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悦

离家

“先天性心脏病”这6个字是陈文生一家的痛。

陈文生夫妇生长在安徽池州一个农业为主的村庄，生活简单又自由。“若非找不足，那只能是看天吃饭。因多数农民都面临这难题，自然觉得没必要非得解决这难题。”夫妻俩从心底觉得乡村生活很美好，即使同村同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满载而归，都没能让他們心动。

可2000年，爱情结晶儿子陈辉的出生，却打碎了乡村生活的宁静和美好。陈辉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让清苦度日的陈文生夫妇，第一次对金钱产生了渴望，且是极度的，于是，走出去便成为夫妻俩唯一的出路。

那个年代，农村到城里的人很多，一个带一个，像穿糖葫芦似的。陈文生顺藤摸瓜，找到了已在沈阳落脚的远方表哥表嫂，把1岁多的陈辉托付给年迈的父亲后，夫妻俩背着行囊来到沈阳。

初来乍到，夫妻俩明显感到城市与农村生活的差异。首当其冲的就是住宿。为节约成本，陈文生夫妇在和平区砂山棚户区租了一间平房。

“这一带平房租客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天南地北哪儿都有，住起来反而少了刚进城的孤独。”陈文生回忆，当年的自己和妻子，除抡锄头种地，啥也不会，多亏了邻居和老乡介绍，才能接到一些别人不愿意接的零碎活计，可以边干活儿边学手艺。

半年后，摸清零工市场行情的夫妻俩，为快速赚钱，开始12小时无缝接活儿的生活。陈文生接木匠活儿、瓦匠活儿，妻子接刮大白活儿、贴墙纸活儿，白天各自为营，晚上一同回到出租屋，水煮挂面拌酱油，稀里糊涂吃一口倒头就睡，日复一日。

“有一次，饭吃到一半含在嘴里我就睡着了。”妻子眼角含泪，停顿几秒整理下情绪，又笑着说：“起先我们还相互打气，后来就习惯这节奏了。”妻子没再说下去，但从话中能感受到，对他们来说，最难的不是物质条件的艰苦，而是对远在故乡儿子的挂念，及能否抢在病魔前攒够治病钱的担忧。

重重压力之下，每半月一通电话便成了夫妻俩与幸福的唯一勾连。

“以前手机不普及，用公用电话，1分钟几毛钱，很贵的。”陈文生还记得，妻子每次往老家打电话都掐时间，当秒针走到58秒时，不管话说没说完，立马挂断，电话那头也心照不宣。“嘴上说电话不要打太久，要挑精华的内容去说，可每次挂断后，她又止不住地掉眼泪。”

妻子的眼泪流进了陈文生心里，他更加拼命地挣钱、挣钱、挣钱。刚见希望的曙光，却在2004年，被小儿子陈志出生时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书再次击溃。

无奈之下，夫妻俩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和田地，加上近几年的积蓄，又借了点儿钱，总算凑到近20万元，让儿子在沈阳做手术。庆幸的是手术很成功，“以后可以大刀阔斧赚生活了。”摆脱压力的陈文生，绞尽脑汁才想到一个成语形容未来，哪怕他并不懂这4个字是啥意思。

生活随着陈辉、陈志的健康成长，渐渐好转，陈文生夫妇的诚信、认真受到客户好评，相继带来更多的客户，还引得一群老乡跟着他们一起谋生……2009年，陈文生夫妇握着彼此满是老茧的双手，焦急地等在沈阳站前，他们终于完成了心愿，一家四口在沈阳团聚。

童年

陈辉、陈志终于每天都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刚来沈阳时，小哥俩每晚都睡得很晚，因为舍不得合眼。他们还希望能发明睁眼睡觉技术，这样即使睡着了也能看到爸爸妈妈，两不耽误。

团聚让一家四口了了思念的苦，也让陈辉、陈志走出农村，过上了电视里的城市生活。面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哥俩兴奋至极，“我是沈阳人”的字眼，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作文中。

然而，小哥俩并不也不可能自知，其实转变在本质上并没不同——农村留守儿童变成了城市留守儿童，换来的还有被出租屋独处而充斥的童年。陈辉、陈志顺其自然地过起“大带小”的宅生活。

2012年某天早上8点，我来到沈阳市和平区砂阳地区的一间平房，从窗外望进去，屋里只有两样家具，一张生锈的铁床和简易桌椅，其他地方都被陈文生夫妇做木工用的器具所占满。

开门的是11岁的陈辉，他略显警惕地站在门口，接过我手中的电话确认是妈妈同意后，才放我进屋，8岁的陈志不认生，闻声笑盈盈地扑过来想和我玩耍。不难看出，小哥俩的心脏病虽都已治愈，但体质仍较弱，身材也都很瘦小。

提到曾经的病情，陈生“噌”地站起掀起衣服，想要充分展示，即使我想去制止，因为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并不美好——手术留下的疤痕在小哥俩的胸口狰狞着。

“别看我们块头小，劲儿可真不小。”陈志高声强调，“我们天天都干活儿，可忙哩。”

“爸妈天不亮就去工地了，我负责在家带弟弟。”陈辉一边给弟弟盛早饭，一边自豪地说，“城里不比农村，车多危险，还全是长得一模一样的高楼，很容易迷路，所以不太敢出门玩。虽然只能在家看电视，干点儿家务活，或写写作业，但每一天都特别快乐。”

“他们晚上7点多才回家，早中晚都是哥哥给我做，全是好吃的，有炒鸡蛋、清汤挂面。对了，我哥会炝锅，像饭店大厨那样，厉害着呢！”

“晚上我把饭焖好，把菜洗好，等妈妈回来做。”陈辉挤进来插话，但明显抢不过弟弟。

“我会洗碗。”调皮的陈志不仅再次抢过话头，还说干就干，拿起抹布有模有样地演示起来。

“最快乐的事是做什么？”我问道。

“打架。”兄弟俩异口同声地说。

“可有时觉得放假不如上学好，上学能和那么多同学在操场上玩，在家很少能出门。”陈志一边拿着陈文生做木匠活儿用的工具当面具扮鬼脸，一边说。

“姐姐，带你去我们的秘密乐园，快走！”陈志突然起身，拿着“面具”拉着我就往外跑，陈辉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引路，绕过一片平房，来到了一处锅炉房院门口。

工人放假了，院里只剩下锅炉房储备煤堆起的小煤山。陈志侧着身子，从大铁门的门缝挤了进去，见我在犹豫，他才想到这缝隙太小我进不去。

“姐姐，你太高了进不来，就玩不了了，这里老好玩了，实在太可惜了！”陈志有些失望，转眼撒腿跑向小煤山。他手脚并用瞬间爬到顶峰，有些小得意地边挥手，边冲着我大喊：“我厉害不厉害？”

半小时后，在我强烈劝阻下，小哥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进屋后，看到满脸黑的陈志，陈辉不顾自己，急忙端过脸盆给弟弟洗起来。

“我们最想去爸爸的工地玩，那里肯定比煤山还有意思。”干净的陈志噘起小嘴，我没接话茬儿。因为，除了爸爸的工地，小哥俩没去过公园、电影院、游乐场、图书馆……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进城易扎根难，不仅让一代又一代的进城务工人员倍感纠结，远远超出乡村不知多少倍的生活成本，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在这里，吃穿住用行，样样都离不开钱。”在沈阳打拼了近20年，陈文生一路走来感触颇深。如今，他和妻子、孩子早已把自己当作沈阳人了。

不过，横亘在一家四口心里的沟壑，却没那么容易填平。

伙食费1000元，水电100元，各种生活用品500元，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一个月下来，无论怎么省都得过2000元。这还不算大儿子高三一对一补课4000元/月，小儿子补数学450元/月……

其实，在沈阳近20年的打拼，陈文生有了自己的建筑队，成为包工头，生活已无需过于精打细算。但为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不为生计发愁而一心扑在学习上，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几年前，陈文生开始接手外地的工程活儿。“只要赚钱，无论多少、远近，我都去。”陈文生经常一走就是六七个月，家里托付给妻子，妻子不仅做起全职主妇，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在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附近，依旧是两室一厅，不同的是，房产证上印着的已是陈文生夫妇的名字。如今他们已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上月，我应邀“参观”陈文生的新家，带着兴奋和好奇，我一早儿便登门了。没想到待我到时，陈辉已梳洗完毕准备出门。即便是周末，他仍要早起，因为在刚结束的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中，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夫妻俩商量决定给大儿子补报个冲刺班，再提高提高。

“姐，你看我壮没壮？”

我笑着应声，拉着穿戴整齐的陈辉坐在餐桌前。陈辉边和我说笑，边吃稀饭和小菜，吃饱后拎起书包向门口走去。

“姐，等我高考完了，你帮我填报志愿吧，我爸妈不懂，我也没有人可以问。”门开到一半，陈辉突然不好意思地回头对我说。我的思绪被打断，慌了一秒钟神儿后才反应过来，赶忙点头答应。开心的陈辉立马跑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方告别出门了。

我心里却五味杂陈。时隔7年再次相见，当年略显内向的陈辉，已长成开朗健壮的小伙子，曾经活泼得像个小皮猴儿的陈志却不见身影。陈辉道别后，在陈文生妻子的陪同下我走进陈志的房间，试着与他交流。

“还记得我吗？”我小心翼翼。

陈志见我进来，条件反射似的站起靠进墙角点点头。

“这哑铃多少斤？你能举动吗？”书桌旁的哑铃吸引了我的注意，为拉近距离我问道。陈志仅用摇头或点头来回应，几番尝试失败后，我只好退出房间。

“这孩子越来越不出息，回到家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问他啥总躲躲闪闪的，真不如小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内向了？”7年前陈志快乐的模样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面对如今的他，我怎能压住心中的疑问。

“那可不记得了，孩子大了有心事了吧？我也没注意什么时候。”陈文生妻子边收拾碗筷边说。

“他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正面看人，发现了吗？”我追问着。

“不愿意看人？没觉得呀，现在也挺好的呀。”陈文生妻子虽已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但已错过孩子家庭启蒙教育最好的年纪，而且现在除生活上的吃饱穿暖外，与他俩的交流并不多。“以前打工忙还累，回家很少能顾及他们，现在闲下来了，是应该多辅导和教育，但咱想插手也不会，更不知道该如何插手，为难啊！”

看着陈文生妻子忙碌的背影、陈志紧闭的房门，我没有再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