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道

“滴水见阳光”，“一叶已知秋”。每当翻看家里的相册，宛如在翻阅一本悠远厚重的历史画卷，那一张张拍摄于不同年代、不同地点，有着不同衣着和神态的照片，记录、见证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70年的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我家相册的第一页、第一张照片是一张火柴盒大小尺寸、边缘泛黄的黑白照片，那是我二伯父周义之在1949年随刘邓大军参加渡江作战、进驻南京后，和同期入伍的同乡战友的一张合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解放军”，当年14周岁的二伯父周义之与安徽省临泉县土坡集（现为土坡乡）的9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怀着“前方打蒋军，后方挖蒋根，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革命理想，告别家乡和亲人，踏上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途。这张照片是他们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家照相馆拍摄的。小小的照片，见证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成为我们家当之无愧的“传家宝”。

接下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伯父在西藏军区学习、执勤、战斗生活的一系列照片。照片里的拉萨市容市貌、气势宏伟的布达拉宫、神奇的雪域高原、庄严的边防哨卡，照片上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和火热的军营生活，让人无比神往。

相册里还有其他老照片：1963年5月8日，二伯父作为参加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文艺工作者之一，受到三大总部首长接见时拍了合影;1964年8月，二伯父进京参加了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国庆观礼，并受到中央首长接见，拍下的照片场面宏大，令人震撼; 1974年，二伯父回家乡探亲，和爸爸妈妈在阜阳人民广场、青颍公园拍了合影。这些老照片都是黑白照，大部分尺寸较小，照片中大家衣着朴素，神情端庄严肃。透过这些，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广大农村普遍缺衣少食、生活困难，除非升学晋职、参军调动等重大场合和特殊需要，谁也不会拍照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逐渐吹醒了大江南北、万里山河。那是1978年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教室里念书，突然看到爸爸急匆匆地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快步走进教室。满头大汗的他一边抹去额头的汗水，一边对我说：“已经请过假了，马上跟我回家，要照相！”我兴奋地一下子跳了起来，一边大喊了起来：“我要照相了，我要照相了！”一边得意地往同学铁蛋那里瞅。这家伙在外地照了一次相，天天挂在嘴边，搞得大家羡慕得眼睛滴血。

一路上，爸爸将借来的自行车骑得飞快。这辆自行车可是生产队长的“心肝宝贝”，平时只有村里人相亲、开会、办紧急、重要事才借一下子，队长自己都不舍得骑。尽管坎坷不平的泥土路把我颠得像个盛满粮食的布口袋，可两耳生风的我还是感到不够快。

一到家，我一下子从车子上蹦下来，早就候在一旁的妈妈，给我打来了清水，认真地帮我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仿佛有一点灰尘，就能照下来似的。直到照相师傅乐呵呵地说：“大嫂，别洗了，没事的，一点点灰不影响效果！”妈妈这才罢了手。

照相开始了。师傅先强调了不要眨眼、不要抽动鼻子、不要低头等事项，然后端出了相机。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匣子，旁边是一个像皮球一样的东西。师傅神秘地在里面忙活了一阵子，就说：“现在准备好了，就开始了！”正当我觉得自己的笑脸最灿烂、感觉状态正好时，师傅却停了下来，对我妈妈说：“你的笑有点不那么自然，这样吧，放松一下！”等妈妈进入状态，大家认为“一切好”时，师傅又指着我：“你的头昂得太高了，低下一点。”就这样，几次三番的折腾，等到师傅认为大家表情最好时，我的感觉却一点也没有了。

照相结束了，妈妈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的饭菜，拿出了珍藏多年没有舍得动的酒，招待摄影师傅。喝过酒的师傅，拍着胸脯说：“这照相，包好，包好，否则我就用脑袋走路！”

记得当时爸爸还解释了一下照相的原因，只不过我的关注点一直在那个神奇的照相匣子上，反倒把为什么照相给忘记了。

照相师傅走后，我就天天盼望着能看到相片，心里就像有七八个猫在抓，连听最喜欢的老师的课都听不进去。不久，照片终于被送来了，可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张照片中我哭丧着脸，另一張干脆呆呆的，没有了表情，最搞笑的一张是两只眼睛都闭上了。好在是黑白照片，加上洗印的水平不高，也就无所谓了。这次经历导致我过去了好多年，一提照相还条件反射似的，心里有莫名的紧张！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当天发行的《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大报均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形式予以刊登。爸爸看到后如获至宝，拉着我一口气赶到场屋村周锦之家。大老远，爸爸就喜气洋洋地对周锦之大喊：“锦之，两岸能交流了，你的父亲有着落了！”

周锦之的父亲周胤藩，是我的本家二爷，1949年春天随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之后就没了音讯，做儿子的只能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埋在心里。在热心的老乡、海外华人高元斌先生的鼎力帮助下，周锦之很快收到了父亲从台湾寄来的家书。

“家书抵万金”，周锦之捧着父亲的来信，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而随家书寄来的一张彩色照片，让众乡亲眼前一亮，更让我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奇：原来，世界上还有彩色照片！照片上，周胤藩先生西装革履、面带微笑，背后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宽阔平坦的公路、奔腾蜿蜒的大河。乡亲们一边传看着一边啧啧称奇，十分羡慕。

来信中，周胤藩先生倾诉了30年来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提出想要一张大陆亲人的合影。这下大家犯了难，当时必须到县城去才能照到相，另外，庄稼人实在没有钱。周胤藩先生知道后，专门给家里寄了钱，叔叔们这才照了一张合影。过了约莫两三个星期，周胤藩先生在第二封信中寄来了彩色底片，底片有邮票大小，颜色看起来是黑色的，对着阳光一照，又都是白的。大家开始不知道这是何物，都很新奇。当时农村有走街串巷的乡村摄影师，告诉我们说这是底片。问他怎么变成照片，他说没办法，连省城合肥都无法冲洗，得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才行。最后，还是让我在福州工作的大伯父帮忙，在福州冲洗了照片，一家给了一张，大家都无比珍惜。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江淮大地，家乡发展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河有水小河满”，就拿照相来说吧，没多久集镇上便出现了好几家照相馆。1989年我们初中毕业时，曾经风靡一时的涂色照被真正的彩色照片所取代，只是彩色照片冲洗放大得到合肥才行，因此，除了合影外，我和同学的单人照片都还是黑白的。

自从有了这第一张彩照之后，我的彩照就逐渐多了起来。先是同学中先富起来的家庭有了120相机，再后来又买了135“傻瓜”相机，每逢大家生日或外出游玩时，都要照上几张，日积月累，到高中毕业，已经拥有几百张照片了。

1996年，大学开设新闻摄影课，父母特意用卖牛的钱给我买了一部全自动测光、配变焦镜头的理光牌照相机。我用它拍摄了许多新闻照片，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成了学校内外有名的摄影师，多次获得新闻、风景摄影比赛的奖励。因此，我后来被特招入伍，成为武警部队专职的新闻干事。从此，抗洪抢险、执勤处突、培训学习、交流观摩……都成为我的作品内容。

2002年，我又花5000多元买了一部数码相机，这样照相就更方便了。不仅能够即拍即看，而且再也不为胶卷不够用担心了，再也不为拍摄时角度不佳、人物表情不好而发愁了。而且，还能将图片第一时间发给报刊社，稿件采用率直线上升……2010年，我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照相、视频随心所欲，随手就来，想怎么照就怎么照，爱照多少就照多少，而且不用加印，直接保存就可以了。刚开始时，手机图片因为像素、清晰度等原因，不被编辑看好。如今，手机制造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手机照片的质量甚至超过了一般相机，曾经风靡一时的数码相机中的家用卡片相机已经停产。现在除了特殊场合、特别需要，我最喜欢的就是快捷方便的手机摄影、手机视频，即拍即看，即看即传，这可是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啊！

“绿荫不改来时路，添得黄鹂两三声”。现在，回看当年的老照片，从昂贵到低廉，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止到动态，回想它们背后的光阴故事，笑容越来多，越来越甜，记录和见证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心！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