革命精神与读书成绩勉励求知治学。新馆拟附设全市学校展览室、古物保管室，后增加潮文献室;拟组织学术演讲会，聘请社会名流学者到馆演讲。[15]可见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加，除了文献阅览功能，还增加了读者活动，如展览与演講。因市长换届与经费问题，筹建中山图书馆的计划最终夭折，但在公园内建馆、与休闲功能相结合、提供多元文化服务的设想，已经接近于城市第三空间的理念，值得肯定。

（二）图书馆作为进步思想宣传阵地

从1928年到1939年，汕头市立图书馆的藏书量逐年增加至约30000余册，包括古籍约5000册。进步书刊数量约2000—3000册，如鲁迅、巴金、沈志远、邹韬奋、张仲实等人的著作，[8]111在藏书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抗战爆发前夕，民众关心国家大事，阅报室读者激增为此前的两三倍，每天各个时段都是满座，晚到者只好站着阅报，到闭馆时仍有很多人流连阅读。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抗日战争期间，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从民国以来的向公众免费开发，又向“主动服务”跨进了一大步。图书馆把主动服务作为投身抗战的实际行动，当时开展主动服务的方法有：编制专题书目或索引，如《战时国民知识书目》;根据特别需要开展馆外服务，如中央图书馆在国民代表大会举行时设有临时阅览点;流动服务，以流动文库到各地提供阅读服务，如将流动书橱运到伤兵医院;组织读书活动与演讲比赛等，[12]310进一步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很多青年由此投身到革命队伍中，走上抗日前线。汕头市立图书馆的“战时书刊阅览室”，就是一种战时的专题文献服务与抗战爱国思想教育，发挥着图书馆作为先进思想传播阵地的作用。

1939年，汕头沦陷前夕，敌机轰炸造成市立图书馆馆舍部分震塌，图书馆将文献等转移后停办。[8]1111944年，伪政府以福平路正始中学二层楼复办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汕头市立图书馆复办。[2]167

三、汕头市中正图书馆阶段

（一）战后恢复与完善图书馆职能

1946年，汕头市立图书馆迁至外马路原日本小学旧址，同年10月31日改名“中正图书馆”。1947年2月17日，汕头市中正图书馆正式开馆，同年12月15日奉准立案。[16]57

据汕头档案局1947年上半年度“中正图书馆工作报告”，汕头市中正图书馆馆藏中英文图书3596种8313册，采用最新的杜定友《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目;中英文杂志217种1224册，报纸80种约4100份。虽然图书馆的藏书量尚未恢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水平，但如果参考1947年“全国省市公共图书馆统计”，全国（含台湾省）共有51所公共图书馆被收入，其中广东省有3所图书馆，分别是广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与汕头市中正图书馆，[12]301这说明汕头市中正图书馆在战后两年内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对较快的。

结合工作报告档案与《汕头市政概况》中“汕头市中正图书馆三十七年上半年工作概况表”分析，汕头市中正图书馆1948年上半年的工作有如下新变化。

第一，延长服务时间：实行每日开馆8小时，任何节假日一律照常开放，并“绝对保持准时开放”，半年来开放182天。第二，举办展览：“报纸杂志展览”，展出报纸330种、杂志64种，丰富节日文化生活。举办“国民大会照片展览”，计划展出民众亟盼参观的珍贵照片，如全运会照片，是一次新闻摄影展（该展览9月份举行，三日内吸引超过10000名观众参观）。第三，资源共享与文化推广：上述报纸杂志展览，所用资料除了馆内收藏者，大部分是向省馆及其他文化机构洽借;照片展览所用图片，计划直接向各地借用。同时，中正图书馆也将馆藏报纸借出展览，“欢迎各处借往展览，以广流传。”第四，参考咨询：如收集京、沪、港、穗各地职业学校及专科以上各院校招生简章、全国各类考试的应考须知，集中公开张贴，以供考生参考。为做专题研究者提供各种参考文献，如开明电灯公司派人前来查阅金融物价资料。第五，读者辅导，为读者解答各种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关于图书馆（的利用）问题。[17]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战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活动增多，推动理论发展，抗战结束后，图书馆在恢复传统业务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服务手段，进一步完善图书馆的职能。汕头市中正图书馆馆长陈岫山曾任职广东省立图书馆主任多年[10]，上任后进行了整顿与创新，使中正图书馆获得战后一次较快发展的机会。根据民国三十七年上半年“阅借书统计表”，上半年阅览总人数为36698人，平均每月6116人，约为战前每月阅览人数的3.7倍;借出图书1366次1779册，平均每月办理228次借书手续，借出292册书。[17]

（二）附设于图书馆中的市立民众教育馆

1946年，原设于正始中学内的汕头市立民众教育馆迁至汕头市中正图书馆楼下，附设于图书馆中。民众教育馆分为总务、教员、生计、艺术四个组，[5]举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包括：（1）设儿童阅览室与书报阅览室，1948年度上半年每日到馆阅览150人以上，相当于中正图书馆的分馆;（2）举办各种免费培训班，如国语讲习班、初级与高级民众夜班，特别是针对失学妇女的补习班;（3）组织宣传演讲，如民众讲座、巡回演讲、播音通俗演讲等;（4）举办群众性展览与游艺活动，如1948年上半年度举办了全市象棋比赛、图片展、书画展、音乐晚会、夏令卫生运动、儿童节儿童健康比赛等;（5）设立其他辅助机构，如问字处、代笔处、儿童乐园、职业介绍所、就学辅导处等，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进行了补充。[17]

1932年，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在选址上要求“择人口稠密之地”，以利于普及与辐射。1935年颁布的修正规程，要求民教馆下设教导、阅览、健康、生计、事务五组，可见民教馆也属于藏书机构。[18]抗战前，揭阳、普宁等地已设民众教育馆。[13]138抗戰爆发后，民众教育馆承担起培养民族意识、推行国民教育、为抗战动员与训练的重大使命，在前线和后方都得到发展。抗战结束后，潮安、潮阳、饶平、惠来、澄海、南澳岛等也先后设立民众教育馆。[16]54汕头市立民众教育馆曾由饶宗颐主纂《潮州先贤像传》并出版，进行本土文化教育。[16]57

四、结语

产生于近代中国民族危亡背景下与民主运动发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自萌芽之日起就承载着“广开民智、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始终围绕着“社会教育”的目的进行实践。以民国时期汕头市图书馆的三个发展阶段为例，服务对象从普通成人到儿童、学生、研究学者，文献资源从通俗图书到进步读物与外文书刊，服务内容从单一的文献服务到多样性的文化活动，在提高民众文化素养、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丰富城市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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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斯楷（1989—），女，汕头人，单位为汕头市图书馆，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地方文献、公共文化服务。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