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景涛

摘 要：当前的道德生活研究主要表现出描述伦理学、道德生活史和道德人类学这三个研究领域，它们分别偏重于道德生活的事实、规律与价值方面特征。通过论证表明，道德生活的事实、规律与价值方面特征都具有一种自然主义属性，这种自然主义属性是道德生活概念的本质。

关键词：事实;规律;价值;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5-0061-04

道德生活又称为道德实践、道德事实，因为道德实践和道德事实的概念在日常语言中应用太过泛化，而道德生活的概念专指近些年出现的一种学术思潮具有较大区别度，所以我们这里用道德生活的概念。当前的国内外道德生活研究有一种兴起之势，但对于道德生活概念的定义和理解却较为随意和模糊。Michael Oakeshott认为“道德生活是由人类情感和行为决定的，它受艺术而不是人本性的左右。它是一种可选择的行为活动”[1]，Edwards，James C.认为“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道德生活本质上是公共的”，“但是对于一种爱的伦理，道德生活则是基于一种个人视角而非公共的”[2]239。国内的唐君毅认为道德生活是“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生活”[3]15，高兆明认为“道德生活是有关人们利益关系的实践理性生活，是追求人格完善、社会和谐与公正的创造性生活”[4]13等等。这些说法各有侧重，但往往过于抽象空泛让人知道是那么回事但具体怎样又说不清楚，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道德生活研究显然是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道德生活进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论证。

一、描述伦理学、道德生活史与道德人类学

前面我们提到，道德生活定义的说法有很多，但大多是从抽象思辨的角度进行从而容易流于空泛，所以我们这里不妨从当前影响较大的道德生活史、道德人类学和描述伦理学实际研究工作入手，通过它们所展示出的道德生活研究内容来对道德生活概念的性质进行认识。

1.描述伦理学

描述伦理学在国外有时候又称之为比较伦理学，后者偏重于对不同文化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宗教伦理进行比较，与我们后面道德人类学、道德生活史有一定重复[5]，所以我们这里主要集中于描述伦理学概念。但即使在描述伦理学概念下，很多学者也认为它是社会科学家的事情，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没必要太用心[6]。但实际上描述伦理学起源于休谟的是与应当问题，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事实之“是”与价值之“应当”之间的差异[7]509-510，接着被后来元伦理学的摩尔直觉主义加以明确。摩尔通过其“善不可定义”及其一系列论证，认为伦理学是一种“应当”而不可以用自然生活中的客观对象来加以规范[8]13。反对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主要是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用科学的、经验的方法来解释道德。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是杜威，认为“道德科学的公设是科学判断的連续性”，科学与价值互相渗透，彼此间没有绝对界限[9]。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福特通过人的德性品格等人性事实角度进行论证[10]66，塞尔从制度惯例事实包含价值因素角度进行论证[11]100，认为这些事实都必然内在地包含着价值成分。除了自然主义伦理学对事实中价值成分的肯定外，Nora Hmlinen在其《描述伦理学》一书中认为有四个哲学家对描述伦理学的理论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杜威所提倡地从道德到道德实践的转向，维特根斯坦对我们如何在日常语言中生活的关注，福科对历史性的相关实践和制度的关注，以及泰勒对核心价值的历史性追踪和表达。”[12]107国内的描述伦理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是与应当问题上[13]，直接涉及描述伦理学这一术语的很少[14]，另外则是在一些教科书中有简单提及[15]5。

2.道德生活史

道德生活史可以说是受到了“两个孪生式的运动”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史的影响[16]，这两个孪生运动都源于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17]6-7。日常生活史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德国和意大利。德国主要是以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It E.1ias）《文明的进程》为代表的日常史学研究[18]，意大利则主要是以卡洛·金兹伯格（callo Ginzburg）《奶酪与蛆虫》为代表的微观史学研究[19]。随后其影响力扩展至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诸多国家，80年代可以说是生活史研究的高潮，到90年代逐渐被新文化史以及历史人类学这一对孪生运动所取代。其中历史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由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提出[20]40。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人类学无论在人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都得到了充足的发展，相关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历史民族志研究、巫术史研究和口述史研究等。新文化史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其“新”在于以“文化”代替以往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亦即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态、预设或情感上”[21]52。后来逐步转向物质文化研究和身体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这两个孪生运动的兴趣范围都十分广泛，以至于其中的道德生活史研究角落一直未受重视，可归入其中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权利、暴力和情感方面，这里就不再展开[21]121-130。相比于国外道德生活史研究的沉寂，中国道德生活史研究在受到国内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史运动刺激下有了爆发式发展。主要表现为中国道德生活通史研究如张锡勤的《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22]、唐凯麟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23]、陈瑛的《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24]等;中国道德生活断代史研究如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25]、张继军的《先秦道德生活研究》[26]等;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如杨国才的《民族伦理与道德生活研究》等[27]。

3.道德人类学

关于道德人类学，根据Csordas的看法道德人类学以一种周期性循环的形式在历史上出现了几波浪潮，一直到现在才可以说是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局面[28]。首先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性的有Edel《人类学与伦理学》[29]Brandt《霍皮人的伦理》等[30]。第二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代表性的有Bailey《道德与权宜之计》[31]Parry的《金钱与交易道德》等[32]。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相关研究大量出现，主要表现为Didier Fassin的道德人类学[33]，Joel Robbins[34]和Jarrett Zigon[35]的道德的人类学研究，Arthur Kleinman等人的对地方性道德世界的分析[36]以及Michael Lambek等人的伦理的人类学研究[37]。国内的道德人类学研究开始兴起，有一些是介绍和引入[38]，有一些是结合具体国情的应用性讨论[39]，还有一些则是具体的道德人类学观察思考[40]。

二、事实、规律与价值

通过以上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生活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彼此间既有偏重差异也有交叉融合，共同构成道德生活研究的“事实”“规律”以及“价值”。

1.事实

关于道德事实的本质，我们这里不妨从一种上帝的视角或者说局外人的视角，讨论一下外星人的道德事实问题，从而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道德事实所指。假设人类在星际探索中发现一星球疑似有智慧生物活动，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一些建筑、器具、绘画、文字等行为影响物，其中有一些是道德相关的如监禁室、情趣用品、宣传画、行为守则等，这都是属于道德行为的结果;然后进一步细致观察会发现活动于其中的智慧生物本身，除了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外，最直观的就是外星人如何生存、发展、合作、竞争等的行为模式，这些大部分都是道德相关的属于道德行为的过程;最后我们才会深入外星人上述行为结果和行为过程的内在动因尤其是其中的价值动因部分，而这些显然主要来源于外星人特殊的生理构造、心理机制、行为习惯、历史偶然性等而导致的价值需求，这些需求在外星人的思维器官中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判断与决策过程，最终形成了道德行为的动机。

在上述对外星人的观察中，一是行为结果和行为过程都是很明显的道德事实，可以被直接观察记录，是道德生活研究的主要内容，但道德行为动机则因为其不可直接观察，因而事实成分和应当成分纠缠不清给我们造成很多困惑。二是行为动机中有一部分来源与外星人的外在地理环境、生活物资、历史偶然、默认习惯等客观条件限制，属于道德事实，因为这可以被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所证明，并且往往是不以外星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三是行为动机中有一部分来源于外星人的内在生理器官低级机能，属于道德事实，这是一类先天生而具有的认知器官、情绪器官、繁殖器官等生理结构所固有表现，如假设外星人异性繁殖，那么就会限制同性性行为，这些都是客观的可以被实验检验的。四是除了上述可以被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所解释的道德事实，另外还有一部分行为动机如外星人根据自己的直觉、显而易见的常识等而设立的基本概念、公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同一律、矛盾律等运算规则推演出的派生概念、定理等，这样一套语义和语法的公理系统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因此很难判定其究竟是一种自然属性的“是”还是另外需要增设属性的“应当”。对此我们有两种假说的解释方案，一种是假设它是类似于潜意识的外星人大脑生理机能，虽然现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无法解释，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现有科技局限，它会伴随着科技进步而逐步取得进展并在未来一定可以被某种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所解释，这种假说融贯性强，一定程度上可证实和证伪，但要求时间长且技术条件复杂;另外一种是假设它是类似于“理念”的外星人灵魂精神實体，内在地包含诸多应当规则，这种假说融贯性差，无法证实和证伪，属于一种特设性假说，但显然十分便捷。这两种解释方案，按照奥卡姆剃刀的经济原则，我们只能选择前者，并且这是一种最佳解释的推理，所以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应当”本身就是一种“事实”。

2.规律

道德生活史主要是对历史上的道德相关文献进行“在文献中作田野”，通过文本而直达其真实情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变迁规律做出探索。但是这种规律探索受到了主要是变量多、时间单位大的困扰。

在变量数量方面，大历史研究涉及几乎是无穷尽的变量，政治里面的激励、刑罚、监管等，经济里面的价值、价格、生产等，文化里面的绘画、诗歌、戏剧等，另外还有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等的诸多变量，它们都会对历史发展规律产生影响，以至于我们人类思维能力根本无法企及。对此我们可借鉴自然科学的做法，在自然科学中常有一种理想实验，它是以可靠事实为依据，在逻辑和各学科即有规律指导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研究对象的各方面条件加以理想化，具体来说也就是排除次要因素和无关因素干扰，使研究对象的主要特性及其规律充分暴露出来，从而获得限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的相对真理。典型的如伽利略斜面实验，还有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等。道德生活规律研究也当如此，我们必须从无穷尽变量中做出选择，限定研究对象而不要试图获得“宇宙级”规律或者说覆盖内容过多规律，限定影响条件而不要试图穷尽每一个细微影响。这样得出的微观规律是可重复观察验证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可操作控制的。如熬夜对医生清晨查房耐心影响研究，拖堂影响学生对教师评价研究等。有人疑惑，这样微观规律意义何在，首先它的确提供了日常生活指导;其次微观规律可以积累，使我们科学进步而不是原地徘徊;最后微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必然存在融贯性，在融贯基础上得出的宏观规律必然更加可靠。

在变量大小尤其是时间大小方面，大历史研究涉及大单位长跨度时间段，仅仅是提出假说而无法验证，各自都是言之有理而必然争议不断，无法真正促进科技进步。对此我们可借鉴自然科学的做法，在自然科学中科技的进步是从基本层次范畴开始的，逐步扩展到上位层次范畴和下位层次范畴。这是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术语，基本范畴是指与人体生理结构相匹配的大小、轻重、远近或抽象具体程度等的认知，上位范畴是更宏观的而下位范畴是更微观的，如家畜、狗、藏獒这一组概念中，家畜是上位范畴，狗是基本范畴，藏獒是下位范畴。在自然科学中，人体认知器官存在着先天阈值，在阈值内与认知器官相匹配的基本层次范畴知识最易获得，之后借助实验仪器扩展了人体认知器官阈值，从而获得更宏观的上位范畴知识和更微观的下位范畴知识，如首先是肉眼观察然后扩展到望远镜观察和显微镜观察，另外牛顿力学扩展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是一个很好例证。道德生活规律研究也当如此，我们首先必然受限于人体认知器官阈值存在月、年、十年的研究，但只有借助思维工具或实验工具扩展认知阈值后，才能够到达上位范畴知识的百年千年，以及下位范畴知识的如奥古斯丁“片在”。并且不仅仅是时间大小，任何一个变量取值都存在这样由基本范畴层次到上位范畴层次和下位范畴层次的积累扩展过程。

在限定变量数量和变量大小后，我们所获得道德生活规律就是可重复验证的，这种可重复验证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一种近似。因为按照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可能有完美的重复验证，这就需要我们对粗糙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小误差让实验数据无限接近理想条件下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科学研究也可能出现曲折甚至是谬误，因为就算是我们现在科学体系也不敢说真理，它仅仅是当前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程度，相信随着未来科技进步而一定会被更好的理论规律所取代。

3.价值

我们把价值归之于一种万事万物都具有的动态平衡趋势，对价值进行一个自然主义的解读。具体到道德生活概念方面，通过对日常道德行为在促进人们生理心理结构动态平衡中作用机制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有意义生活的认识。

首先在价值与需求的推理方面。道德人类学主要讨论道德对人的价值，这里的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一种是“他人”，所以相应的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他人和它物对“我”的有用性如邻居帮我提水，以及我和它物对“他人”的有用性如我帮邻居砍柴。后者其实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假设，因为“我”和“他人”都是人，“我”具有这样的需求满足，那么“他人”很可能也具有相类似的需求满足。

其次在需求与结构的推理方面。人们需求满足主要取决于人体生理心理结构，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决定了具有什么样的需求，当结构发生变化，必然导致需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如人在童年的生理心理结构决定了对于玩伴的需求，人在青年的生理心理结构决定了对于侣伴的需求，当到了老年时候的生理心理结构又决定了对于陪伴的需求。

最后在结构与平衡的推理方面。人们的生理心理结构决定了人们的相应需求，当需求得到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结构就达到一种短暂平衡。这种短暂动态平衡的反复过程不仅仅适用于人，具有一定内部结构的万事万物皆是如此，失衡的结构或者说运动变化后失衡的结构，必然导致趋衡的需求，趋衡的需求产生价值问题。所以说价值和需求其实都是一种自然属性概念，万事万物的结构趋衡都会导致价值需求。

三、道德生活概念的本质及其意义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借助于道德生活研究主流的描述伦理学、道德生活史和道德人类学，对道德生活概念的事实、规律与价值方面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异于自然界而需要增设的应当、需求等特殊实体，它们都可以被自然界元素、结构及其功能成功解释，或至少是最佳地予以解释。可以说，整个道德生活概念的所有特征都是一种自然主义属性，这种自然主义属性是道德生活概念的本质。对道德生活概念自然主义本质的澄清，使之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道德生活关注活生生的人，更加人性化。道德生活概念下的人是现实生活世界中当时当场的人，有喜怒哀乐也有吃喝拉撒，对这样人的考察必然更加贴近真实状态下的真实需求，而非假设的概念模型化的人，不是逼迫人去遵守“应当”，而是“应当”来源于更本真的人。其次，道德生活关注具体的事，更有实用性。道德生活概念下的行为规律是某一具体领域具体语境具体对象的微观规律，如“财产在两性择偶标准中权重影响研究”，“路遇熟人问候语效果分析”，“生女儿的父母幸福度比较研究”等，能够针对具体疑惑给出具体分析，并提供不同条件下的针对性道德选择，相比于模棱两可的普遍化伦理原则更具实用性。当然这种对微观规律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取消或取代普遍化伦理原则，微观规律既有真理的符合性同时也有真理的融贯性，这种融贯性在微观规律彼此之间可以演绎出复杂的普遍化伦理原则，同时也是对已有普遍化伦理原则假说的一种检验。最后，道德生活关注结构的动态平衡，更具操作性。道德生活概念下的需求、价值，乃至进一步的爱、幸福、人生意义等，都可以还原为结构的动态平衡。在这篇文章的相关段落中我们仅仅是把需求、价值进行了一个简单还原，其他的一系列相关概念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展开，而这也将是道德生活研究的一个重点。这种对结构动态平衡的还原，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是可以根据变量及其规律逐步逼近而实现的，而非以往的大道理泛泛空谈，因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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