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缘起

本文试图说明，尽管阶层的各种资源对代际社会流动具有支配性的影响，能动性对代际社会流动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而能动性与目标导向密切相关。它具体体现为人生目标及人生规划的确立。依照阶层资源水平高低和能动性高低的不同组合，我们可以把社会流动模式分成四种理想类型：第一，“高资源、高能动性”；第二，“高资源，低能动性”；第二，“低资源，低能动性（或逆向能动性）”；第三，“低资源，高能动性”。第一和第三种类型可以合称为阶层再生产模式；第二和第四种类型可以称为阶层流动模式（表1）。

表1：社会流动中的资源水平、能动性与目标导向性的组合类型

在表1中，第一种和第四种类型均是能动性较高的模式。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是能动性较低的类型。本文将集中分析能动性分别在阶层地位再生产和阶层流动中的作用。在本文中，社会流动主要通过教育获得来说明，能动性则主要通过目标导向性来说明，而目标导向性主要体现在人生目标及其规划的确立上。

目标导向与阶层地位再生产

在事关孩子前途的问题上，精英阶层父母往往为子女确立和灌输一种更远大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因而在代际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更强。而低阶层父母在子女培养上，往往是更为短期目标导向的。目标导向作为一种能动性的体现，是阶层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它具体体现为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差异。表1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均属于阶层再生产的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人生目标及规划（目标导向）构成阶层再生产的中介因素。

1. 人生目标及规划的确立能力与阶层地位再生产

在中国，由于从小学开始，学校就分为重点和非重点，高校也分为“985”“211”和其他高校，而教育资源也按照这种区分而进行差异性配置，这导致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过程，提早到了小学阶段。学生只要在前一个环节（如小学）在竞争中失败，就可能导致后面环节的连环失败。这意味着，家长提早为子女确立人生目标及规划，对于子女的社会流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往往被植入不同的人生目标及规划中。这表明，不同阶层的父母赋予子女教育以不同的目标导向。这导致家长们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和资源的差异。相应地，子女们通过教育的通道而获得的阶层地位也不同。显然，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差异，是不同阶层的代际社会流动差异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不同阶层子女在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生目标及规划的确立能力；以及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形成模式。人生目标及规划确立能力是两种相互关联的能力的组合。第一，目标确立能力。目标确立能力上最重要的方面是目标高度。一方面，过低的目标会对社会流动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威利斯的《学做工》中英国工人子弟就是因为把人生目标确立得太低，导致他们事实上只能再生产父辈的低阶层地位。另一方面，目标过高也容易因为目标难以实现而最终发生挫折，并因此放弃目标。第二，围绕目标的规划能力或操作化能力。人生目标要通过一套具体可行的人生规划来达到。这种规划让社会流动成为一种带有阶层自觉的能动行为。

可见，之所以不同阶层子女在社会流动上的结局会有重要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阶层父母在涉及孩子的目标确立及规划能力上存在差异。在人生目标的高度上，出身低阶层的孩子往往只能形成比较低的人生目标。一方面，物质条件限制了低阶层孩子的人生目标的高度。另一方面，低阶层父母及孩子缺乏把人生目标“操作化”的能力。他们往往只能执行制度或机构（如学校）为他们制定的制度性计划（如：学生培养计划），而没有体现自己能动性的计划。

人生目标决定了人生规划的行动链条长度。人生规划要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临时抱佛脚”往往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为子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父母，往往不会为子女制定长远的人生规划。因此，这些孩子可能就会因为追求短期快乐，而付出更长时间跨度的社会流动失败的代价。而那些为子女确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父母，更善于把远期目标与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效连接起来，并制定相应的人生规划。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子女为实现人生目标的行动链以及行动的提前量，都足够长。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实现需要长时间才能累积起来的竞争优势。而那些社会流动失败的孩子，不但是因为其人生目标的高度不够，而且即使其人生目标有高度，也可能会因为人生规划的行动链过短，而无法实现目标。

2. 人生目标及规划形成模式与阶层地位再生产

在子女培养模式上，拉鲁所说的工人阶级子女的“自然成长”模式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协同培养”模式，对应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目标及规划形成模式。后者所对应的是“宏图模式”，前者对应的是“近视模式”。

“宏图模式”指的是，父母在子女尚幼小时就为他们确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并据此而制定相应的人生规划。尽管这种人生规划允许动态调整和修正，但持有“宏图模式”的家长，往往会在一早就为子女确立较为远大的人生目标，并力图使这种目标内化到子女的内心。在“宏图模式”中，人们在代际社会流动上的计划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较强。

所谓“近视模式”指的是，父母因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缺乏，或者放任子女自发地形成短期化人生目标，或者主动地为子女确立短期取向、低下并容易实现的人生目标。待这种目标实现以后，子女向上流动的路径就被锁定了，他们只能始终停留在低下的阶层地位。威利斯的《学做工》中的工人子女的情形，就属于这一种。他们早早就自发形成了做工人的目标，并因此而挑战学校的主流文化而不愿努力学习。这种目标在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实现了，但从此以后他们也就只能一辈子做工人。

在阶层固化的情形下，精英阶层家庭的“宏图模式”和低阶层家庭的“近视模式”同时在各自的阶层位置起作用。前者促成了精英阶层子女复制了父辈较高的阶层地位，后者则导致低阶层子女再生产其父辈较低的阶层地位。撇开宏观条件不谈，阶层固化现象固然受到各个阶层的物质资源的影响，但各个阶层家庭的“目标确立模式”也发挥了中介的作用。

目标导向与阶层流动

一般来说，社会流动涉及两重资源：内生资源（或私人资源）和外生资源（如公共教育资源）。要实现社会流动，就要对这两重资源加以组合利用。如前所述，内生资源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家庭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子女的教育资本，因为家庭可以通过支付更高学费的方式进入教育质量更高的、市场化的私立学校。

但是，由于外生资源（如公共资源）同样对代际社会流动具有影响，因此，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状况，进而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然而，这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当然，不可否认，公共资源其实也是被分级（如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但是，对于相同的、哪怕是低级的公共资源，低阶层中不同家庭对其利用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这说明，即使是在低阶层那里，不同家庭在围绕子女的社会流动上的目标导向性和能动性，也是有差异的。

显然，低阶层家庭要对外生资源（公共资源）加以充分利用，需要发挥能动性。在这里，人生目标的设定，就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不具有远大的人生目标，人们更容易囿于家庭内生资源的不足而自暴自弃。但是，如果人们有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人们就更有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并利用各种外生资源（如公共资源），以弥补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状况。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临低阶层家庭子女的“低人生目标困境”：家庭阶层地位越低，家庭资源越是贫乏，子女的人生目标就可能越低。正是因为人生目标过低，导致低阶层家庭子女的能动性不足，从而对所能获得的外生资源（公共教育）的利用不充分。而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恰恰又是这些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机会。

可见，低阶层子女要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们能否打破“低人生目标困境”。一旦他们打破了这一困境，就更有可能发挥能动性，从而更充分地利用各种外生资源。那么，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究竟是否可以打破“低人生目标困境”？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是可以的。

低阶层家庭子女是如何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的呢？通常有两种模式：“目标借用模式”和“目标累进模式”。“目标借用模式”指的是低阶层家庭由于受到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借用或采纳了中产阶级家庭为其子女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及规划。

“目标累进模式”指的是，低阶层父母在子女的人生历程中的早期阶段，并没有为子女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父母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互动因素）的影响而不断修正和提升子女的人生目标的高度。之后，随着子女的不断长大，子女自身也会不断修正和调高他们的人生目标。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集中分析“目标累进模式”。它的一个常见的路径是，低阶层家庭先确立让子女好好读书的阶段性目标（教育目标），再利用相对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考试制度考上重点学校和大学，然后在大学中进一步修正和提升人生目标。

1. 儒家文化传统与学校老师作为学生目标的隐形确立者

如果说，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文化资本，那么，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对应的惯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就中国来说，儒家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超越阶层文化的共同文化。而儒家文化传统既包括重视教育和“望子成龙”的传统，也包括服从权威的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和服从权威的传统，帮助一些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

就儒家文化中服从权威的传统看，中国的低阶层子女未必会像威利斯的《学做工》中的工人子弟那样形成“反学校”文化。相反，他们往往更具有服从权威的心理。或者说，他们更“听话”。与威利斯的《学做工》的工人父母放任子女自然成长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的低阶层家长往往要求子女在学校要服从老师的权威，而不是跟学校对着干。这种服从学校及老师权威的文化心理，使得低阶层背景的子女常常可以配合学校的培养计划。这说明，儒家文化传统有助于低阶层子女突破“低人生目标困境”。

由于低阶层的子女愿意遵从学校和老师的权威，因此，学校老师也会在学生的人生目标的确立上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的意义上，在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的人生目标上，教师具有一定的弥补低阶层家长视野局限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老师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那些更优秀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中产阶层家庭。但尽管如此，我们同样不能排除低阶层子女借助努力而成为优秀学生的可能。

但是，由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同，不同学校，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学校的资源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学校的老师群体的视野、格局和事业心也有差异。

2. 客观化、标准化的招生制度与社会流动的通道

在国内的应试教育体制中，中小学老师之所以愿意在学生的人生目标确立上施加影响，是因为学生的人生目标确立有助于学校取得更好的绩效。中、小学的绩效评价，往往是建立在学生的升学率基础上的。因此，小学和中学老师往往会把考上重点中学或重点大学作为学生实现人生目标的必要通道来灌输给学生。由于现有的考试制度采取客观化、标准化的考核方式，客观上有利于低阶层家庭子女扬长避短：低阶层家庭的内生资源不足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客观化、标准化的招生考试制度所抵消。

中国的中考和高考实行的是一种统一的客观化、标准化的考核方式，学生之间只在考试分数这个单一维度上进行竞争。这样的考试制度客观上对低阶层家庭子女相对有利，因为它让精英阶层子女的文化资本优势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考试中的成绩，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提高的。

但是，自从国内高校开始实行自主招生考试和其他“加分”的招生政策以后，高校招生中的主观判断空间有所扩大，这在总体上对精英阶层家庭子女更有利，而对低阶层家庭子女不利。尽管如此，在目前，客观化、标准化的考试成绩在国内招生中的作用还是决定性的。

3. 大学同辈群体互动机制与人生目标的升级

低阶层家庭的子女的人生目标不但可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得到累进性调整，而且还可以在考上大学以后进一步得到提升。来自低阶层背景的学生可以通过在大学获得或提升文化资本，而弥补他们在孩童时代所习得的文化资本不足的劣势。这些学生除了在学校学习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也在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文化资本），并相应地修改和提升他们的人生目标。那么，导致他们人生目标重构的机制是什么呢？影响低阶层家庭学生人生目标重构的因素有很多，如：大众传媒、社交媒体、课堂教学和大学老师群体等。但其中一个被学者所忽略的是大学校园的同辈群体互动机制。它包括宿舍互动机制、班级互动机制和校园社团互动机制。这些机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让大学生有机会近距离密集地接触“重要他者”（即参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